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改桃
摘要：以蒙古族的典型风俗“那达慕”为例透视“草原文化”“天人合一”精神内涵的变迁：从起源意义上讲，宗教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是“那达慕”内涵的草原文化的精神内涵；从现实意义来看，抽象（科学）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是“那达慕”内涵的草原文化精神内涵。所以以科学理性代替宗教信仰体现了草原民族的进步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草原文化内涵的变迁。但这种进步和变迁能否保证草原原生生态的维持？从这个角度看，如何建立科学意义上自觉自愿的“天人合一”的现代草原文化，成为保护草原生态的关键。
关键词：草原文化、那达慕、天人合一、草原生态
一、“文化”的涵义
“文”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像身有花纹袒胸而立之人，后引申为各色交错的纹理，并进而引申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文德教化等等。“化”字出现较晚，不见于甲骨文，属于象形文字，是两个人的侧影，一个正立和一个倒立，有改易、变幻、生成等义，初指事物形态和性质的改变，后被引申为教行、迁善等社会意义。“文”“化”二字复合使用，见于春秋战国。《周易.贲卦.象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即自然规律，“人文”即社会规律。可见，“文化”即“人化”和“化人”，实质上反映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的改造“人化”和在特定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的精神因素对人的影响“化人”。
二、以蒙古族的典型风俗“那达慕”为例透视“草原文化”“天人合一”精神内涵的变迁
这里，我之所以以蒙古族的典型风俗“那达慕”为例作为“草原文化”精神内涵变迁的透视点，因为蒙古族，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是草原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民族；用“那达慕”这一典型的蒙古族风俗作为对草原文化精神内涵变迁的透视点，因为我认为风俗是活跃于民间的、流动着的、传承文化的集中点。
1、从起源意义上讲，宗教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是“那达慕”内涵的草原文化的精神内涵
草原环境孕育了草原民族，也孕育了包括那达慕在内的草原民族的精神世界。人、畜、草原三位一体的生存方式，使草原民族很自然地产生了人和自然为一整体的“天人合一”观念。这种整体观念所体现的正是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的特质——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
13世纪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各部，建立了疆域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用国家的形式重新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即把大小、强弱、语言、宗教信仰、文化程度等各不相同的草原部落，融合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蒙古族。
蒙古族人民世代居住、繁衍生息的家园是中国北方草原，这里是亚洲草原的主体部分，属于内陆高原的自然环境，这里为游牧业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地理条件。所以，13世纪的蒙古人承袭了这里先民们的游牧生产方式，长期以来基本保持“逐水草而游牧”的生存方式。这是一种以人、畜、和环境三个要素构成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畜既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人对畜的驾驭、控制能力就成为人获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关键。同时，获得畜的丰富程度还取决于环境——草原上水草的生长状况，但如何保证草原植被长势茂盛，蒙古族的先民们把这一难题交给了神灵。所以，在草原上，自然是人敬奉的对象，人以一种敬畏和崇尚的心态对待自然，这也是蒙古族人民信仰的萨满教的主旨。所以，早期的那达慕是在祭敖包之后，欢庆在神灵保佑下的一年的丰收。这体现了文化中“人化”的一面。
早期的那达慕是在祭敖包之后，大家尽情地“那达慕”（玩），这说明在起源的意义上，那达慕只是祭敖包的一个的组成部分。今天的那达慕是从祭敖包分离、独立出来的一个节日。祭敖包是草原上很隆重的节日。“敖包”蒙古语意为“堆”，即是用石块、土块等堆积而成，认为是多种神灵聚居的地方。一般一年祭祀一次，具体时间各地不一。有的在六月初，有的在夏秋选日举行。人们带着肉、奶、酒等各种祭品，汇到敖包处，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活动由萨满司祭（主持），“蒙古族的敖包所祭的神，就是天神、土地神、雨神、风神、羊神、牛神、马神等”[1]（P15）。据《蒙古风俗鉴》记载：“祭敖包是蒙古人古时信天，而向山川祈祷一切平安的”。[2]（P140）那时众人聚会选一座山、或大河、或一个大湖泊进行隆重祭祀。“如果祭祀了湖泊，就无论如何也不许人们吃这个湖泊的鱼，祭了山就不准动用这个山上的树、草、土。”[2]（P140）另外，“祭完敖包有行动规章：如果谁人在敖包附近损坏什么东西，村中管事的人们就开会，给他定损坏敖包罪，判罚他祭祀敖包。”[2]（P141）
就风俗的形成而言，在蒙古族的早期，生产力低下，他们只能自发地适应自然环境，从而产生了相应的生产方式和生计文化，在此情形下，就形成了与宗教崇拜有关的祭敖包之后的“那达慕”。
