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引领创新发展

李国杰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世界经济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我们要把握这一历史契机，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此前不久，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首次提出全球性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表明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共识。过去几十年，数字经济发展迅猛，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和主导作用不断增强。预计在21世纪上半叶，数字经济仍将唱主角。目前，我国信息技术和产业发展正处于从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的关键时期，应特别注重加强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增强数字经济对发展的推动作用。

　　数字经济的“前世今生”

　“数字经济”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概念。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入选全球最具影响力50位思想家的美国经济学家唐·塔普斯科特就出版了一本名为《数字经济》的著作。上世纪90年代是数字技术发展的高潮，随着曼纽尔·卡斯特的《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等著作的出版和畅销，数字经济理念在全世界流行开来。由于万维网的普及，大量资金投入互联网企业，纳斯达克股指曾疯涨到5000多点。美国政府也在不断宣传以数字经济为特征的新经济神话，美国信息产业1990年—2000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47%，是其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2倍。但到了2001年，新经济神话突然破灭，纳斯达克股指跌到1000多点，许多互联网公司倒闭。当时很多经济学家争论数字经济究竟有没有提高生产率、互联网经济是不是泡沫。国内一些学者也发表文章论述中国处在工业化时期，重化工阶段不可逾越。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数字经济和信息化推进速度有所下降。

　　事实表明，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只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段短暂的低潮。2004年美国脸谱公司(Facebook)成立，没过几年市值就超过谷歌公司(Google)，社交网络很快成为全球热点。接着，云计算、物联网风起云涌，一浪接一浪将数字经济又推向高峰。2004年—2007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速度高达5%左右，是近30年来增长最快且最为平稳的一段时间。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特别是传统金融业遭受重创，但苹果、脸谱、谷歌、微软、亚马逊等数字公司基本上毫发无损。我国的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数字企业受影响也不大，为我国经济稳定增长作出了贡献。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红利耗尽的结果。有学者预测，未来1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低于过去20年，呈现长期下降趋势。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大约为1.7%，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可达到5%，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需要寻求新的动力。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的兴起为人们带来了希望，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将这些新的信息技术作为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

　　需要指出的是，《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的“数字经济”是在广义上讲的，泛指以网络信息技术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与网络经济、信息经济差不多是同义词。科技界一般将信息化区分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三个阶段，本文讨论的数字经济涵盖这三个阶段。经济学界一般将信息经济区分为基础型信息经济、融合型信息经济等五种形式，本文讨论的数字经济泛指各种形式的信息经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不采用“信息经济”而采用“数字经济”的提法，应当是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选择。二十国集团对数字经济的定义是：“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一定义的外延很广，远远超出了狭义的信息产业。

　　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主导力量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数字经济已在经济发展中起到引领和主导作用，但由于传统的经济统计方法不能全面反映信息技术的作用，有学者一直在质疑数字经济的巨大影响。理解信息技术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需要承认技术进步不是以线性方式而是以指数方式发展的历史事实。石器时代经历了数万年的演进，印刷术的推广耗费了一个世纪的时间，电视机的普及花了几十年，而移动网络上微信的普及只用了几年的时间。人类社会技术进步以指数方式发展，国际上将这一规律称为技术进化的加速回报定律。信息技术是上世纪中叶发明的技术，它的推广速度和影响力必然大于几百年前发明的电力、冶炼等传统技术。

　　上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分析了西方国家经济的大量统计数据后发现，从18世纪80年代末开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经历了三次以50—60年为周期的长波，每一次长波分别与蒸汽机、电力、铁路等重大技术革命联系在一起。许多学者认同迄今人类社会已经历了四次长波，第五次长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网络和数字技术为主导。经济长波有缩短的趋势，第五次长波可能只有40年左右。过去有人预言21世纪是生物世纪，将以生命科学技术为主导。根据麦肯锡公司发布的技术预测，到2025年可能形成5万亿—10万亿美元产值的还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等信息产业，生物领域只有下一代基因组产业可做到1万多亿美元的规模，其他生物产业都没有上榜。2030年左右开始的第六次长波有可能还是靠信息技术驱动，其特征是智能化。现在看来，21世纪上半叶仍将是数字经济唱主角。

　　埃森哲公司预测，行业数字化带来的社会效益可以远远超过其创造的行业价值。到2025年，各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有望带来100万亿美元的社会及商业潜在价值。其中，仅汽车、消费品、电力、物流四大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就将为社会和行业带来超过20万亿美元的潜在累积价值。数字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发展数字经济是使世界经济焕发新活力的良方，将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信息技术的前景十分光明，真正伟大的产品还没有出现，信息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发布的行业分析报告显示，目前只有18%的美国经济发挥出了其所拥有的“数字科技潜力”。有些专家断言，对信息时代而言，人类现在的信息处理能力还只是相当于工业革命的蒸汽机时代。

　　从多个维度理解数字经济

　　不管是数字经济还是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大多数学者习惯于用其产出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或非物质生产行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的比例来认识和判断其发展状况。但是，这种认识只能反映数字经济的一个侧面。新的时代条件下，应从分工与合作、供给与需求、经济结构的复杂性、思想文化以至时代变革等多个维度全面理解数字经济。

