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社会

时势权力在外来工群体中的作用

发布:编辑研究部 发布日期:2013-10-12 阅读:204936

 

 王 岩

    【摘要】随着当前进城外来工的研究逐步深入,关于外来工亲友和老乡群体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政府的关注。而通过长期观察,笔者发现,在任何一个有血缘和地缘关系联系起来的外来工群体中,必然会拥有一个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魄力的“时势权力”式“英雄”人物。他们除了在生产、生活方面给予外来工以帮助外还在外来工群体的维持、外来工权利的维护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时势权力

    一、概念的阐述

    在文章的叙述之前,我们首先要就几种权力分类的问题做一个说明。这里我采用的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对权力进行的分类。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权力被分成了四大类型,即: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和时势权力。横暴权力体现的是一种个人意识的强加,如君主的统治。同意权力则反映的是一种契约性的社会现状——社会权力的形成必须要征得全体公民的同意才能成立,这种权力模式广泛地表现在各种民主社会内部。而长老权力更准确的说是一种教化的权力,是一种文化的权力。即社会的长老们以传统文化为工具实施自己对于社会的管理权力,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体现得十分明显。而在这里,笔者想重点谈一谈时势权力的概念。

关于时势权力,《乡土中国》中是这样描述的:“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遑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此时,乡村社会里进而会出现一些“英雄式”的人物,他们敢做敢当,面对困境能够提出合理的解决办法,并且能获得其他人的信任及支持,进而这些“英雄”可以支配相信他的群众而发生了一种权力。费孝通先生在论述所谓“时势权力”时指出,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不同,因为他不是建立在一方剥削压迫另一方的基础上的,双方这种上对下的群体结构完全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同时,它和“同意权力”也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同时也没有相关的社会契约对其加以约束。另外它更不同于“长老权力”,因为它的形成是“传统”里所没有的。它是由于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各种观念上和现实上冲突的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时势造英雄”。

    二、外来工群体中的时势权力

    在外来工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亲友和老乡圈子里必定会有一个“时势权力”式的“领袖”人物。这样的人物可以没有多少科学文化知识,但必须要具备如下一个特征:

    第一,这个领袖自身必须能迅速适应城市里的生产生活方式,学会用城市的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去想问题,并且能够顺利、积极完成自身社会角色的转变,这是任何一个外来工亲友和老乡群体领导者都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

    第二,这个领袖必须仍具备一定的乡土性传统思维方式,在他的心里,血缘和地缘关系必须占据较大的分量,同时那种传统的“自我主义”价值观必须存在,只有这样的领袖才能够全力为亲友和老乡们服务,因为在这种服务的过程中,他可以得到一种特殊的非物质价值回报——人情。而这种人情式的交往模式只可能存在于传统的“熟人社会”里。在那里,它代替了货币所能表现的所有价值。当前一些年轻的外来工可以很顺利地完成自身角色的转变,但是他们成不了亲友和老乡群体的领袖,因为他们已经把最传统的那层关系给丢得一干二净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即这个领导者面对因社会变迁而导致的各种难题时,必须能够迅速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在整个群体发展遇到困境时,这个人必须要能勇敢地站出来。这一条对于外来工的要求是很高的。在传统那套“礼法”的教育模式下,他们被灌输的思想都是“稳定,稳定,再稳定”,“求变”的思想只存在于少数有远见的外来工身上,大部分的外来工被传统灌输的“安于现状”的思想而不思进取。同时要敢于在亲友和老乡群体遇到困境时勇敢站出来的人也不多,因为这是不合“礼”的。而且“站出来”并不能使自己获得眼前的利益,相反可能还会损害自身利益,所以在关键时刻敢“站出来”的人也为数不多。但是一旦这些“领袖”站了出来,并在相关工作上取得了一定成果后,其亲友和老乡们觉得有利可图时,他们也就会迅速地聚拢于这些“时势权力”的周围,并建立起一种以信任为纽带的关系,进而形成一个拥有共同目标的团体。有了自己的目标,并且大家均把力量向一处使,这个团体肯定要比松散的亲友和老乡关系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外来工群体中时势权力的作用

而这样的时势权力领导者在整个外来工进城工作和生活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1、生产方面的安排

    外来工的时势权力的积极作用首先体现在介绍外来工出去工作的问题中。在中国的农村中特别是在几年前,他们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是十分有限的(这种现象在当前中国的西北以及山区还仍然存在)。随着乡土社会人口的增长超出了其土地所能供养的极限,极大地影响了其原有的生活质量,一批有想法的年轻人走出了乡村。而此时对于刚进城的外来工们来说,城市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片空白,此时一些在城市里已经站住脚的外来工(即时势权力)便站了出来,他们为新进城的外来工们介绍工作(一般就是在自己工作的单位);对于一些从事个体经营的外来工甚至愿意将关系到自己生活的手艺活传授给自己的亲友和老乡。而一些拥有一定资金和经营规模的外来工(如包工头)则直接将这些刚进城的年轻人拉入自己的单位工作。在这里,时势权力不仅让这些外来工们迅速地解决了工作的问题,进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外来工找工作的经济支出,同时也在这些新来的外来工中间树立起自己独特的形象,进而促使这一区域内时势权力群体的产生。

