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认识新常态 积极适应新常态

 

   话题缘起：习近平总书记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7月底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再一次提出，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由此，“新常态”成为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充分展现了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处变不惊的决策定力。那么，如何认识新常态、积极应对新常态？本专栏特约专家谈看法。

　　

    新研判 新要求 新方向

新常态的表述是对中国经济走势客观基础的新研判，对经济发展新阶段发展动力的新要求，预示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新方向

刘志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常态”的表述，对现阶段中国经济走势的客观基础作出了新的研判，提出了经济发展新阶段对发展动力新的要求，也预示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新的方向，因此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基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和宏观经济基本走势的判断，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新常态。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由过去的高速向中高速转换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由过去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我国在经历了过去30多年将近10%的高速增长、总体上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不仅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且原有的以投资和资本扩张为主导、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劳动年龄人口和资本积累率的下降使潜在增长率降低将成为必然趋势和常态，而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产能过剩、财政金融风险加大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减弱等几个因素的叠加，都使得经济不可能再维持此前的高速增长。也就是说，减速或换挡是经济发展内在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更为重要的是，与前期增长减速主要源于周期性因素不同，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减速主要源于经济基本条件变化带来的结构性因素，而这种减速也不能继续简单地沿用过往凯恩斯主义的总量需求政策了。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动力将主要来源于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

 

　　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在要素禀赋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和经济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低廉的生产要素驱动的，而随着我国生产要素价格发生质的变化，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依靠创新驱动成为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根本出路。今年以来，产业结构发生的积极变化如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工业平均增速以及单位GDP能耗下降，显示了“结构调整出效益”，也预示着技术创新背景下的结构调整将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除了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结构调整外，当前还有一个更大、更为基础性的催生发展动力的“结构调整”，那就是进一步激发来自民间资本和企业家的创新动能，从而整体上优化国民经济结构，而这需要在体制上进一步改革，以最大限度地增强和保护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可喜的是，本届政府一直强调改革红利，也就是说通过促进改革继续支持经济增长。这从这两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可见一斑，都是向市场放权、给企业松绑、营造更加宽松便利的环境等重要举措，无疑都会推动民间资本、民营经济发展和企业家精神复苏。可以想见，依靠体制的内在激励和保障来促进经济内生增长也将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新常态意味着宏观调控思路的转换

 

　　新常态意味着宏观调控思路的转换。简言之，除了原有的总量平衡外，结构调整、预调微调、防范风险和稳定预期将成为宏观调控的“新常态”。适应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十八大以后中国新领导层在对现阶段体制改革和经济形势特征提出全新的分析判断基础上，在宏观经济调控的内涵、目标、取向和政策工具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创新。首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界定了“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这与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提法有了重要的区别；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但是没有把产业、价格（规制）政策放在宏观调控体系之内，这表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职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其次，在宏观调控的目标方面，自201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微观要活、宏观要稳、社会政策要托底方针以来，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稳”字当头，并提出“上下限”论，体现了底线思维的宏观调控方针。最后，在宏观调控的取向方面，今年初以来中央对经济形势作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政策思路从过于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向更加重视结构调整转变。与此相适应，在政策工具方面，从“全面调控”向“定向调控”转变，瞄准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确定调控靶点，在精准、及时、适度上下工夫，根据不同经济部门和区域实际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精准调控方式。

 

　　新常态意味着政府和企业都要有“平常心”

 

　　面对新常态，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企业（家），都需要调整心态，适应新的环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有“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标志着持续高速增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意味着经济增长总量指标的重要性下降，也预示着长期以来唯GDP增长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指挥棒将会淡化使用，这将改变过去以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的偏好与思维定式。地方政府将更多资源和精力用于广义的发展如社会保障、民生福祉、文化建设、医疗教育等方面，强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提到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对于企业（家）来说，在增长速度下降、产能过剩的年代，劳动力等低端要素不再是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过去依靠拉关系、走后门等寻租行为获取资源的机会成本或难度也加大了，创新和研发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价值的创造才是企业立足的基础，因此大多数企业都要面临转型升级。（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经济发展新动力：市场化与新工业革命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主动融入新工业革命，既是顺应世界大势，更是为了改变和完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

　　刘金山

　　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决定了如何适应与应对新常态。理解经济新常态，需要用发展的动态眼光，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大国地位的历史变迁与未来趋势的视角，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地审视。

　　基础条件的新常态决定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新常态

 

　　改革开放30多年的最大成果是，中国经济总量于2010年始位居世界第二。这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体现，更是全球化进程中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大事件。中华民族由盛而衰、再由衰至盛，这一大国案例是空前的，在人类历史上是鲜见的。世界银行称之为中国奇迹是恰如其分的。

　　这一成果的取得，在于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境内外的基础条件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境内的发展需求与境外的资本需求有效地进行了连接，资源与市场进行了有效的握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基于理性选择的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这一配置的结果使中国具有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市场化的制度变迁充分释放了这一生产力。

