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完善智库建设七项机制

胡锐军   宝成关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坚持服务理念，实现服务决策、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统一，一流的智库不仅仅只是服务领导，还要能服务于社会需求，能引领社会思潮，而最终的目的是服务人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重点加强整合机制、准入机制、竞争机制、供给机制、转化机制、共享机制和培育机制的建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尤其是如何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出了重要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其中，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一个重要举措和亮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智库即智囊机构，又称“思想库”、“智慧库”或“智囊团”，是影响并健全政府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社会效用和功能上，智库的作用是多方位的，既能提高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作领导人的得力助手和参谋；又能扩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实现协商民主的多样化；还能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储备人才、创新思想、提供信息；等等，也正是从这些意义上，智库建设已成为世界诸多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智库建设的意义在我们国家也日益凸显。从发展历程看，我国的智库建设和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智库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法律制度不健全、外部环境不完善、发展定位不准确、机构设置不合理、社会影响力有限、从业人员素质不高、民间智库发展滞后、官本位现象严重、开放程度不够等，可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刻不容缓。按照俞可平教授的观点，一个智库要对社会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需具备七个要素：即思想、问题、责任、战略、人才、网络、特色。结合我国的实际，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重点加强以下几个机制的建设。

　　整合机制

　　时下，我国的智库主要呈现官方智库、准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和高校智库四驾并驱的发展态势和格局。官方智库主要指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所属由国家财政资金提供经费来源的研究机构，包括各级党政机关的政策研究室、研究院或研究中心（如各大部委所属的研究中心等），社会科学院，社科联，党校（行政学院），研究会（如中国法学会）等组成。准官方智库主要指官办民助性的研究机构，如中国（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等。民间智库主要指由社会资本投资带有公司和盈利性质的研究和咨询机构，如零点调查公司、安邦咨询公司等。高校智库顾名思义就是指各个高校创建的一些研究性机构或研究团队，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等。

　　但一直以来，对我国到底有多少智库机构并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数据，大多援用我国科技部办公厅对我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这一数值是2408个；有的则引用国外的数据，如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组每年发布一次的“全球智库报告”，《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智库分布中排第二名，有429个智库。事实上，智库跟软科学并非同等概念，我国的智库数量也或远不止于此。

　　与此同时，我国智库机构虽总分类型只有四类，但具体到各个领域和部门，则分散重叠、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较为严重。以官方智库为例，从纵向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都有各自的智库研究机构；从横向看，各个层级的党政职能部门也都建有自己智库研究机构，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协作机制，各“条”、“块”之间交流非常有限，往往封闭运行、各占一方，对智库建设的整体发展形成了障碍。尤须引起重视的是，在为数众多智库机构中，真正有影响力的智库占有的比重却较少，实现智库建设由量到质的转变显得非常迫切。因此，应该加强规划，按照社会治理的不同领域和需求，整合并类分各类智库资源，形成研究合力，一方面要加强官方智库编制、人员和经费管理，形成科学合理的组织和管理模式，另一方面要形成良性的参与和协作机制，既要避免闭门造车、各自为政的现象，又要防止为争取资源或急于取信上层而形成的恶性竞争局面。同时，在智库自身的内部机构设置上，要突出研究部门的核心和职能地位。

　　准入机制

　　目前，我国智库大都是官方和准官方的附属型智库，高校智库也是依附于政府而生存，正是这种“垄断”造成了我国智库建设的“内循环”弊端，突出表现在研究机构的人、财、物等的配置都由政府决定和安排，不仅如此，智库的研究工作大部分是通过政府以给钱、课题立项或任务指派的形式展开，其中任务指派占据着主体，且研究范畴和承担人的选定等又大部分由政府相关部门自己圈定，而且，项目结项也常常由政府部门自己来组织审核、评议等。这样的智库充其量只是个“幕僚”的角色、很难保证其独立性、客观性、社会性和创新性。而从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看，国家治理是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工程，治理主体多元化，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国家观念向社会观念转变，公民社会日趋完善，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化社会组织体系，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相辅相成、彼此依赖。显然，要适应这样的社会需求和发展格局，我国的智库建设必须在准入机制和宏观管理上进行重大革新，促进中国智库由传统向“新型”、“现代”转型。

