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成超 刘忠和
【内容提要】独石口驿路是清代设置在蒙古草原上的五路驿站之一。独石口驿路长城外驿站即口外六站为其北路。设置时，由于内蒙古中部地区是草原地貌，故六站命名都为蒙古语地名。而今这条曾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驿路，除锡林郭勒站地名仍为人所知外，其余地名人们多不知其确指何处。笔者以在吸收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独石口驿路口外各站古今地名展开研究，希望能使今天的人们在阅读文献资料时，对内蒙古中部地理了解更加细致准确，也为内蒙古中部地方历史研究出一份力。
【关键词】独石口驿站；古今地名；研究
独石口驿路是清代设置在蒙古草原上的五条驿路之一，是中原通往今锡林郭勒草原、远达今蒙古国的重要通道，是沟通内地（特别是北京）与外藩蒙古的纽带之一，在清代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这条驿路的研究，除1979年金峰先生的《清代内蒙古五路驿站》和1981年韩儒林先生的《清代蒙古驿站》两文涉及外，目前未见其他专文探究。金峰先生文涉及该驿路口外六站时，主要梳理了各站站名的文献来源并对有些词汇进行了汉译；韩儒林先生文涉及该各驿站时，对每站方位进行了探究，得出了大体的结论，是目前所见对该驿路研究着墨最多的文章。但是韩先生的研究结果多在相对较大的面上，没有进行具体到点上的研究。有鉴于此，笔者在充分吸收两位先生及其他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广泛查阅文献，对此驿路口外六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得出了它们今天各自所对应的相对较准确的地理位置。由于笔者学力所限，不妥和错误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独石口驿路的设置背景
康熙朝前期，为了巩固北部边疆地区的统治和加强对蒙古各部族的控制，康熙皇帝及清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当漠西卫拉特（额鲁特）蒙古首领噶尔丹率部侵入喀尔喀蒙古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政府应喀尔喀蒙古的请求，与噶尔丹军队大战于乌兰布通（今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清军获胜。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皇帝亲到内蒙古地区参加多伦诺尔会议，将喀尔喀蒙古四部和内蒙古一样编为盟旗并对四部封建主进行册封和赏赐，喀尔喀蒙古正式归附清朝政府，成为大清藩属。
随后，清朝根据对噶尔丹战争的需要，作出从蒙古地区到北京设置五路贡道、沿途安设驿站的决定。康熙三十年（1691年）十月十四，康熙皇帝谕理藩院曰：“古北口、喜峰口外现各有五十家一村，设为驿站，自此至科尔沁等处，其间亦须照此例。于各旗内察出贫穷之人，给与牛羊等物，使为产业，设立驿站，则贫者咸得生理，而各处亦免苦累。其传问朝正诸王、贝勒、台吉等具奏。”【1】(p559)为此，康熙皇帝与内蒙古六盟各盟旗王公贵族进行了商议，在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三月初七派“内大臣阿尔迪、理藩院尚书班迪等，奉差往边外蒙古地方，五路设立驿站，请训旨。上曰：凡遇边外事务，皆用蒙古马匹，不但甚累蒙古，且恐事亦有误。今设立驿站，虽费用国帑，日后于蒙古裨益良多，亦不致迟延误事，最为紧要。特谴尔等料理，务加详慎，必将确然不易，可垂永久之策，筹画而行。”【1】(p566-567)阿尔迪、班迪等各率人员到筹划安设驿站的地方进行勘察。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就向康熙皇帝提出了在内蒙古安设五路驿站的具体方案，根据方案的具体内容，康熙皇帝决定分两批于两年内陆续安设完成。