　　变化是永恒的。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境内外基础条件在发生变化。这是正常的，也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与规律的。所谓新常态，核心就是：中国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从10%左右的增长速度转换到7.5%左右的增长速度，这是一种正常的表现，这是基础条件的变化所决定的。基础条件的新常态，决定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新常态。基础条件的新常态包括：市场新常态、资本新常态、劳动力新常态、技术新常态、结构调整新常态、全球化转型新常态、宏观调控政策新常态、社会认知理念新常态等。

　　围绕着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社会各界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疑问：面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中国梦的实现路径何在？“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路径何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何在？

 

　　市场决定性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制度动力新常态

 

　　寻求经济发展新动力，是适应并应对新常态的关键。面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与经济格局的大转型，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关键在两点：市场化与新工业革命。

　　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是一种新常态，更是一种新动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句话，是未来中国经济政策的主线，也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线。主线就是新常态。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新常态系统。一是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管理是对正面清单管理的彻底颠覆，法不禁止即自由，可以释放一切可以释放的活力。负面清单管理将引领经济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型，这意味着经济社会管理新常态的到来。二是混合所有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企业是市场意义上的企业，是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微观基础。混合所有制需要的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需要的是资本的效率。混合所有制是世界经济的常态，必将是我们的新常态。三是科学调控。科学的宏观调控是基于市场经济规律的机制化调控。机制化调控替代刺激型调控，将是一种新常态。四是现代化的财税体制。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是其核心。政府不能乱花钱，将是新常态。八项规定、六项禁止只是一个起点，最终目标是建立现代预算制度。其最大好处是，资源将最大可能配置到生产性领域，而不是分配性领域。五是利用市场化手段进行结构调整，化解产能过剩，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不是行政引导。这是一种动态调整的自我纠错机制与再平衡机制，亦是新常态。总之，市场决定性，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制度动力新常态。

 

　　拥抱新工业革命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技术动力新常态

 

　　新工业革命的引领与冲击，将是新常态，更是新动力。过去30年，我们常说，制度重于技术。现在我们应该说，技术重于制度。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全方位主动融入新工业革命这一全球化浪潮，抓住了机遇，就是抓住了动力。而融入的关键是进行市场化的科技创新，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力量，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现在不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将来付出的代价必然更大”。拥抱新工业革命，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技术动力新常态。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主动融入新工业革命，这是顺应世界大势，更是为了改变和完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使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增长速度持续稳定。（作者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构建迈向高收入阶段的产业结构

　　依靠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创新驱动力的增强带动经济增长，让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常态，构成一个以珠三角为核心、各市围绕核心区以一定轨迹运行的产业“星系”

　　邓江年

　　经济发展有其阶段性，每个阶段都有自在规律和运行轨迹，会形成阶段性的稳定均衡。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即是指我国经济运行开始跳出前30多年的运行轨迹和均衡状态，进入到一个新的周期，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均衡。促成这种“常态”的转换既有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环境和走向的影响，更是我国由中低收入迈向高收入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我国总体上处于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转型的阶段，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型社会的产业结构和稳定、快速的增长“常态”。而当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正在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时候，尚处于中低收入水平的产业结构不但难以继续起到支撑作用，甚至可能转化为负面影响，需要加快构建与高收入阶段相适应的产业结构。

 

　　随着向高收入阶段的迈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多条件将发生重大变化，呈现出明显有别于之前的趋势特征

 

　　要素成本稳步提升。在中低收入阶段，我国生产方面的主要优势是要素成本低，所以形成了一种通过低成本要素组合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而在迈入高收入阶段过程中，我国要素成本优势开始逐渐丧失。首先，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常态性紧缺”，劳动力成本上升。其次，随着老龄化加快和人口抚养比提高，全社会用于养老、医疗等支出大幅增加，储蓄率将逐步下调，投资率也将趋于下降。再者，随着可建设用地规模不断减少和人们对生产、生活环境要求不断提升，我国土地价格越来越高，环保约束性也越来越强。依靠人口红利、低土地成本、高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需求结构中高端化。收入结构是影响需求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西方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均GDP一万美元的发展阶段后，总体消费水平显著提高，1959年—2000年，美国的个人消费开支年均增长3.6%，消费开支在国内总需求中的比重达到65%；同时，美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食品消费支出由1960年的24.4%下降到1998年的13.5%，而以发展、享乐为主的消费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住房、汽车、休闲娱乐、投资、旅行和教育等方面的消费。随着我国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恩格尔系数对消费结构的作用规律将表现得更为明显，以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进入调整期，随之步入高额大众消费阶段，高档耐用消费品逐步普及，汽车拥有量将进一步增长，社会的主要注意力从生产问题转到消费问题和最广义的福利问题，相应地汽车制造业、电子通讯业、旅游和闲暇消费业等行业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和主要经济增长点。