　　突出的是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逐步理顺智库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大力推进民间智库的建设，形成多元智库发展的局面。与官方智库相比，民间智库有着更多的自主权、选择权，在倾听人民的呼声，反映人民的诉求上有着独到的地位和优势，能够在释放民间压力、破解社会难题、补充信息资源、提供决策咨询等方面与官方智库之间形成功能互补的局面。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理念的创新，我国民间智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有少数民间智库在国家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从数量、规模与影响力看，仍然存在诸多不足，生存和发展环境还有待改善：一方面，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由于我国对社会团体，尤其是民间非企事业单位有着严格管理制度，民间智库机构在成立审批和经费来源等方面遇到的阻力和困难还较大。另一方面，缺乏建言献策的渠道和成果推介的公共平台。因身份原因，民间智库往往很难将其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直接送至党政决策核心部门和相关领导，相应的，也比较难以进入传统主流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的宣传范围，不能发挥其参与决策和引导社会舆论的应有作用。显然，这些都需要我们加以改革和面对。

　　二是鼓励优秀的“布衣参事”参与政府的决策。如果说建设和发展实体性智库是对团队智慧的重视，那么对于民间人才的选拔，则是对个人智慧的渴望。事实也证明，“妙计安天下”，有时，一个谋士的一条妙计能胜过千军万马的力量，也正因如此，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乏知名智囊的影子，从姜太公、管仲、韩信、张良到诸葛亮、刘伯温再到“绍兴师爷”等等。以古鉴今，我们在建立现代智库的过程中也要充分重视对民间“专家”的选聘，要敞开大门，对那些愿意为政府的发展建言献策的人，无论是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媒体人员还是普通公民，永远持欢迎的态度，让“布衣参事”、“布衣谋士”能自由地融入到国家的决策中。

　　竞争机制

　　“智库”顾名思义为智力或计策的存储和供给之处，这首先意味着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或备用方案。以此观之，中国智库在为政府、社会提供前瞻性、实用性、储备性和多样性研究成果方面还做得不够，离新型智库标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究其原因与竞争机制的缺乏是分不开的，为此必须建立决策咨询的公共竞争机制。

　　一是改变经费资助方式。从实际看，政府对智库的传统“供养”方式形成了两大弊端，一方面，等、靠、要现象严重，积极性、进取心不足；另一方面，滋生了走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社会上所诟病的“跑部钱进”现象，在智库领域也有所体现。所以，要通过“科技计划”、“项目支持”等竞争性方式取代简单的政府“财政拨款”，让智库有忧患意识、研究动力，破解不正之风。

　　二是改变官方智库一家独霸的局面。要通过项目招投标和申报的形式取代通行的“内定”、“任务式”方式，让各种类型的智库机构都能参与进来。

　　三是建立智库成果的评价机制。智库的研究成果，终归是一个知识产品，唯有形成科学合理的评价和监控机制，才能确保质量，因此，要对智库成果进行独立性、权威性的评估与认证，否则智库机构就会养成敷衍了事的习惯甚至出现剽窃作弊等学术不端行为，最终产品也会形成所谓的“文字垃圾”。如可以成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智库的研究成果、社会责任及其道德操守等进行监督，确保评价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这既有利于保证智库产品的质量，也有利于在智库之间形成健康的竞争机制和学术环境。

　　四是建立激励机制。一方面要加大对精品成果的奖励力度，特别是对进入政府决策链的成果予以重点推介，通过多种激励和考核方式鼓励广大科研人员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另一方面，对那些不作为、虚作为、庸作为甚至是鱼目混珠、滥竽充数，达不到资质的智库进行淘汰和取缔。

　　供给机制

　　智库能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直接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投入和需求机制，由于国家是智库产品的直接受益者，因此，其需求的实现必须依靠相应的投入和供给作保障。如上所述，目前，我们国家对智库的建设和引导，主要是通过财政拨款、行政命令、项目或课题立项的形式来实现，其中，前面两种方式过于简单，后者则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内部认购”、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等弊病。

