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发展：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

 洪大用

　　当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的背景下，实现共享发展要求抓重点、补短板，特别是要针对特殊人群加大精准扶持的力度，其中就包括针对老年人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设置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专章，提出“构建以人口战略、生育政策、就业制度、养老服务、社保体系、健康保障、人才培养、环境支持、社会参与等为支撑的人口老龄化应对体系”。2016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和对策举行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众多方面需求、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祉。”

　　从统计数据看，我国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当年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3亿人，占总人口的10.20%，65岁及以上为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78亿人，占总人口的13.26%，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在当年13.67亿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人已有2.1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5.50%；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37亿人，占比达到10.10%。根据联合国2015年7月的预测，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上升为36.50%，该比重从12.00%倍增为24.00%所需的时间只需要20年，是迄今世界最快的。到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9亿，规模巨大。

　　乡村老龄化比例增长较快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乡村老龄化的程度要高于城市，而且这种趋势在持续发展。1982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城市是7.40%，乡村为7.80%。1990年和2000年，上述相应的比例分别为：城市8.62%、10.05%；乡村8.72%、10.89%。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2010年，城市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为11.48%，而乡村这一比重则达到了14.98%。可以说，这种差异的存在是与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乡村中大批的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对城市人口老龄化有稀释作用。实际上，正是由于乡村有大量年轻人常年外出，而老年人随迁的比例很低，乡村社会实际的老龄化程度比以上数据所能反映出来的可能还要高。

　　由于我国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各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同，所以各地老龄工作状况也有差异。有的地区条件好一些，老龄化程度低一些，或者对老龄工作重视一些，投入多一些，老有所依的问题就解决得比较好。但是，整体上讲，应该说农村地区的老龄工作要落后于城市老龄工作，农村老年人的境遇与城市老年人相比有很大差距，农村地区应该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工作重点。

　　特别是，对于中西部的广大农村地区而言，由于快速的城市化和社会变迁，很多老年人面临着一定意义上“四大皆空”的困境。一是家庭空巢。全国来讲，空巢老人超过6000万，空巢家庭占到老年人家庭总数的将近一半。就农村地区而言，这种情况相对更为严重。由于子女一代普遍务农意愿很弱，纷纷离土离乡，加上老年人丧偶、不愿/不能随迁等原因，大量农村老年人家庭是空巢的，而且往往是从人到物的全面空巢。二是社区空心。由于大量年轻人离开村庄，农村社区精英流失严重，社区治理和建设严重不足，加上很多地区撤并乡村小学，连小孩子也长期远离村庄，很多基层社区已经成了空壳社区，或者是候鸟社区——只有在春节期间，社区才会短暂地集聚人口，焕发点生气。三是政策空缺。相比城市地区而言，农村地区的老年人所能享受到的收入保障以及医疗服务、文化服务、照护服务等，是非常不足的，相关的设施建设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也不够。只有很少的农村老年人能够获得微薄的养老金，超过40%的农村老年人还要在地里劳动。农村老年人缺医少药、看不起病的现象更为普遍，很多老人患病不去就诊，应该住院却未住院。四是生活空洞。由于以上的家庭空巢、社区空心、政策空缺，很多农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是非常单调、非常孤单的，实际生活质量很差，对于未来生活的预期也很迷茫。实际上，代际之间的差异、快速的社会变迁，也使得一些老年人与年轻人的沟通出现障碍，与社会的融入出现障碍，很多老年人生活在一种边缘化的封闭、虚空的状态里，心无所寄。或许这也是较多出现老年人精神障碍或者自杀行为的重要原因。

　　多维长远规划农村养老

　　面对以上类型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简单地讲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确实面临着诸多现实的困难与挑战。比如说，在家庭大量空巢的情况下，如何以居家养老为基础？面对社区严重空心化，如何将社区作为可依可托之处？面对缺医少药的客观情况，如何实现医养结合？特别是就居家为基础而言，从文化上讲，尊老敬老是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从法律上讲，子女具有赡养老人的责任。现实当中，确实也有很多老年人从子女那里获得了经济支持。但是，经济支持并不是老年问题的全部，在农村来讲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老年人需要更多的是非经济支持。而异地就业、长期分居的现实，客观上限制了家庭提供非经济支持的功能。如果说不能依靠家庭和社区，那么大力兴办养老机构和设施，又是否可行？实际上，由于农村老年人的观念和养老机构的服务方式、服务水平等原因，很多农村老年人不愿意在机构养老，一些农村地区甚至出现所谓养老院床位闲置就是一个例证。进一步而言，在推进农村养老服务的动力方面，由于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市场机制能够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投资建立养老设施与机构，通常并不能让投资者获得满意的回报。而一厢情愿地倡导公益和志愿力量，也是不现实的，至少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我们迫切需要结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性思考，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行动，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宏观思路的落地、落细、落实创造更好条件。

　　那么，究竟如何应对以上类型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境遇，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呢？从长远着眼，当然是要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提升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减少人口异地就业，恢复农村社区活力。但是，我们既要着眼长远，也要着力于当下。当下如何发力？

　　笔者认为关键点有六：一是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领导作用，高度重视并切实推动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实际工作。二是大力加强基层社区党组织的建设，把党组织建在越基层越好，充分发挥党员、党组织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人心、筹集资源、服务群众的作用，在最基层的农村燃起希望之火，汇聚各种力量，温暖留守者的心灵，并提高社区居民的组织化程度。三是要将基层政府与基层社区的隔膜打通，更加密切政府与社区、干部与群众、村庄精英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可以尝试让在村庄治理中确实作出贡献的村庄精英有机会成为基层政府的干部，同时要求基层政府的干部必须有扎实有效的驻村工作经历才能晋升。四是直面分居子女履行养老义务的现实困境，创造更具宽容性、激励性的政策与制度环境，提供更为便利的社会条件，使他们能够有效履行家庭义务。五是充分重视培育社区自组织力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法制道德教育，同时促进社区居民的互帮互助。特别是，在外部支持引导下的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助养老是值得深入探索的一个方向，政府应该更加重视创造条件并予以有效支持。六是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大力鼓励、引导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比如参考目前行之有效的“支教”经验，引导大学生、城市青年和专业社会工作者，到农村地区“支老”，开办老年学校，拓展老年服务等，营造整体性的关爱老人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同时，这也是教育和培养青年人、引导青年人健康成长和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的一种方式。

　　以上举措的核心指导思想是：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是一项十分艰难的系统工程，需要整体性思考和推进，重点应该是重建社区，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需要党和政府开展扎实有效的工作去培育、去激发、去凝聚。只有在基层社区是一个组织化的、有活力的社区时，我们才能积极有效地做好农村老龄工作。

        总之，农村人口老龄化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并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不仅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村老年人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繁荣发展，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全稳定，关乎共享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充分肯定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取得的客观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下大力气、带着感情、创造性地做好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各项工作，特别是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努力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也是共享发展、重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12-07第6版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