   2、生活方面的照顾

    首先,在物质生活方面,这些时势权力几乎包揽了新来外来工的衣食住行所有方面的工作。这些新来的外来工初到城市,人生地不熟不说大多也没有多少的积蓄。为了维持这些新人的生活,时势权力为他们提供住所,照顾他们的生活,并借钱给这些外来工以渡过生活中的难关。其次,是心灵上的慰籍。时势权力对这些“城市里的外乡人”寻求心理上的抚慰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由于缺乏关心,这些外来工是生活“被遗忘的角落”中的,在经历了高强度的生产工作后,其心理上又得不到相应的关怀,这让悲观、愤懑的情感在整个外来工群体了迅速蔓延开来。于是外来工们只能通过和“有能力的老乡”聊天的形式以发泄心中的不满!这也成为了部分外来工主要的休闲方式,也只有这时候,他们紧张的情绪可以得到放松。这时笔者看到,这些时势权力者不但成为了外来工们心灵上的寄托。同时它也为外来工发泄心中的苦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从而减少冲突现象出现的几率,用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的观点,时势权力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种“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3、外来工正当权益的维护

    当外来工权力受到损害时,在正当渠道维权受阻的情况下,其必然会想到找亲友和老乡一起帮助自己去维权,而这些人的联系者就是这个群体的时势权力。第一,时势权力者可以利用自己长期在城市生活,充分了解城市生活规则的优势,帮助这些权力受损的外来工以城市特有的方法——进入法律程序来帮助外来工维权。第二,在相关维权活动受阻后,时势权力者将会利用自己长期在城市生活而积累的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网络,发动其他“有本事”的同乡(即多个时势权力领导者)一起为外来工利益受损者辩护,进而帮助其维护正当权益。第三,在这些政党渠道走不通的情况下,这些时势权力者还会利用自己的个人魅力纠集一批同乡去与企业主理论,在一定情况下甚至会采用暴力的手段(如对企业主进行殴打和非法拘役)帮助外来工维权。而一旦维权成功,这个时势权力在其老乡心中的地位也会因此急速上升,而随着而来的就是这个时势权力群体的规模会越来越大,所影响的范围也会越远越广。

   四、外来工时势权力的局限性

   1、文化知识有限的影响

    文化水平一直是限制外来工进城发展的瓶颈之一,对于时势权力者来说也不例外。虽然相比之下,这些时势权力者自身的文化素质在农村来说已经不低了,但是在遇到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们仍然会显得力不从心,比如在对新来外来工提供就业岗位和就业技术时,他们往往只能提供一至两个有限的体力活岗位以及极少数的技术传授,这些工作往往待遇低、生产生活条件差、工作强度大,对于那些社会层次较高的工作岗位,他们是没有办法提供的。同时在针对外来工维权诉讼的问题上,这些时势权力大多也只能出出主意、找找关系,想靠他们完成整个诉讼的过程是十分困难的。

   2、对于群体的发展缺乏规划

    由于外来工时势权力自身缺乏相应的文化素质,其管理意识方面也暴露出了种种不足。第一,有些时势权力领导的群体只在其成员出现问题以后才临时组织起来,由于缺乏相应的管理和统筹,这些成员之间并不十分了解,有的成员间甚至存在着矛盾,加上缺乏有效的管理,久而久之,这个时势权力群体会面临着分裂甚至解体的危险。其次,由于时势权力者自身的文化修养有限,在取得一些人的信任以后,这个权力主体者会不断地自我满足,一定程度下甚至可能转变成横暴权力,以一种强制的手段对自己的外来工亲友和老乡进行剥削。另外,由于自身能力的原因,这些时势权力者常常容易受到城市不良思想的蛊惑,而使得这种以维护亲友和老乡权益的积极群体转变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进而危害社会的安定。如在福建的泉州和厦门,这种以地域为特征的犯罪团伙比比皆是。

   3、流动性强,时势权力群体不稳定

    这里的时势权力群体流动性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群体成员的流动性强。作为一个纯粹为了经济利益而流动的群体,外来工的流动性是非常大。因为赚钱是他们外出打工的唯一目的。只要有钱赚,或者是别的工厂待遇比自己现在所在企业要好的话,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离开,即“跳槽”。“跳槽”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会使得许多仍在原企业工作的外来工变得不安分,进而也想和自己的亲友和老乡走同样一条路。许多外来工甚至是一种城市间的跳槽,这就使得时势权力群体的成员极其不稳定,进而影响成员间亲密关系的培养,影响整个时势权力群体在外来工中发挥的作用。

    第二,时势权力领导者的不稳定

通过上文的叙述我们可以认识到,所有的时势权力群体的形成都是在一个“英雄”式的主体领导下临时组成的,在这里领导者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他粘合了整个群体。但是同样作为一名外来工,这些时势权力领导者自身也存在着一系列的不稳定性,它直接影响到了整个时势权力群体的维系。①时势权力领导者自身如果寻求到了更好的工作而“跳槽”,这里的时势权力群体必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②时势权力建立的根基是这些领导者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为整个群体牟取利益,而一旦领导者这种力量丧失了,则会导致整个群体的瓦解。③在领导者老了以后,其继任者的问题关系到整个群体发展的方向,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对于整个时势权力群体的发展将会产生严重的打击。

综上,外来工中的时势权力在外来工进城打工期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其自身的局限性也会影响到整个外来工打工的进城。为此我们必须关注这个群体,并给予其正确的引导,进而保证其能够在最大限度上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出力。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王 岩:《乡土社会网的异地重构与拓展》,福州大学社会学学专业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

【3】甘满堂王 岩:《农民工居住边缘化与空间隔离——从城中村到城郊村》,《福建论坛》2008年第1期。

【4】梅永存黄和逊:《政府“缺位”帮会“补位”》,《瞭望周刊》2003年第16期。

【5】梅永存黄和逊:《老乡会如何变成了“维权会”》,《瞭望周刊》2005年第10期。

【6】梅永存黄和逊:《另类维权”的启示》,《瞭望周刊》2005第20其

【7】于建嵘:《农民以法抗争的组织特点》,《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作者:王岩,中共包头市委党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