　　从新型智库的发展路向看，合理的供给机制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度供给。按照亨廷顿的观点，“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①要保证事情发展的连续性和成功性，制度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保障，对此，邓小平曾有过深刻的论述，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②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在智库建设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或缺陷跟我们的制度缺失或不完善是分不开的，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完整或明文的智库建设条例，因此，要加紧相关制度的制订，做好智库建设的顶层设计。

　　二是项目供给。智库的功能通俗点讲就是出点子，而这又与国家的需求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决策部门有必要向智库提供需求提示，并且及时提供相关的信息资料，实现项目供给的科学性和透明度，除了改变简单的“给钱”、“给任务”方式，还要完善“项目”立项，这一主体方式的管理：首先，要扩展资金资助渠道，除了财政拨款外，还可以引进个人、企业、基金会等资助，并确保资金来源不影响研究的过程和结果。其次，完善公共政策咨询项目投招标和申报程序，公平竞争，杜绝“学霸”、“身份”、“关系”通吃的现象。再次，完善各级各类课题的管理，把好立项、检查、验收的各个关口，同时要实行分类指导，统筹规划，尤其要与学科建设、学术活动、基层调研、科研考核、队伍建设、成果转化等环节结合起来。最后，加强调研基地建设，让智库的研究更贴近实际、贴近国计民生。

　　转化机制

　　从实际看，既有的中国智库在理论和实践中已经研究出一些有价值的产品，但是成果的传播和转化途径却很单一，使得这些理论产品或具体建议不能陆续转化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陷入了学术成果尚可、战略政策成果较少的境地，决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也因此受限。以官方智库为例，大部分研究成果是通过体制内的渠道向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推销的，当然，这其中有的成果是出于保密的需要，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与其对外宣传的积极性不高有关，有的甚至故意将其神秘化，结果是许多研究成果不为外界所知，缺乏应有的社会监督和社会效益。而从国际经验看，一个智库运行是否成功，与其市场营销能力是成正比的。智库需要进行推介和宣传，也已经成为业内和社会的广泛共识。比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成果一般都公开发表，据统计，它每年都要出版大约24本研究专著，还定期出版季刊《布鲁金斯评论》以及《布鲁金斯经济论刊》等几种期刊，每年在各地召开100多次研讨会，加强与各界各领域专家的联系。而兰德公司每年也都有数百份图书、报告和专业论文问世，向政府、大学、工业界和一般公众分发的各种材料更是多达30万份。可见，科学而合理的成果转化或推销机制是新型智库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我国的实际看，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努力建立智库与决策机关的交流合作和沟通联络机制，以便于党政机关负责人与智库专家学者们进行交流和沟通。二是建立智库成果采购制度，明确采购标准和程序，按“质”付酬，为智库参与决策应用研究提供动力保障。三是拓宽成果转化渠道和载体，建立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多载体的信息传播机制，一方面，要打破官僚作风，力争把最新的对策建议、调研报告及时便捷的报送到政府决策部门，保证智库成果的时效性；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电视媒介等现代媒介和载体的作用，建立成果推介或发布的多渠道机制，如可以根据研究成果性质的不同，分别以学术报告、高端论坛、蓝皮书、决策参考、科普活动等形式对外传播，让智库的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的最大化。

　　共享机制

　　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在于预见性、前瞻性，而进行有效的战略性预测或研判则有三个重要前提：一是能够密切接触决策层和核心人员，并能第一时间获取相应的信息资源；二是具有与之相关的丰富阅历和实际管理经验。三是能够知晓最新的研究动态，紧跟学术和社会发展前沿。归结起来，这三者要得以实现必须依赖于良好的共享和参与机制。从我国的实际看，大部分智库还难以获得这样的优势，就算是体制内的官方智库，除少数“核心”智囊机构能先天获得信息、资源和人脉优势外，大都难以做到三者齐全，因为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类似“旋转门”的人员交流制度，而对于身处体制或半体制之外的民间智库、高校智库，更是缺乏联络沟通和获取内部信息的渠道，毋宁说以“自己人”的身份深入决策机构内部去探求决策机关的需求，获得最新的信息和决策动态。

