畅通国内大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

黄群慧

  编者按

　　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再次强调“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如何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本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并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既是宏观领域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微观领域每个市场主体必须面对的发展环境和历史背景，为此，本版今日特刊发两篇文章，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带动企业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这一主题做出深入解读，以飨读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指出：“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自今年全国两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提到，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立足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的大背景，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提出的，具有重大意义。

　　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

　　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经济环节看，还是从西方经济学中要素及产品市场的供给—需求经济分析框架看，经济活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经济活动本质是一个基于价值增值，信息、资金和商品（含服务）在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不同主体之间流动循环的过程。如果考虑到经济活动的国家（或经济体）边界，经济循环则存在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之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时代，很少有国家只有国内的内部经济循环，绝大多数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国际经济循环。

　　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程度能够反映其发展的战略导向。经济发展史表明，很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经济赶超。出口导向战略的核心思想，是根据国际比较利益的原则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并以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产品的出口，从中获得贸易利益、规模经济、技术外溢效应，最终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相对于出口导向带动高速经济增长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进口替代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往往无法有效推进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增长。但出口导向战略也有一些缺陷，包括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外资依存度过高、经济安全风险大、关键核心技术受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巨大、内需亟待开拓等问题。这就要求经济体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须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增长型经济，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挖掘内需潜力，才能最终迈向高收入国家。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后，积极参与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以要素低成本、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但这种低成本、出口导向的高速增长模式已愈来愈不可持续，核心技术缺失、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低、国内市场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表明，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需要从出口导向转向扩大内需。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逐步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深刻的内涵。一方面，需要改变激励出口的政策导向，把满足国内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另一方面，需要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改变出口导向战略形成的我国长期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国际分工地位，提高满足内需的能力。另外，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不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而是强调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国内经济的供给质量，通过挖掘消费潜力，进一步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使得国外产业更加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更加依赖中国的巨大消费市场，从而在提高经济自我循环能力的同时，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

　　全面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

　　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不仅体现了发展战略转型的内涵，也适应了国内基础条件和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特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不断演化的反映。

　　从国内来看，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已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2019年GDP总量已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已经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大国经济基础。“十四五”时期，中国将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际上，从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的总量上来观察，我国已具备了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基础条件。从生产供给看，我国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需求看，我国具有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有形成超大规模消费市场的人口基础。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所在。总体而言，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市场，具有满足规模经济、集聚经济要求的条件，具备依靠国内经济循环的基础，而且近些年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物流行业、平台模式等的快速发展，又进一步提高了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的能力。

　　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持续深化，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加速拓展，再加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地位受到了较大挑战，促进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也是为应对这种挑战提出的要求。由于近些年贸易保护主义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呈现出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的逆全球化趋势，而疫情对全球生产网络产生了巨大冲击，各国都会从供应链安全角度进行供应链的调整，这必然会加剧经济去全球化的趋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面临巨大调整的可能。虽然疫情并未改变各国的成本结构和技术能力，中国自身的要素成本和中美经贸摩擦走向仍是影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地位的最主要因素，但疫情的负面影响不仅在于因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不断加大而威胁我国供应链安全，还在于疫情强化了欧美一些企业家、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实施贸易保护的主张和决心，会在产业链供应链层面对我国目前已有的优势地位产生深层次影响。此时，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格局，无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逐步形成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和不平衡，国民经济循环无法有效畅通的矛盾主要方面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因此必须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国民经济的“经络”，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从而不断扩大国内经济循环。从经济循环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主要环节看，目前循环不畅的主要表现是企业的供给质量不高，难以有效满足居民对优质商品和服务型消费的需求，产业的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水平不能满足消费者消费升级的要求。为此，围绕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攻克“卡脖子”技术问题，畅通产业链和创新链。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前瞻技术和战略性技术的研究；努力完善试验验证、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信息服务等基础服务体系；构建产业创新网络，提高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协同性，构建全社会范围协同攻关的体制机制；通过完善环境不断改善中小企业创新的“生态位”，有效发挥中小企业在提升工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对于投入巨大、技术难度高，市场主体单独难以攻克的重大战略性、基础性技术问题进行攻关；修补制造业创新链，弥补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之间的创新链缺失，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培育公平竞争环境，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畅通市场体系和供求循环。公平竞争是市场体系高效运行的基础规则，必须保证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切实深化国有企业分类改革，通过推进公益性企业回归公益定位实现国有经济战略功能，通过推进商业类企业回归企业属性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从而促进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形成。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绝不仅是为了国有企业自身做强做优做大，还要有利于培育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正确处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充分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我国总体上处于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时代过渡、开始高质量工业化的时期，产业结构日益完备、产业技术水平逐步向全球技术前沿靠近，长期以来形成的与我国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相适应的、选择性产业政策主导的政策体系，已越来越不适用了，产业政策将更多强调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竞争政策将越来越发挥基础性作用。从国际市场看，我国要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竞争政策等举措，积极融入新的多边贸易投资规则，以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切实解决“脱实向虚”结构失衡，畅通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循环。近年来，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问题突出，成为阻碍国民经济有效运行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切实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已成为国民经济能否良性循环的关键所在。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实施机制和具体措施加以落实。一定要重视金融的短期风险与实体经济长期风险的平衡，下决心解决这个阻碍我国经济有效循环的长期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