　　工业时代强调规模经济，其依据是单一产品生产规模扩大，产品的平均成本会逐步下降。这是一种面向“做大”的经济模式。而数字经济强调范围经济，其依据是在资源共享条件下，多品种协调和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会带来经济效益。这是面向“做优”的经济模式。范围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信息的增长，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信息的获取和处理应对“多样性”的挑战，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所谓个性化定制和服务、长尾经济的秘诀就在这里。

　　对数字经济持怀疑态度的人常说，信息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在饥寒交迫的时候，信息本身不能立即解决人的温饱问题。但人类社会已渡过全面供不应求的阶段，进入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的阶段。当前，我国多数产品供过于求，主要矛盾已不是生产能力不足，而是供给与需求信息不对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就是按需生产，否则就会造成巨大浪费。按需生产是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要做到按照需求合理地供给，必须靠信息。

　　经济学家认为信息的主要作用是降低交易成本。实际上，这可能只是工业社会中信息的作用。在信息社会，信息本身就是重要商品，人们大量地消费信息。数字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信息成为普遍的商品，主要任务是跨过从信息资源到信息应用的鸿沟。我国花了近30年的时间探索工业时代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道路，现在应该开始探索在信息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对时代的认识可以称为“时代观”，理解数字经济需要有正确的时代观。有些经济学家依据钱纳里、霍夫曼的工业社会分期理论，认为我国处在工业社会中期，需要大力发展重化工业。但在实践中，一些地方盲目发展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无疑，工业化任务需要完成，但经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兴起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十几年前，有学者预测我国服务业比重超过工业要到2030年以后。但信息技术的普及使服务业飞速发展，2013年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就已超过工业。

　　对一个国家而言，时代观对兴衰成败具有重大影响。1793年，为了展示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就，马戛尔尼使团带来大批科学仪器作为礼物，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试图与中国通商。但是，清政府将工业时代的先进科技成就一概视为“奇巧淫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时代的错误认识断送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机遇。20世纪80年代，苏联生产的工业品尤其是重工业产品比美国还多，但苏联领导人对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性质、范围和特征一直缺乏清醒认识。在信息技术革命中的落伍加速了苏联的衰落。这些历史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发挥优势，做大做强数字经济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取得骄人成绩。中国信息化百人会2016年出版的《信息经济崛起：区域发展模式、路径与动力》一书提出，1996年—2014年中国信息经济年均增速高达23.79%，远远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信息经济正在成为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引擎。腾讯、阿里巴巴、百度、蚂蚁金服、小米、京东、滴滴出行等7家企业位居全球互联网企业20强，中国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具有网民众多优势、后发优势和制度优势。网民众多有利于我国成功实现从人口红利向网民红利的转变。我国的数字经济是在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发展阶段起步的，有些工业化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用工业化的办法难以解决，但数字经济可以开出更有效的药方，数字经济为我国更好更快完成工业化任务提供了新的引擎。我国信息化还有广阔发展空间，数字经济大发展具有强大需求和牵引力。

　　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是人均信息消费水平。我国尚处于信息社会的初级阶段，年人均信息消费(包括信息技术消费和通信技术消费)只有300美元左右，不到美国的1/10。今年出台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要求2020年信息消费总额达到6万亿元，人均信息消费约700美元。这仅相当于巴西2014年的信息消费水平，发展数字经济惠及大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普及信息技术到在各行业取得实际效果并不是水到渠成的事，需要付出许多艰苦细致的努力。例如，美国政府颁布法案规定：如果医师转向使用电子病历，可获得政府提供的激励奖金。为了加速普及电子病历，美国已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的补贴。但由于应用时间短，医生们还没有看到这项技术对医院管理质量和诊疗效果的显著影响。同样，信息技术用于智能制造等行业，也需要一个磨合和熟悉的过程才能发挥实效。目前，我国信息技术主要应用在电子商务和社交等生活类产品上。今后应更加重视将信息技术应用于生产领域，推动提高生产效率，对产业升级和节能环保作出更大贡献。

　　我国信息技术应用还不平衡，尽管城乡和地区的数字鸿沟呈缩小趋势，但差距仍十分明显。不同行业应用信息技术程度的差别也很大，企业对信息技术应用的投入偏少，特别是对软件和服务的投入比例很低，人才和技能缺乏。缩小数字鸿沟，提高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息化水平，还需付出巨大努力。

　　历史上，经济长波的衰退期正好对应基本创新的活跃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经济进入第五次长波的衰退复苏期。在这个时期，只有出现同集成电路、光纤通信类似的重大发明，才能产生足够的动力驱动世界经济进入第六波繁荣期。上世纪90年代发明万维网以后，信息领域虽然不断冒出新的热词，但一直没有出现称得上基本创新的重大发明。信息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应潜心研究，努力做出重大发明和创新，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跃上新的高峰。

　　发展数字经济前景光明、任重道远。当前，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有关重要论述和中央决策部署，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努力在新时代的全球经济竞争中抢占先机。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6日07版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