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的文化症候

李三达

　为何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炮制”一个虚拟的自己？新媒体时代如何充斥着感性的表象的“亢奋”？电子媒介怎样避免文化工业的同质化？能否从“朋友圈”中夺回精神生活的自觉？

　　毋庸置疑，当下是一个速度被解放的时代。旅行的时间被极大缩短，空间被压缩成一个“地球村”，虽然60亿人口的村落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小，但是大卫·哈维称之为“时空压缩”的事实却悄无声息地发生在我们身边。其中最具震撼性的，既不是我们引以为傲的高铁，也不是超音速飞机，而是正在24小时不间断以光速传播的网络信息。

　　如果按照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的说法，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最能表征我们这个时代的，可能就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成熟而诞生的社交媒体文化了。去年英国上映了一部反思科技的迷你剧《黑镜》，其中一集讲述的是妻子在丈夫阿什死去之后，通过收集阿什在网络社交媒体上留下的各种零零落落的痕迹，再造了一个虚拟的丈夫并与之相守相依的故事。这是个幻想故事，但现实生活中，“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走了”，上传一张照片，添两个表情，发几句牢骚，有太多沉溺于微信、微博的年轻人忙于在社交媒体上“炮制”自己生存过的痕迹，俨然是在再造一个虚拟的自己。买了个名牌手提包，听了场演唱会，自然会乐意告诉好友自己过得很好，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哪怕感冒、发烧、流鼻涕，也能配着一张病恹恹的图片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奔驰，换来一片天南海北的安慰与关心。社会理论家们常说现代的人是孤独的、个体化的、原子状的，然而现在，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诞生，在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中穴居的人类仿佛终于找到了一种弥补方式：分享。让朋友与你一起快乐，让亲友陪伴你一起痛苦，时间和空间原本难以弥补的沟壑似乎已被巨大的科技成就填满。

　　但是，年轻人置身旁的家人于不顾，窥视着天南海北各色人等的隐秘生活，这种所谓的“社交”也在引起越来越多的焦虑。“朋友圈”是否让“朋友”变了味，虚拟世界是否在重新定义“社交”，“低头族”们被手机改变了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是今天的大众文化研究者绕不过去的了。作为时代文化重要表征的社交媒体，究竟表征出我们时代怎样的文化隐忧？

　　首先，从个体层面看，社交媒体文化重塑了当代社会个体的认知模式，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感知越来越碎片化，深度内省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移动终端设备的日益多样和影响力的显著增长，上班族们在上班途中、工作间歇、回家路上几乎可以“随意赋形”，在虚拟的世界里不停地流动，屏幕上的游戏、阅读、社交等多重任务循环往复，由此带来了当代年轻人认知模式的转型，美国学者海勒斯将之总结为从“深度注意”向“亢奋注意”的转变。“亢奋注意”的特点就在于不停地通过光影声色刺激大脑，使之兴奋，而不是像传统的阅读那样更倾向于涵泳沉潜的深度反省。来自于朋友圈的巨大信息洪流，看似在分享着各种各样的新鲜内容，事实上却停留在一个人生存的破碎表象上，这一点正是由“亢奋注意”的特点决定的。那些抓人眼球的图片和耸人听闻的标题，被法国学者维利里奥称为“感性表象的工业”，也许正如他所言，当代人正沉浸在一种“电光学的拜物教”中，人们被一种宗教似的迷狂所裹挟，投身于电子文化的繁荣景观难以自拔。

　　其次，从人际交往层面看，虚拟空间中的人际关系逐渐烙上了消费社会和工具理性的双重印迹，缺乏真实的体温。今天虚拟的社交文化实际上是消费社会与移动终端结合之后的衍生品。你到了一家不错的餐厅，给自己拍下一张享用佳肴的照片分享到朋友圈，一个免费的广告就此诞生。然而，社交媒体中疯转的“郭美美”们，却并不仅仅只是广告，它让我们看见了网络社交媒体沦落为“炫耀消费”温床的危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向着畸形攀比的趋势恶性进化，同时不断挑逗着消费社会高速发展的神经。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说，消费社会的一员既是消费者，也是商品的推销者，但更重要的是，“消费社会的成员本身就是消费品”。最终，人们在虚拟空间中的自我消费换来了一片嘘寒问暖，只不过是以简短文字或表情符号的形式。这最大程度地降低了人际交往的成本，点个赞就完成了一次对朋友的问候！这种模式适应并且加速了当代社会效率至上、工具理性万岁的趋势，缺乏温情的问候最终累积为无声的哀悼：每一个用符号来问候的朋友只是符号般的虚幻存在。

　　再次，从社会文化层面看，基于社交媒体的新型文化带有文化工业与生俱来的缺陷，即分享内容的严重同质化。于是，虚拟的朋友圈会不停复制自身群体的固有习性，社会区隔因此更加固化。人们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所乐于分享的大多数内容都不是那些被时间洗礼过的文化经典，相反，越深沉的内容越不利于分享，越是喧哗的控诉越能引起骚动。人们分享内容的深度与作为载体的手机一样越变越薄。《江南Style》《狐狸叫》《小苹果》等内容在社交媒体上的风行让我们见识了文化工业深不见底的流行漩涡。在批评家阿多诺看来，这些流行的内容不过是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标准化产品。互联网为这种同质化产品提供了最廉价的温床，接受成本低，参与的门槛更低，乐曲强烈的节奏配上各种起舞的恶搞视频，就可以势如破竹地流行起来。也正是拜这种媚俗产品的流行所赐，经典的生存空间才会被逐渐蚕食。

　　曾经，我们寄予电子媒介的诞生以开创性的意义和活力。从羊皮纸到印刷术再到成本低廉的口袋书，公众阅读水平伴随着阅读载体的普及而得到提高，与之一同水涨船高的自然是他们的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由此不难预期，数字时代电子媒介将为知识文化的普及带来多么大的效应。谷歌图书拥有堪比地球上任何图书馆藏书的海量扫描文件，虚拟艺术博物馆贮藏着从拉斐尔到德库宁的大量艺术品影像，但是，现在要想触动这类高雅内容的分享按钮，需要朋友圈成员都具有较高的文化资本，换句话说，需要你的圈子足够“高端”。因此社交媒体逐渐出现了布尔迪厄所谓的社会区隔，有文化的人会不断分享高质量的内容，而缺乏文化资本的人则会不断被掏空，成为文化工业的牺牲品，从而加剧社会阶层难以上下流动的状况。

　　虚拟世界中的这些文化症候未尝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某种反映。若是整个社会都穿上了永远停不下来的红舞鞋，人们没有享受和学习高雅文化的时间，没有进行真实的面对面交流的条件，没有对自身精神生活的自觉与自省，如何能从眼花缭乱的朋友圈中找到一方自己的净土？一个能虔诚地读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人会去享用一碗过目即忘的心灵鸡汤吗？总之，得让人们见到海若，他们才会坚定脱离河伯的决心。

　　无论未来会如何发展，我始终相信，肤浅在任何时代都没有成为文化表征的资格。

   （本文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9月9日第14版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