　　供给重点转向公共品领域。在中低收入阶段，商品短缺，供给重点是竞争性商品。随着我国成功实现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转型，竞争性商品也实现了由短缺向总量基本平衡转变，甚至出现大量的产能过剩。与商品经济走向买方市场截然相反的是，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我国当前开始面临着社会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问题。一方面表现为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共品供给的总量规模不足；另一方面表现为城乡公共品供给严重失衡，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能满足需要；同时还表现为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公共品需求供给不足，制约城市化水平和质量的提升。因此，在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公共品的供需矛盾将成为“新常态”，社会供给重点领域将由竞争性商品领域转向公共品，文化、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将是重点。

 

　　适应新常态，要求构建迈向高收入阶段的产业结构

 

　　一是要实现由追赶型发展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型，接受低要素成本比较优势丧失，追求基于创新的适度增长和稳定发展；二是要实现由低成本竞争向质量、品牌竞争转型，在消化过剩产能的基础上推进产品更新换代，迎合人们收入提升后需求结构中高端化的趋势；三是要实现地方政府竞争由GDP向公共品领域转型，政府考核指标更加偏重公共服务，政府服务更加注重民众的幸福感受。

　　针对广东而言，面对新常态，一是要接受政策优势不断弱化的现实，走出政策依赖，依靠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创新驱动力的增强带动经济增长；二是要坚持不懈地在发展中促转型，在转型中抓发展，让产业转型升级成为“新常态”；三是要加大对粤东西北地区的投入，各市根据接受珠三角辐射情况形成自己的产业体系，从而构成一个以珠三角为核心、各市围绕珠三角核心区以一定轨迹运行的产业“星系”。（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释放广东经济发展新活力

　　广东要成功应对新常态，关键在于抓好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建制度

　　陈再齐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和7月29日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强调我国经济要“适应新常态”，由此，“新常态”成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充分展现了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处变不惊的决策定力。

 

　　确立新常态思维——强调三方面的转变

 

　　所谓新常态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是一种趋势性、长期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新常态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正面、积极的，将有利于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利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继续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既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新变化的全新判断和总结，更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思路、决策思维的反思，强调的是不能再以传统的思维来进行国家治理和相关决策，必须树立“新常态”思维。

　　新常态思维强调三方面的转变：一是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已经步入一个不可逆的新常态阶段，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最直接的反映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我们要摒弃“速度情结”、“换挡焦虑”，保持平常心，主动研究、主动适应和主动应对；二是必须摒弃经济发展决策的传统思维，彻底走出GDP增长高于一切的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将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能寄希望于政府通过强有力的调控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三是必须强调通过改革来释放经济发展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使经济发展走上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新路子。

 

　　积极主动应对新常态——必须处理好几大关系

 

　　新常态既是广东当前发展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更是对广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转型升级的新要求，必须主动适应、积极应对。广东积极应对新常态必须处理好几大关系：一是要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新常态下更加强调发展质量，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与换挡，要平常心对待；二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能走政府主导、投资刺激的传统老路，应该更加强调市场活力的释放；三是要处理好短期与长期的关系，新常态更加注重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应容忍和主动承受短期的调整甚至阵痛；四是要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广东“两个率先”战略目标的实现不能只依托珠三角地区的局部繁荣或者经济领域的片面发达，必须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

 

　　释放广东经济发展的新活力——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建制度

 

　　广东适应新常态的过程，也就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在经济增速换挡的背景下，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以释放经济发展的新活力。因此，广东要成功应对新常态，关键在于抓好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建制度四方面工作。

　　转方式，就是要继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要素供给的减少、成本的不断抬升以及技术模仿空间被挤压，决定了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由基于低端要素比较优势形成的追赶型经济，向基于人力资本等高端要素的创新型经济转变。为此，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加大创新领域的公共投入，积极探索能有效激励企业创新的鼓励补偿机制。

　　调结构，就是要促进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实现经济结构全面优化升级。必须更加重视消费需求，必须着重于拓展内需市场，实现内外需并重。区域差异过大、城乡差距没有明显改善，是广东经济结构长期面临的一大难题，如何创新体制机制、进行制度建设，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既是全面实现“两个率先”的需求，也是广东获得持续发展动力和中高速增长的重要机会所在。

　　促改革，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破除经济发展面临的障碍和梗阻，释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全面深化改革，是应对新常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更是广东作为“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在新时期所必须承担的时代使命。广东应该大胆先行先试，大力推进行政体制、财税体制、价格机制、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国企等重点领域的改革，继续释放改革红利，为新常态时期探索科学发展积累经验。

　　建制度，就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供给，释放经济发展的制度红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广东需重点推进的法制化制度建设主要包括：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市场制度建设、对接国际新格局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公共品供给和社会治理机制建设、有利于创新驱动的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服务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体制机制建设等。（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