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公共素养 促进社会认同——新媒体时代公共传播的社会功能

蒋晓丽 李晓蔚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当今社会的信息聚合和扩散速度得到极大提升,而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信息生产的用户创造内容模式赋予了用户前所未有的能动性。许多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话题都被赋予了公共议题的属性,传媒、公众和社会的关系呈现出越来越紧密的趋势,有关公共传播社会功能的讨论也备受关注。具体而言,新媒体时代的公共传播逐渐展露出以下五个层次的社会功能。

　　满足信息需求 适应社会发展

　　进入信息社会以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社会变化瞬息万千,公众需要不断从公共事务中汲取真实有效的信息,以减少或消除自身实践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增强社会生活的安全感。这种信息需求导致人们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程度和参与愿望都进一步增强,不少政府、企业、社群的官方微博、官方微信一经开通便受到强烈关注,体现出公众旺盛的信息需求。而在议题方面,随着经济地位和信息地位的提升,人们也更多地关注环境、气候、科技、政治、安全、医疗、卫生、教育等与自身发展息息相关的公共议题。因此,当下公众传播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对于公共信息的需求。

　　保障信息公开 弥合信息鸿沟

　　面对公众对于公共信息的旺盛需求,公共传播的一个重要属性就是要保障信息的公开。现代社会是一个建立在高度精细化的分工合作基础上的有机体,愈发依赖各个部分之间的紧密配合与协调。随着社会分工差异越来越大、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加之不同社会群体在拥有现代通信设备和运用新媒体的机会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国与国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行业之间、职业之间、社群之间,以至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加剧;同时,信息发布门槛的降低也导致各种虚假信息真假难辨,谣言、谎言、流言充斥其间,不断刺激着民众敏感的神经。

　　公共传播的功能之一就是要保障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维护信息权利的公平,促进公共信息的准确公开和自由流动,减少信息因滞后和虚假带来的伤害。尤其是涉及民众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民众广泛知晓或参与的信息,应当及时、合理地进行公开,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社会关系紧张。“谣言止于公开”,公共传播正是通过信息公开,弥合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误解,抑制虚假信息、网络谣言带来的社会伤害。

　　调节社会规范 形成重叠共识

　　在依托互联网而进行的公共传播中,多主体的观点交锋现象明显,各个利益主体的个体能够自由而充分地发表意见。然而,由于生活经验、宗教信仰、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的不同,对事物的认知方式也不尽相同。正如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所言,“我们不能期待正直的个人以其充分的理性能力(甚至是在经过自由讨论之后)总能达到相同的判断”,从本质上来说,这些不同的认知之间并无优劣之分。因此,公共传播在当下的特点之一即是要人们在信息的交互中认识到这些“合理分歧”的存在,尊重传播的多主体性,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寻求重叠共识,使得社会规范在合乎法律的范围内达到动态平衡。

　　公共传播要达到的“共识”不是某一个观点统领所有观点的局面,而是更加接近于罗尔斯提出的“重叠共识”,即持不同世界观、社会观和宗教观的人们从各自的理念出发,在基本的社会公共性问题上给予互相尊重和支持,形成一个重叠的、和而不同的认知秩序的观念。或者被更广义地理解为:人们在承认观点上存在分歧的同时,在态度上却具有共识;人们在承认价值观上存在分歧的同时,在规范上却具有共识;人们在承认现在观念存在分歧的同时,在未来目标上却具有共识。

　　培养公共素养 维护公共秩序

人们对公共事务形成相对完整的看法和态度的前提是获得足够的信息,因此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常常是其经济地位和信息地位的反映。随着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的普及,公众参与公共议题的技术通道被打开,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等信息交互平台的开通,一方面使得信息公开常态化,另一方面也使得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更加多样和便捷;同时,由于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存环境的关注、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关心,都促进了现代公众意识的觉醒。

从这个意义上看,公共传播的职责不仅是描述世界,还是提高公众信息素养、培养现代公众意识的重要手段。在传播的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公开争论能够使人们广泛地倾听和反思各方意见,有利于提高公众对信息的掌握、理解、利用和质疑能力,增强对信息社会的适应能力;同时,在多种声音之下,参与传播的各方学会尊重各方利益的边界,在观点的交互之中公共意见得以形成,在传播的动态过程中保障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完成公共素养的培养,增强组织社群的公信力。

保护文化特性 促成社会认同

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认同的力量》中所揭示的那样,全球化和网络化的背景下,国家、民族、社区与个人身份认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对个人而言,网络社会的无时间的时间和流动的空间给人们带来自由和解放的感觉,但也潜移默化地使人们丧失了历史的深度和特殊文化的认同,漂浮在虚拟的数字文化中倍感焦虑和无力。因此,公共传播不仅需要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政治参与等问题,还需要在保护文化特性、创造社会认同方面担负起重要使命。

对于个人而言,公共传播将凸显其对于个体的价值,即保持个人与文化群体的联系,帮助个人获得对抗全球化浪潮下个性化缺失的焦虑,形成共性与个性并存的文化多样性局面,缓解在网络信息汪洋中原子化的个体的无力感,重新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找回或创造新的文化认同,重塑起自身与社会的纽带,完成网络社会中的文化传承和对自我的认识。

从社会层面而言,社会认同的内涵可以划分为三个维度:信息认同、利益认同和价值认同。信息认同是社会认同的基石,即通过传递有关公共事务的真实信息,公共传播促进了公共信息的正常流动,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认知障碍;在此基础上,人们得以明确需求并谋求合作,在平衡各方利益的不断尝试中达成“利益认同”,形成利益共同体;而在达成利益共同体之后,公共传播才能完成其最高目标,即促进人类尊严、理想、信仰和自我价值的实现,重建人类社会的精神纽带,最终达到“价值认同”。

在新媒体的深度介入下,公共传播具有了跨越社会群体与地理疆域的强大力量,亦与每个人的生活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新媒体时代的公共传播应当更多地承担起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责任,弥合信息鸿沟、培养公共素养、创造社会共识、促成社会认同,解决大众传播在商业化、娱乐化和政治化的过程中所引发的失范问题,引导人们从对市场、产业和技术的过度关注中恢复到对“人”的根本性问题的关注上来,这对于我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1月23日 第3版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