其中喜峰口驿站和杀虎口驿站两路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安设，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三路驿站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安设。这些驿站就是口外五路驿站或称边外五路驿站，简称蒙古台站，有时也笼统叫作草地路。安设这些驿站的目的在于及时而有效地加强清朝中央和内蒙古地区的联系，是清朝设在内蒙古地区的最快捷道路，是蒙古草原上的交通大动脉，也是内外蒙古各盟旗王公到北京的重要通道。这五路驿站均以各驿站所通过的长城上的重要关口来命名。
独石口驿路居中，由工部侍郎图尔宸和侍读学士喇赐负责安设。独石口驿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北京到独石口，分设八驿；另一部分是从独石口到胡鲁图，设独石口汉站一座、蒙古站六座。独石口驿路总长一千四百一十八里，其中从北京到独石口五百里，从独石口到胡鲁图九百一十八里。这些蒙古站就是本文所探讨的口外六站。
二、独石口驿路口外六站站名及地理位置研究
独石口驿路口外蒙古站共有六站，六站站名依次为奎腾布拉克、额楞、额默根、卓索图、锡林郭勒、胡鲁图。清代《驿程》中记载：“出独石口一百二十里至蒙古魁屯布拉克，二百三十里至额楞站，一百五十里至额墨根站，一百六十里至卓索图站，一百五十里至西林果尔站，一百八里至呼鲁图站。皆蒙古游牧地方。”[①]由此知六站距离共为九百一十八里。
第一站奎腾布拉克，站名“奎腾布拉克”用字“从汉文《则例》卷三十二，‘独石口驿站’。蒙文《则例》，作Kuitenbulag。‘奎腾布拉克’，蒙古语。‘奎腾’谓冷，‘布拉克’谓泉，合作冷泉，地有冷泉，故名。《会典》卷九八二，作‘奎屯布拉克’。《驿程》，作‘魁屯布拉克’。均属同名异译。”【2】(p344注3)奎腾布拉克蒙古语，奎腾今天也译写作“辉腾、奎屯”等，意为寒冷的，布拉克意为泉水。《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四五载：“独石口一道，……设蒙古站，其第一站奎屯布拉克，在察哈尔境内。”[②]另《大清会典事例》卷五五九又载：“出独石一百二十里至魁屯布拉克”[③]，说明奎腾布拉克在独石口以北一百二十里的地方。
《口北三厅志》卷六《台站》：“第一台魁吞布喇克，额设马五十匹、达夫五十家。内拨正蓝旗察哈尔二十家，镶白旗察哈尔、克西克腾札萨克二十家。”【3】(p103)第一站驿马、驿丁由正蓝旗察哈尔、镶白旗察哈尔、克西克腾札萨克三家提供，说明此站距离三地都不远，应是在三地相邻的地域范围内。
韩儒林对此驿站有研究：“查康图，出古北口为Cilon Balgasun。十三排图译作齐伦·巴尔哈孙，译言石城，即新图K50石头城子，南距独石口三十七公里。其北Ulan Hoton，乾图音译作乌兰和屯，译言红城，在上都河左岸，即旧图NK50的大红城子。其北Susai Boo，乾图作苏塞包，华言五十家。”【4】(p248)康图是康熙年间地图的简称，乾图是乾隆年间地图的简称。
《察哈尔省通志》卷四《疆域编之四》：“隰宁废驿，清一统志在牧厂南界麻尼图岩之北，土人称呼齐伦巴尔哈孙。……曰石头城，在县东南十五里。……旧城原址建筑新土围名曰石城堡。”【5】(p162)这里的县指的是沽源县。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直隶地图》上标有“魁屯布拉克”【6】(p7-8)，其地位于今河北省北部、临近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
综上所述，奎腾布拉克这个译言冷泉的地方，笔者认为就是今河北省沽源县高山堡乡五十家子村，此地南距沽源县城三十余里，恰位于上都河左岸，当地河流、湖泊较多，地势相对平缓，利于设驿，符合以上各史料对奎腾布拉克驿站的描述。
第二站额楞，站名“额楞”用字“从汉文《则例》卷三十二、《会典》卷九八二及《驿程》，均作‘额楞’。《舆图》北二卷中下页作‘厄勒儿’。蒙文《则例》作Ereng。”【2】(p344注5)额楞也常译作“厄楞”、“敖楞”、“敖伦”、“额仑”等，额楞蒙古语意为“明亮多光彩的”。《大清会典事例》卷五五九载：“自魁屯布拉克二百三十里至额楞站”[④]。魁屯布拉克（今沽源县高山堡乡五十家子村）往北二百三十里，大体在今正蓝旗与克什克腾旗交界一带。
