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设中的资本要素

王治东

智慧城市在当前的现实语境和理论语境下都得到极大的关注。2008年IBM率先提出智慧地球理念，2010年IBM在智慧地球理念下提出了“智慧城市”的概念及愿景。智慧城市作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智慧地球的重要结构组成而迅速兴起，欧洲很多城市将其纳入重要发展战略。我国也非常重视智慧城市建设，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文件明确强调，将智慧城市作为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2014年8月正式印发国家发改委起草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正式纳入国家建设体系。

智慧城市的核心构架

如何建设智慧城市是一种政府治理行为问题，但如何认识智慧城市，探讨构成智慧城市的核心要素却是一个哲学命题。智慧城市的核心构成要素很多，其区别于传统城市显要的因素在于技术，这种技术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技术，而是智能技术，并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形成技术群，集聚了 “物联网”、“云计算”等核心概念，并以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三大部分为支撑技术。

智慧城市除以技术优势区别于传统城市之外，空间、人等都是比较显性的要素。但其中，智慧城市有一个核心要素，即作为城市空间运行的动力与血液的“资本要素”往往被忽略。

资本的物理空间属性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共同支撑着城市正常协调运行，而城市空间是这些要素最直接的运行载体，各类城市活动所形成的功能区则构成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框架。而资本恰恰与空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资本流动与集聚是借助城市空间完成的。

城市空间是资本运行的载体，又是资本累积的重要环节。作为资本运行的载体，城市空间为资本累积提供了场所。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所处时代大批工业城市崛起现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化的表达就是工业城市，“资本”的关系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城市发展的灵魂。大工业最初的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都是在城市中发展起来的，新兴的技术也在城市中转化为生产力。大量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过剩人口不断涌入城市，成为资本累积的巨大推动力。在马克思看来，城市具有一种空间聚合力，使所有有利于发展工业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要素都集中起来，并形成空间优势。

城市空间资本化不仅改造了传统的城市空间形态，还塑造了市场经济社会。城市空间资本化打开了一个新型空间时代，创造了崭新的空间存在方式，城市空间被按照功能进行分区。城市空间资本化也可充当强有力的经济杠杆，带动城市经济的扩张，进一步增加社会财富。

智慧城市的资本集聚与分流

资本一方面依托空间载体不断增殖，同时反过来会对物理空间产生重大影响。资本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不可忽视，通过投入城市建设之中实现增殖的同时，也不断催生城市空间的增长与变化。城市房地产热就是资本逻辑运行的表象化，既是资本流动的表现，同时也催生了城市空间的不断增长与拓展，成为城市发展的深层动力。

对于智慧城市而言，资本更是重要建设要素。智慧城市建设的资本流动，比传统城市资本流动更体现了技术的风向标，在智慧城市中，资本要素集聚就是资本要素在空间、技术以及资源配置上的优化。因为以资本为后盾，智慧城市作为城市发展历程的一个崭新阶段，除了实体空间的建设外，还涉及虚拟空间的建设问题。因此资本的分配是非常重要的前期工作，资本要素的集聚和流动就成为了一个摆在智慧城市发展面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智慧城市建设对资本的利用与限制

智慧城市建设会带来积极的期待，利用信息技术以及大量资本集聚优势智能地感知、收集、分析和集成城市方方面面的运行，并做出相应积极的应对，有效形成城市系统运转的良性循环，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提供积极有效的便利支持。但智慧城市面临比传统城市更严重的问题，尤其是资本逻辑作为不可控的因素时，智慧城市建设会形成城市建设的悖论。

恩格斯早就看到城市对人性的压榨和扭曲，并揭露工业城市的弊端。城市中资本和人口的聚集，无疑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随之而来的是每个人都在追逐资本的同时变得极端的利己主义。

资本之所以如此，在于资本既具有价值，又具有使用价值，资本既表现为社会财富，也是一种生产关系。资本所表现出的生产关系，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关系，是有产和无产的对立关系，进一步演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资本一旦产生，其发展的逻辑很难为人所控，甚至资本具备了控制人的能力。求利本性使资本会不遗余力、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代价地去对抗任何试图阻碍其追求剩余价值、实现价值增殖的行为。智慧城市建设既需要发挥资本集聚和流动作用，又要限制资本对社会关系的统摄。因此，只有将智慧城市的整体建设和其基本构成要素技术、空间、资本等方方面面与人的发展要素协调起来，智慧城市才会彰显积极的意义。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1月15日第6版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