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城市具有弹性与活力

周伟林

　　在新时期，城市发展开始从“规模扩张”向“功能建设”转变，在城市功能建设中，由重视“基础设施功能”向“要素聚集”和“城乡统筹”的功能转变。区别于以往城市发展的旧路子，“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与实现途径主要是落实“人的城镇化”，也就是在今后一个时期，要解决好“三个1亿人”的问题。其内在要求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产业结构调整与空间形态、功能相匹配，实现要素自由流动，打破行政分割和城乡分割，以及良好的社会治理。

　　这就需要我们去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构建；如何更多发挥市场的主导性作用；要解决我国城市化问题，需要付出怎样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本；怎样在城镇化进程中尽量减少负面效应，提高整体的国民福利以达到帕累托改进、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数亿人口的农民工变成市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如何解决；城乡统筹怎样得到落实而不是虚置；经济发展与行政区域的关系如何；区域之间的利益怎样协调；在城市建设与管理中怎样有效界定各级政府部门的权力和职责；国家和公民的良性互动需要建立怎样的长效机制。尤其需要我们关注几个新变量。

　　一是下岗的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我国的比较优势曾是有充足且“物美价廉”的劳动力。通过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催生了城镇化的浪潮，而随着大量机器人代替工人的劳动，又将出现一次劳动力大转移，即从工业领域向广义的服务业转化。诸如互联网、机器人的使用，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效率，节省了人工，也造成了失业。那些下岗的工人怎么利用，在城市中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我们有什么对策？

　　二是主要消费群体的年轻化。中国的“80后”、“90后”、“00后”，约有5.5亿人，如此大规模人口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已发生了较大变化，这对城市发展而言，都是宝贵的资源。这些人群的特点以及全球化的新特点，都会对城市产生影响。

　　三是技术的变革很重要。如果说工业时代强调纪律和勤奋的价值，遵循自上而下的权威模式，注重金融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私有财产关系的话，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合作时代则更多地看重创造、互动、社会资本、参与开放共享以及加入全球网络。我国已有较好的基础设施，城市之间的联系越来越便捷，人们现在都用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金融、物流等相关条件均已成熟，城市的业态随之将会发生很大变化。

　　四是人人参与智慧城市建设。世界上有许多城市开始用互联网技术来改善城市的治理，这些技术将有助于建设智慧城市，使问题很快在互联网上反映并加以解决。比如波士顿有Citizens Connect，如果市民看到街上有路灯坏了没人修，或者有房子不打理，周围的草不剪，用智能手机照个相传到市政府，专门有人汇集这些信息和解决这些问题。我国也有许多城市在做一些大数据的事情，有政府和社会组织发布微信、微博，还有信息公开的一些做法，这方面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城市是靠人建设的，有了互联网这样的平台，人人都可以参与进来。

　　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如收入差距、农民工权益保障等，这对如何形成良性的城市治理，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任何国家都有相对弱势的群体，比较容易受到伤害，政府怎么去保护他们？城市治理要强化竞争优势，创造适合的环境，防范对本地产生负面的冲击。城镇化并非所有人进城，而是一部分进城，一部分留在农村。但是，这个农村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村，而是与城市具有相同的公共服务，产业也与市场相关，成为现代农业。城镇化需要关注农民如何进城及进城后如何安居乐业，还应思考农民大量离村后的农村及农业发展问题。

　　一个城市若要在国际上更具竞争力，需要一种对这个地方的感觉。那么，是什么让这些城市变得不同？看一个城市的竞争力，有几个评估标准：劳动力的供应量；互联互通性，在城市内部及与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是不是便捷，资讯发不发达，包括信息的可得性、贸易的便捷性、合同的可靠性、法制的水平；良好的治理，即机构实力和决策者的行为，要看领导力和标准，城市领导人不是被教出来的，他们应该有很好的学习能力；生活质量，是不是大家最想过来生活的地方，反映其公共健康质量、教育和文化方面的质量，多样化、有着较高包容度、对新观念持开放态度、友善、有序，是否有满足感……最好的试金石就是城市的弹性和活力。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01月17日第6版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