《口北三厅志》卷六《台站》：“第二台厄楞，额设马五十匹、达夫五十家。系克西克腾札萨克抽拨。”【3】(p103)说明此站在克什克腾旗西部附近。
清代余寀《塞程别纪》中载：“上都五里至双塔，又十五里至赵耐漫苏门泥叉喇，又十五里至墁绰可，又三十五里至额仑。”[⑤]韩儒林据此载得出“上都距额仑七十里”【4】(p250)的研究结论。赵耐漫苏门泥叉喇蒙古语也写作招奈满苏谟，招汉语意为百，奈满意为八，苏谟意为庙，招奈满苏谟即一百零八庙，现今正蓝旗的五一牧场有一百零八庙，今仍名照苏乃木城，据此则额仑（额楞）距五一牧场应在五十里左右。
距五一牧场北五十里的范围内有桑根达来镇的名为“敖楞淖尔”的地方。笔者认为，此地即第二站——额楞，“敖楞淖尔”是“额楞诺尔”的另一种译法，意为多水泡湖泊。该地位于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恰处207国道和105省道交汇处，附近有铁路、高速公路穿过【7】(p138-139)。说明古今此地都是交通要冲，便于设驿。
第三站额默根，站名“额默根”用字“从汉文《则例》卷三十二，‘独石口驿站’。《会典》卷九八二及《驿程》均作‘额默根’。蒙文《则例》作Emegen。”【2】(p344注6)蒙古语emegen意为“祖母、老妇人”。
《口北三厅志》卷六《台站》：“第三台厄墨格忒，额设马五十匹、达夫五十家。系阿坝垓札萨克抽拨。”【3】(p103)厄墨格也译音为额默根，忒也写做“台或图”，意为有，阿坝垓札萨克即清代的大阿巴嘎。韩儒林认为“额默根当在阿坝垓境内。”【4】(p250)
据《内蒙古自治区地图册》【7】(p136-137)和《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锡林郭勒盟分册阿巴嘎旗地名图【8】(p10)，笔者通过比对得出，今阿巴嘎旗查干淖尔镇（镇也叫苏木）的额默根特就是第三站——额默根。额默根特地处查干淖尔湖东南50里，高格斯台郭勒与怒格斯郭勒之间。额默根特东南方还有额默根图，这里都是清时的驿站地。额默根特也符合《驿程》所载：“（额楞）一百五十里至额默根站，（额默根）一百六十里至卓索图站”。
第四站卓索图，站名“卓索图”用字“从汉文《则例》卷三十二，‘独石口驿站’。《会典》卷九八二及《驿程》同。蒙文《则例》作Zhosutu。”【2】(p344注7)卓索图蒙古语意为“黏土河”。
《清一统志》卷五四一载：“阴凉河在左翼东南一百五十里，蒙古名魁屯，源出卓索图站。”[⑥]此处的左翼指阿巴嘎左翼旗。韩儒林对此有这样的研究结论：“康图达尔鄂谟(Dal Omo，满文omo译言湖)西，有魁屯必拉(Kuyitun Bira，译言凉河)自西东来，流入此湖。魁屯必拉上游有Kuyitun Giyamun，译言魁屯站。”【4】(p250)
《口北三厅志》卷六《台站》：“第四台魁吞稿儿，额设马五十匹、达夫五十家。由阿坝垓札萨克抽拨十家，阿霸哈纳尔抽拨四十家。”【3】(p103)据以上所载，说明第四站站名有“卓索图”和“魁吞稿儿”两种称呼。魁屯也写作魁吞，蒙文Kuyitun Ghool，译言凉河。也说明此站位于清阿巴哈纳尔左、右翼旗和阿巴嘎旗相邻地带。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内蒙古六盟地图》上明确标出卓索图站【6】(p57-58)，地处阴凉河源头，阴凉河今称辉腾高勒。
笔者认为，此卓索图站即今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苏木的辉腾高勒，辉腾高勒就是魁吞稿儿的今译，它位于国道207以西【8】(p10)。
水源充足是清代设驿的必备条件。额默根、卓索图两站虽均位于浑善达克沙地范围内，但高格斯台郭勒流经两站间的沙漠地带，便于路人中途补水。
第五站锡林郭勒，站名“锡林郭勒”用字“从汉文《则例》卷三十二，‘独石口驿站’。 《会典》卷九八二，同。《驿程》作‘西林果尔’。蒙文《则例》，作Silin-gol。”【2】(p345注1)西林果尔，今多写作锡林郭勒，蒙古语意为“高原上的河”。