　　因此，必须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智库共享机制：一是建立信息和资源共享机制。信息经济时代，尽可能在纷繁复杂的海量信息中获得最有价值、最核心的信息，对智库形成有时效性和针对性的产品，同时减少重复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共享和彼此间的互通有无。为此，可以探索建立智库协会或联盟，一方面，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充分汇聚专家、学者、公民、企业、官员和媒体等多方智慧，实现信息互通、成果共享；另一方面，又可以对民间的各种意见、观点，尤其是网络民意进行收集整合，紧跟时代进步前沿，把握社会发展动态。二是建立开放合作机制。当今决策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综合性，客观上需要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智库合作机制。这种互动、合作与交流可能是同领域的也可能是跨领域、跨部门的，可能是国内的也可能是国外的，而我国智库间的关系，目前的事实是不仅体制内智库与体制外智库相互隔阂，体制内智库本身也按“圈子”封闭运行，对外开放的程度就更低，所以，逐步建立智库的多边合作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既要形成智库与决策机关的良性互动关系，又要大胆引进民间智库、国外知名智库参与项目研究，建立智库之间长期、全面、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三是建立人员流动机制。智库之间，智库与政府机构之间人员流动渠道不畅，流动速度滞缓，在我国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从美国的经验看，其智库之所以能推出高质量的产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其“旋转门”制度，政、学、研界人员能够自由流动，前政府官员能在智库中找到容身之处，智库的精英分子也能进入政府机构施展自己的才干，这样既能得出非常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又能将其及时转化并付诸实施。我们国家也应该逐步建立类似的人才流动机制，建起智库人才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中国式“旋转门”，在知识与权力之间建立起联系的纽带和桥梁，既鼓励智库与政府间的人才交流，也鼓励智库间的人员流动。

　　培育机制

　　对我们国家来说，现代意义的新型智库还是一个新生的事物，需要逐步推进，这就需要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建立起稳定和长远的培育机制。一是建立人才培养机制。人才是智库的核心，没有人才，再华丽的智库也是空架子。目前，我国智库人才队伍的知识结构与研究方式还不太合理，人才更新和充实的效率还比较迟缓，突出表现在学术型人员多，政策制定者出身的应用型人员少；文秘、法律、哲学、思政类等专业的人员多，经济、管理、社会、理工等专业的人员少，这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智库这一战略目标相比，差距甚远。因此，智库建设一定要以人才为中心，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加大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为学者营造良好的研究环境，同时，对研究人员进行分类培养，尤其要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二是建立宽松的话语表达机制。智库工作说到底是一种思想活动，唯有自由的思想交流、观点碰撞和言语表达，才能激发出创作的灵感，研究出好的成果，这就需要社会提供良好的话语空间，充分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言论格局，把话语权交给智库，并大力鼓励和倡导智库间开展思想和观点的理性交锋，使智库工作者相互启发、共同提高，为提高智力产品的质量奠定基础。三是建立权威的引导机制。从服务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契合度来看，我国智库在研究长期问题、战略性问题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智库研究人员重理论轻实践、重肯定轻批判的思维倾向还比较明显，说到底就是很多智库对自身应该怎么发展没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定位，为此需要建立起权威合理的引导机制，对智库的发展理念、专业化水平、责任意识、价值取向、发展特色、品牌建设等方面进行宏观引导。

　　总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循序渐进。一是坚持中国特色，即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反映中国实践，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梦”为价值皈依。二是坚持服务理念，实现服务决策、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统一，一流的智库不仅仅只是服务领导，还要能服务于社会的需求，作相关团体、企业等的顾问，同时，还要能引领社会思潮，而最终的目的是服务人民。可以预见，假以时日，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一定能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中国梦的最终实现释放应有的能量。

　　【注释】

　　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来源： 《人民论坛》，2014年1月。作者：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社科部副教授　胡锐军；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宝成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