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丝绸之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

康建国 翟禹 吕文利

“丝绸之路”的本意是指，中国古代把丝织品运往地中海沿岸诸国的、横跨亚欧的古代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之路。这一名称最早由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正式提出，后来经过阿尔伯特·赫尔曼等学者的论证和推广，被用于泛指古代连接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经济贸易与人文交流的通道。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丝绸之路交通路线有“两大类、三大干线”，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大类，“草原之路”“绿洲之路”和“海上丝路”三大干线。

草原丝绸之路是沟通东西方交流往来的一条重要通道，在欧亚草原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不同时代是变动不居的，但由于蒙古高原独特的地理特征，从中原汉地进入草原的通道和草原上东西往来的通道均受限于高山大川的分布和走向，因此草原内部和草原与周边地区之间的通道仍是有迹可循的。一般来说，从中原汉地出发，要通过几条路线跨过大漠戈壁向北进入蒙古高原，来到鄂尔浑河流域、贝加尔湖一带，然后向西或经西伯利亚草原直达东欧，或向西越过杭爱山，沿阿尔泰山西行，向南折入天山以北地区，再向西抵达咸海、里海和黑海沿岸乃至更西的欧洲地区。这条路线横贯欧亚北方草原地带，地理景观以草原为主，兼有荒漠、戈壁、山地和河谷等。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史前时期草原上的东西文明交流与草原丝绸之路的诞生。考古资料表明，史前时期草原诸先民之间就存在着频繁往来。自今内蒙古地区东部向西延伸至欧亚草原地带，在多处文化遗址中均出土有距今约4000年前的长条形细石器，这种细石器文化在当时曾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北部草原地带，这说明当时欧亚草原东、西两端是相互连通的。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了欧亚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历史，如斯基泰人、马萨革泰人等，认为他们相互之间往来的通道便构成了所谓“斯基泰贸易之路”，即早期草原之路，而“丝绸之路”概念的正式提出，恰好回应了人类早期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也使得后世对这一具有相通文化情境的历史有了更为准确和系统的认知。

二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贯通。公元前209年，匈奴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草原汗国，其统治疆域横跨整个欧亚草原，由此贯通了草原丝绸之路。两汉政权与匈奴虽时有战争，但是双方的互动交流仍是频繁的。汉朝每年向匈奴输出大量的钱币、丝绸、粮食以及其他生产生活用品，而匈奴的马匹也大量输入内地。另外，随同汉代和亲公主进入草原的还有大量的汉人随侍和技工，这些中原汉人为草原地区的居民带去了中原农耕文明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和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草原的文化面貌。匈奴将这些大宗物品部分留作己用，其余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各地互通有无，从而增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汉代草原丝绸之路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蒙古高原径直向西翻过阿尔泰山，沿额尔齐斯河继续西进，经巴尔喀什湖北岸南下通向大宛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另一条是出蒙古草原后南折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海向西南斜穿甘肃河西走廊，然后沿天山南麓一直向西行至喀什绿洲，最后翻越帕米尔高原来到费尔干纳盆地。

552年，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大败柔然，自称“伊利可汗”，占领天山南北地带，建立了突厥汗国，旋即控制了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绿洲之路中段及欧亚草原地带交通要道的枢纽地段。关于隋唐时期草原丝绸之路，《隋书》记载有三条，其中的“北道”就是草原之路，即由今哈密越过天山，到巴里坤湖及铁勒等部。由突厥可汗庭西进，经乌拉尔山、伏尔加河流域等草原地带，到达拂菻国和西海（今地中海）。唐代前期，唐太宗李世民被草原诸部尊称为“天可汗”，为了沟通草原部族与唐王朝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回鹘诸部首领赴中原参拜唐朝天子，多走的是“参天可汗道”。