《口北三厅志》卷六《台站》：“第五台西林稿儿，额设马五十匹、达夫五十家。系西蒿齐忒抽拨”【3】(p103)，西蒿齐忒即浩齐特左翼旗，今归属于锡林浩特市。
韩儒林认为：“康图锡林河左岸有Arcatu Giyamun，乾图八排东一及《大清会典图》卷二六二‘锡林郭勒盟游牧图二’译为阿尔察图站，就方位、里程看，它就是西林果尔站。”【4】(p250-251)锡林高勒从锡林浩特郊区流过。笔者认为西林果尔站（锡林郭勒站）就是今锡林浩特市市区。此站因长期为扎萨克驻锡地，后又有贝子庙建于此，故以“锡林郭勒”扬名于外。
第六站胡鲁图，站名“胡鲁图”用字“从汉文《则例》卷三十二，‘独石口驿站’。《会典》卷九八二作‘珊鲁图’。《驿程》作‘呼鲁图’。蒙文《则例》作Qulutu。《舆图》北三卷中下页作‘吴鲁图’。”【2】(p345注2)胡鲁图蒙古语意为“车轮”。
《口北三厅志》卷六《台站》：“第六台莫敦沙哈图，额设马五十匹、达夫五十家。系东蒿齐忒抽拨。”【3】(p103)莫敦蒙古语意为“树”、沙哈图蒙古语意为“胡子”，莫敦沙哈图是胡鲁图站的另外称呼。东蒿齐忒即浩齐特右翼旗，今归属于锡林浩特市。
韩儒林先生指出：“在锡林河与大集林河之间，康图有Orodu G.，乾图译作额罗都站。会典图卷二六二锡林郭勒盟游牧图二译为额鲁都站，当即呼鲁图站。”【4】(p251)额罗都、额鲁都、呼鲁图都是胡鲁图的不同音译。
《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锡林郭勒盟分册《锡林浩特市地名图》上有图古日格苏木（驿马站）【8】的地名，即古时换乘驿马的中转站，笔者认为驿马站就是第六站“胡鲁图”。胡鲁图地处锡林高勒下游谷地，是口外六站中最北一站，地势较低，水源较丰富。此外从地图上看第四、第五、第六三站几成一条直线，说明三站距离适中且往来快捷。
通过对口外六站位置的确定和阐释，可得出各台站地大都是水源充足或牧场丰美之地。蒙古语地名多来源于当地事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地貌特征和周遭环境。六站站名中第一站奎腾布拉克、第四站卓索图、第五站锡林郭勒直接以泉或河的蒙古语词汇命名，反映出三站范围内水源充足，水源丰富是设站的必备条件之一。剩余三站也因其各自区位优势而得以设驿。另外由六站所处位置可知，独石口驿路口外蒙古六站，现在除第一站奎腾布拉克在今河北省管辖范围内外，其余五站均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境内。
三、独石口驿路口外六站的研究总结
独石口驿路是清代五路驿站最中间的一条驿路，是遍布蒙古草原的交通信息传递网络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设立驿站目的在于及时通报军情，传递官府公文，运送使臣官吏。设立初期，驿道、台站尤为重要，边防有了军情，不分昼夜，由台站可快速骑马向京师汇报，朝廷下达旨意，亦通过驿站快速传递。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就是沿此路北上并返回的。“（三月）丙寅，上驻跸独石口城内”【1】(p683)、“（三月）癸酉，上驻跸揆宿布喇克地方。谕兵部、理藩院，朕回军时，必由此路。应将随军米粮量留跸揆宿布喇克，则目前车辆既轻，而回京时取米亦易。”【1】(p685-686)揆宿布喇克即奎腾布拉克，说明此驿路在彼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独石口驿路口外六站一直发挥着它通报军情、传递公文的职能。“以后，由于阿尔泰军台的设立，清廷官员去喀尔喀蒙古一般就不再走此路了。但作为锡林郭勒盟部分扎萨克旗蒙古王公入京朝贡、年班的主要线路，在清代一直发挥着作用。”【9】(p232)由此可以看出，独石口驿路口外六站的作用，并不单单在于军事方面，还在加强满、汉、蒙等各民族间互相联系、加强中央与边疆地区（特别是锡林郭勒盟各旗）的关系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民国以来，交通方式发生重大改变。传统的驿路被近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信方式所取代，驿路及驿站的作用及地位不断下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民国时期独石口驿路地区划归察哈尔省管辖。