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人口老龄化需实现“三个转变”

张来明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我们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时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央高度重视和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出了战略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现在，关键是要通过一项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把有关部署和要求落实好，不断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

　　为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客观要求，应对人口老龄化，须努力实现“三个转变”。

　　第一个转变：从被动应付到积极应对转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这是党中央为顺应我国人口形势和经济形势作出的最新战略部署，我们应该深刻理解“积极应对”的涵义，调整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路，变被动应付为主动应对。

　　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发达国家，老龄化是一个自然过程，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才出现的，不存在我们现在遇到的“未富先老”问题。即便如此，多年来很多发达国家都面临养老金支付压力大、医疗费用快速增长、劳动力相对不足等问题。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着眼于更有效应对，国际社会形成了“积极老龄化”的应对共识。“积极应对老龄化”是对过去实行的过度强调保障和照顾的养老模式的主动调整，它更加注重老年人保持身心健康，帮助老年人自主自立，积极面对晚年生活，力所能及地为社会作出贡献。现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都在65周岁以上，个别国家已接近70周岁；日本、美国等国家老年人收入中的30%到40%是劳动收入。这些都是积极应对老龄化成果的具体表现。

　　当前，我国人口形势面临“未富先老”的挑战。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国家的人口一直处于快速老龄化之中，再过几年就进入加速老龄化时期。同时，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在减速，这是我国经济新常态的最突出表现，还有就是劳动力短缺。一加一减，我国应对老龄化的压力将骤然加大。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老龄化与工业化、城镇化过程相互交织，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居民收入水平还相对较低。在面对老龄化问题时，我们势必要比那些人口平缓老化的国家面临更大的挑战，因而更需要采取“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思路。但是，在我国推行这个新战略，必将遇到多方面的阻力。一个方面的阻力是尊老敬老的传统文化以及“全民关爱”工作思路的影响。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应对老龄化的工作方针一直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它对推动我国老年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一方针也存在一个不足，就是忽略了老年人的“自立自强”，简单地将老年人摆在“接受”的被动地位。另外一个方面的阻力是社会理性对话的缺失。

　　要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新战略，首先需要完善应对老龄化的工作方针，将老年人“自立自强”纳入其中。还要适应实际需要，调整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比如，老年人的统计口径要合理调整、退休年龄要逐渐延迟、终身教育要认真落实、退休人员也要缴纳医疗保险费、老年医疗卫生要更加注重老化预防、养老服务要立足于居家和社区。

　　第二个转变：从发展机构到维护居家生活转变

　　在西方发达国家，“老化预防”、“就地安养”早已成为基本共识，减少对养老机构的依赖已经成为各国的主要政策目标。一方面，各国都在积极倡导维护老年人的健康，推迟或减少残障发生；另一方面，各国也在积极推进各种宜老环境建设，为居家老人提供各种支持，鼓励老年人独立生活，尽可能推迟进入养老院的时间。在欧洲各国，人们的普遍共识是“养老院是度过生命最后历程的地方”，法国养老院老人的平均生活时间不到两年。因此，住进养老院意味着人生的重大转折，老年人作出这个决定往往都是相当慎重的。

　　然而，在近年来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养老机构建设却始终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制度框架，强调的是“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但是，这在实际推行中尚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由于考核指标等原因，当前各地在发展养老服务体系时仍以硬件投入特别是养老机构建设为主。这种大规模建设，结果是新建养老机构床位空置率高，全国养老机构床位平均利用率在60%左右，且居住在养老机构的大多数是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孝道，有关爱老年人的优良传统。让老年人集中居住、为老年人提供良好居住环境的愿望是好的，但当前这种以机构为导向的标准化服务，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与国际上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总体趋势尚不相符。

　　从促进老年人独立生活的目标来看，有关部门应该淡化机构床位建设目标和考核，客观认识机构养老的支撑地位，切实将工作重心放在以社区为依托的居家养老上。居家养老服务可以满足老年人的安全感、亲情感、归属感等情感需要，也符合我国的传统文化，是绝大多数老年人首选的养老方式。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主导地位，需要多方面的创新。比如，要积极发展涉及老年人起居的上门服务，在医疗服务方面要强化社区卫生保健，同时要大力发展家庭病床以及有关的日间照料服务。另外，更要针对大量独居老人积极推进以现代信息为基础的远程和应急服务。

　　第三个转变：从人海战术向智能化转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信息化是“新四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信息化技术和手段的广泛应用，将显著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充分利用各种信息化手段，发展智能化养老将是养老行业发展的大趋势。

　　目前，我国老年服务普遍还采取主要依靠原始人力劳动和管理的办法，从事简单的服务内容，人力资源使用效率低，服务质量不高，从业人员缺乏职业自豪感，护理员的流失率较高。无疑，养老服务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需要人对人直接提供服务。而照料老年人生活是件又苦又累的工作。因此，多数国家的养老服务业都普遍面临护理员短缺问题。当前，我国就业市场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劳动力不足特别是低端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突出。具体到养老行业，护理员短缺问题更加突出。怎么办？瑞典的经验表明，智能化养老在缓解养老行业劳动力不足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智能化手段，可以明显减轻养老护理员的工作强度，较好地改善工作环境，从而可以留住或吸引更多从业人员。瑞典养老服务工作的智能化程度很高，移动、洗澡等都有智能化的辅助工具。因此，瑞典养老院很少面临招工难问题。

　　智能化的工具还是促进老年人独立生活的重要支撑。紧急呼叫器、智能监测腕表等装备，能随时掌控老年人的健康状况，防止意外发生，增加老年人的安全感；智能化辅助工具，能够帮助老年人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难题，提高老年人独立生活的自信心。老年人独立生活能力的提高，也将明显减少对经济活动人口的依赖，缓解子女压力，释放更多年轻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

　　智能化社区服务，特别是社区卫生服务，有助于实现老人“小病不出社区”和在社区享受远程专家服务。通过将物联网技术运用到社区医疗服务的各个方面，可以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疗设施、医疗手段、医疗流程等全部实现智能化。这些先进的工作条件有助于将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留在基层，帮助老人在社区层面实现“医养结合”，进而增强社区和居家养老的魅力，减少对机构养老的依赖。

　　总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老龄事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在发展我国老龄事业、积极应对老龄化的进程中，智能化养老应该而且必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共同努力，把智能化养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不断发挥出来、增强起来。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2015年1月22日第十四版，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