祭敖包，作为蒙古族自古就有的习俗，体现的是蒙古族人民早期的宗教信仰。今天，这种信仰仍以禁忌的形式存在于蒙古族的生活中。蒙古民族自古尊重天、地、山、水，尤其尊重火。他们认为江河、湖泊和雨水，是由神灵掌管的，如神灵不满就要发怒，带来灾难。为了使神灵满意，规定了许多禁忌。如不准将脏东西抛入河内，不准在河水中大小便，禁止人从井水口迈过，更不准把脏水倒入井中等。他们认为火是神圣的，不准向火中投臭物，在火上乱越，在火上烤脚，也不准把奶倒入火中等等。正如《蒙古风俗鉴》中所说：“不要玷污了水火，污了就要有灾祸”。[2]（P116）此外，还禁止用锐利物品挖地，特别是河边湿地绝不许动，等等。所有这些是为了对天神的崇拜，如果违背了天意，天就要发怒，给人带来灾难，如旱灾、水灾、风暴等。这种祭祀活动和这些禁忌习俗反映是“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崇拜，这一切说明蒙古民族的精神意识中包含着人对自然崇拜的宗教精神。这体现了文化中“化人”的一面。
2、从现实意义来看，抽象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是“那达慕”内涵的草原文化精神内涵
今天，那达慕大会成了具有民族特点的传统集会，是一个喜庆的集竞技、娱乐、祝福、贸易于一体的民族体育、娱乐性节日。这种演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文明的推进，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生产关系的发展，传统习俗中的原始、自然色彩日益淡化，理性、科学的成分日益浓厚。于是，宗教意义上的那达慕就演变成与社会生活相关的那达慕。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今日进化之人，文明程度愈高，则去自然愈远”。[3]（P66）
按照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如果剔除了蒙古民族对自然的“万物有灵”的原始崇拜中的神秘性和宗教色彩，可以看出，上述的宗教信仰和禁忌习俗中，包含着蒙古族人民对自然的尊重、爱护，体现了蒙古族人民对自然生态的保护，揭示出草原文化中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
前文论述可知，在起源的意义上那达慕在祭敖包之后，是祭敖包的一部分，它所体现的是宗教意义上的人和自然的关系，自然作为人崇拜和敬畏的对象。现在，那达慕大会成了一个喜庆的民族体育、娱乐性节日。今天的那达慕已没有了宗教的意义，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天”没有了崇高的地位，从人们崇拜的对象变成了抽象的、形式的、自然的“天”，换句话说，“天”——由宗教意义上的“天”演变为科学意义上“天”。宗教意义上的天人关系就演变为科学意义上的天人关系。在科学的意义上的人和自然关系，自然是作为人改造的对象而存在的。从心理的层面看，人的心理就内容而言分为三个方面：认知、情感和意志。宗教属于情感皈依的信仰，科学属于理性认知；情感属于非理性，认知属于理性。在“天人关系”即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以科学理性代替宗教信仰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也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草原文化”内涵的变迁，但这种进步能否保证草原原生生态的维持？
三、如何建立科学意义上自觉自愿的“天人合一”的现代草原文化，保护草原生态
今天，建立科学意义上自觉自愿的“天人合一”的现代草原文化，是保护草原生态的前提和关键。
无论是科学意义上的“天人合一”现代草原文化的建立，还是草原生态的维护，都离不开草原主体——牧民。在宗教意义上牧民敬畏自然，不敢破坏自然，多半出于恐惧，害怕触怒神灵，或忌惮因果报应。可见，在宗教意义上主体的行为可能是出自自愿，但决非自觉。在科学意义上，自然对象失去了神秘性，不再是牧民崇拜、敬畏的对象，自然只能作为人生存条件而存在，成为牧民利用和改造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主体的行为应该是自愿的，也是自觉的。自觉与非自觉的区别就在于行为主体在行为过程中，不仅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自己为什么这么干，而且知道自己这么干的意义。可见，在科学的意义上，建立自觉自愿的“天人合一”的现代草原文化以合理利用和保护草原生态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的问题，是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的问题，是一个“人化”和“化人”双向互动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建立自觉自愿的“天人合一”的现代草原文化的过程，即“实践——认识”的过程，前提是牧民建立科学、理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因为风俗、观念、思想等不同层次的社会意识（文化）不过主体对客观存在的反映。马克思说：“观念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4]（P112） 而牧民建立科学、理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关键在于牧民头脑中科学、理性的“天人”观念。所以，如何转变牧民思想、让科学的草原生态观念深深植根于草原主体思想，成为各级政府和科研院所工作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秋浦主.萨满教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 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汉译本）[M] .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
[3] 孙文著.刘明、沈潜评注.建国方略[M]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M] .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
陈改桃（1969—），女，中国哲学硕士，内蒙古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