在独石口驿路的南段地区，“至沽源通各县路，……东北行，经梳妆楼、王村，可达多伦。西北行高山堡，可通宝昌。……路皆平坦可通汽车”【5】(p269)，独石口外第一站“奎腾布拉克”就位于高山堡附近。“宝昌有张多汽车路。……经白狗子、九连城、二号、三号等处入左翼蒙古境”【5】(p258)，正蓝旗中南部时属宝昌县，第二站“额楞”周边有便利的汽车路，可推出驿路已被汽车路所取代。通信方式中“沽源有电话分所一处，民国十九年设立，可通省垣及本省各县”【5】(p275)，说明此时该地区已不再使用落后的驿路方式。而独石口驿路北段地区深入蒙古草原，随着清政府的覆灭蒙古王公入京朝贡、值年班的终结，驿路、驿站制度已崩溃。可推测出北段驿路已荒废不用。通过上述所述可知独石口驿路及其口外六站此时已成为历史。
笔者探讨这条曾在内蒙古中部草原上发挥重要作用的驿路，特别是把蒙古语命名的驿站与现今多用汉语表述的地名相互对应起来，为反映这条驿路站名的变化和人们对历史文献的理解和研究，提供新思路，使人们能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内蒙古中部社会历史的变迁，为内蒙古中部地方历史的研究出一份力。
[①] 金峰《蒙古史论文选集》（第三辑）第345页注释三，呼和浩特市蒙古语文历史学会编印1983年版。
[②] 《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四五，清·昆冈·光绪二十五年八月石印本。
[③] 《大清会典事例》卷五五九，清·昆冈·光绪二十五年八月石印本。
[④] 《大清会典事例》卷五五九，清·昆冈·光绪二十五年八月石印本。
[⑤] 清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塞程别纪卷，南清河王氏·光绪三年序排印本。
[⑥]清穆彰阿、潘锡恩等《大清一统志》（第十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版。
【参考文献】
[1]《清朝圣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上）[Z]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
[2]金峰《蒙古史论文选集》第三辑[C]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1.
[3]《口北三厅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
[4]韩儒林《穹庐集》[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5]梁建章《察哈尔省通志》（第一册）[M] .铅印本1935.
[6]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M]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7]《内蒙古自治区地图册》[M] .北京：星球地图出版社，2012.
[8]《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锡林郭勒盟分册》[C] .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编委会，1987.
[9]亦邻真.张久和等《内蒙古历史地理》[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
杜成超 男 汉族 1987年3月生 河北省邢台人。包头医学院2011级专门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刘忠和 男 汉族 1968年9月生 内蒙古乌兰察布人。包头医学院教授、博士，包头医学院图书馆副馆长，长期从事区域社会史特别是内蒙古地方历史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