1038年，党项人建立西夏政权，控制了河西地区，河西走廊至西域的狭长通道被分割管理，导致沟通东西方的绿洲丝绸之路的主要交通干道一度中断。与此同时，契丹逐渐崛起，建立辽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先后两次率军西征，征服了诸回鹘政权，绕过河西走廊打通了传统的绿洲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辽朝灭亡之际，契丹皇族耶律大石率领所部军兵，越过阴山向北行进至漠北地区，汇聚力量之后率师西进西域及中亚地区建立西辽政权，耶律大石所走的便是草原丝绸之路。

三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全盛时期。在整个辽金时代以及蒙元早期，由于西夏控制了河西走廊，中原与西方的往来主要依靠漠北的草原通道。蒙元国家的建立使得草原道路网畅通无阻，草原丝绸之路也达到了全盛时期。不止是物资与人员往来频繁，宗教、文化、艺术乃至生活习惯都在东西方之间广泛地交流交往交融。

1235年，窝阔台汗开始在鄂尔浑河上游修建哈剌和林城，并建立四季行宫于哈剌和林城周围，哈剌和林成为蒙古历史上第一座都城。忽必烈受命统领漠南汉地，他在漠南的金莲川（今滦河上源，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建立了上都城，成为蒙元时代草原与中原连接的中枢纽带。漠南地区发现了大量元代文物，证明元代此地商品交流的繁荣。如今，承载着昔日荣光的上都城已经成为废墟，但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2012年，元上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元上都遗址作为草原都城遗址，展示了文化融合的特点，见证了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碰撞及相互交融。

元代的草原通道大体上是由中原北上，经漠北的哈剌和林城，再趋金山（阿尔泰山），折而南下至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然后沿阴山（天山）北麓抵达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县境内）。由此向塔剌思（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首府塔拉兹），向西北可达欧洲，向南进入波斯。至于大都（今北京）与元上都通往漠北哈剌和林的道路，主要有帖里干、木怜和纳怜三条驿路。

16世纪末，俄罗斯势力由西向东穿越亚欧大陆荒漠草原，在临近中国西北边境地区的鄂毕河、额尔齐斯河和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修建了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塔拉、纳雷姆和叶尼塞斯克等城堡。居住在这些城堡里的俄国哥萨克官兵、移民和商人等，经常用呢料、毛皮、火枪和野兽裘皮等物品与同中国内地有贡市贸易的蒙古、哈萨克、通古斯人交换丝绸、锦缎、瓷器、大黄等商品。

17世纪以后，清王朝实现大一统。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及中俄边境设置了多处驿站，形成了覆盖蒙古草原的道路网络。欧洲和中亚各国商人与中国内地的商人，逐渐沿着昔日欧亚大陆草原通道和蒙古高原通向中原的“草原丝绸之路”，开通了由尼布楚（涅尔琴斯克）跨越额尔古纳河至北京的东线商路；由托博尔斯克和叶尼塞斯克，分别经塔尔巴哈台、科布多等地，沿河西走廊入玉门关、宁夏至归化城、张家口、北京的西线商路；以及由伊尔库茨克、尼布楚，经恰克图、库伦、归化城、张家口，至北京、天津海口的中线商路。在这些商路上，茶叶成为了主角，并最终形成“万里茶路”，横跨中国大江南北。从广义范围来说，万里茶路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万里茶路的贸易带来的茶叶，使草原民族的生活得到了改变，茶叶与奶食成为北方草原民族的传统饮食。同时，万里茶路的辉煌历史留存了丰富的遗迹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草原丝绸之路、万里茶路与中国北方沿黄河（长城）文化区共同构成了“一区两路”的草原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分布格局。

草原丝绸之路的存在，在物质交流上丰富了人民的生活，而文化与族群间更深入的交流与交往，也深深地影响了沿线乃至更广阔领域内的人类历史，为人类文明特别是欧亚草原地带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各国人民越来越认识到共同利益的重要性。因应历史大趋势，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明确指出：“2000多年前，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将其统称为‘丝绸之路’。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内蒙古时提出“守望相助、登高望远”，要求“守护好内蒙古少数民族的精神家园”。国家针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和当前的现实需要，提出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福祉和正确选择。“用力多者收功远”，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内蒙古作为中华文明向北开放的门户未来可期。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1月20日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