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内蒙古阴山地区民族团结的特色为例
尚烨
摘要：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的阴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各民族间虽有冲突但民族团结始终是主旋律，且特色鲜明，主要表现为政治认同保障团结；经济发展促进团结；文化交融推动团结，在交流与融合中体现“谁也离不开谁”的密切关系，推动阴山地区各民族走向繁荣昌盛。
关键词：阴山地区；民族团结；政治认同；经济发展；文化交融
阴山地区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自治区最大城市包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鄂尔多斯均为阴山地区的佼佼者,突显阴山地区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核心地位。而且，自古以来，阴山地区就是多民族交流、融合与冲突所在地，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都曾活跃于此，在此上演一幕幕生动的历史话剧。多民族的阴山地区一直在传唱一首民族团结的主旋律，以致周恩来称赞内蒙古自治区为“模范自治区”。民族团结引领阴山地区的和谐发展，而民族团结又得益于阴山各民族的政治认同、经济发展和文化交融。
一、政治认同保障团结
对于多民族地区而言，是否拥有共同的政治认同决定了该地民族关系和谐与否。阴山地区各民族的团结在政治上具有四个方面的特色。
首先，活跃于阴山地区的各民族对于中国的认可拉近了少数民族和中原政权的心理距离。古代阴山地区“草木繁盛，多禽兽”， [1]（3803）鲜明的地理特色注定了游牧民族要长期在阴山地区逗留，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都曾活跃于此，他们或者一度是阴山地区的主人，以此为据点与中原政权对抗，伺机骚扰；或者直接冲入中原，掌管政权。在竞争与冲突的烽火对抗中，曾在阴山活跃的少数民族在建立政权后，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匈奴人刘渊自称“汉王”，“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 [2]（2650）建立夏政权的匈奴人赫连勃勃自称“朕大禹之后”，要“复大禹之业”。 [3]（3205）同为中国人的心理拉近了少数民族和中原政权的心理距离，更何况一些开明的君王本身也力求夷狄华夏和同一家。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4]（6247）朱元璋更是直接申明：“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5]（1048）而蒙古族又曾入主中原，统一天下。有元一代，力推孔子，崇尚儒学，忽必烈确定朝代名称为元即取《易经》中“乾元”之义。蒙古族自觉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骨子里渗透着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阴山地区少数民族对中国的浓郁情结是民族团结的心里基础。
第二，中原汉政权在阴山地区的行政建置及移民增强了当地居民的政治归属感，促进了当地居民对中原汉政权的认可。阴山的地理战略性使强大的中原政权必须高度关注阴山，对此进行有效的管理，以行政控制的外在形式渗透政权唯一的政治理念。早在战国时期，秦、赵、魏、燕等邻近阴山地区的诸侯国便开始在这里设立郡县，加强管理。赵武灵王沿阴山脚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6]（2885）秦统一后，发兵略取阴山“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 [6]（2886）行政建置加强了阴山地区和中原政权的联系，而因俗而治的政治理念又拉拢了少数民族的人心。《汉书》载：浑邪王“降者数万人，号称十万。……乃分处降者于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 [7]（2482-2483）因俗而治却控制了游牧民族，实现斗争中谋求统一的大业。明太祖主张：“凡治胡虏，当顺其性。”[5]（1147）对归附的蒙古部众，明廷一般都把他们安置在边疆水草肥美之地，从事游牧生活。恩威并施的民族政策以威慑和怀柔两个层面强化少数民族一统的政治心理。
阴山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就见文明的曙光，开化早，加之草原的开阔易于形成开放的心态，对移民有较强的包容性和接纳性。《汉书•地理志》记载：“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8]（1656）这说明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内地移民迁入阴山地区，以后历朝历代，内地汉族居民或自愿或被迫不断涌入阴山地区。如，明“大同之变，诸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诸部。”[9]（912）16世纪末，丰州滩（即土默川）一带，汉人已达10万人之多。[10]（402）清代内蒙古西部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吸引了大批的内地农民，“走西口”移民形成了一股持续不断的移民浪潮。到1800年，绥远、归化等六厅的汉族人口共计120776人，远超过蒙古族人口。[11]（49）由此形成阴山地区各民族聚居的特色。涌入阴山地区的众多汉族移民带来了中原的农艺、手工技艺、民间艺术和民俗风习，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经商理念，打破了草原的沉静。草原游牧民族以博大的胸怀包容接纳了他们，多个民族，两种文明相互影响，交流、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阴山地区民族关系。
第三，抵御外辱的政治需求和革命斗争将不同的民族聚集在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内，以整体的力量一致对外。近代以来，阴山地区各族人民共同遭受外族入侵，在追求独立与自由的斗争中阴山各民族共同抗击入侵者，都自觉地把自己视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抗战时期，日寇极力从政治上挑拨破坏蒙汉民族关系，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粉碎了敌人分裂蒙汉团结的阴谋，蒙汉军民紧密团结，共同抗日。1937年，在归绥地区的中共地下党员杨植霖、刘洪雄与蒙族青年高凤英秘密组织一支蒙汉抗日游击队，队伍在艰苦的斗争中发展壮大，在斗争中凝聚蒙汉民心。1940年，阴山地区又成立了蒙古游击队，队员以蒙族为主，也有汉族，他们没有民族界线，亲密团结如同手足，在战斗中用鲜血浇灌蒙汉团结之花。
第四，民族区域自治从制度和政策上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政治需求，为阴山地区的民族团结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1947年5月1号,在解放战争的炮火声中,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诞生了。乌兰夫主席认为自治政府的成立，不仅为内蒙民族解放运动中一极有历史意义之举，而且象征着蒙古民族内部和蒙汉之间的团结，也象征着我们一定能走向胜利。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从政治上保证了蒙汉等各民族不分大小在国家一切权利方面完全平等以及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享有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民主权利，为少数民族释放才能、施展智慧提供了平台，提高了各民族人民的参与意识和自主意识，有助于民族间凝聚力的形成，形成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第五，改革开放后阴山地区强化民主法治建设，从法律层面为民族关系和谐发展提供保障。为确保民族地区合理行使自治权利，改革开放后我国陆续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条文，把民族自治地方在财政、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自治权具体化，保障少数民族自治权落到实处、细处而不流于文字。为保证更好行使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内蒙古自治区加紧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工作，出台地方性法律、法规几百件，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为自治区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证，巩固了阴山地区的民族团结。随着法治精神的不断深入，阴山地区蒙汉等各民族的民主意识及参与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各民族民主得到发扬，利益得到法律的保护，积极因素得以充分调动，民族和谐不断推进。进入21世纪，阴山地域逐步撤盟建市，全部建成地级市。这一行政建制的变化彻底消除了历史上封禁政策及分割统治而造成的蒙汉各族人民之间的隔阂，促进了蒙汉人民的团结互助，推动了阴山地区政治文明建设。
二、经济发展促进团结
阴山地区民族团结的经济纽带在古代以少数民族和汉族的通关互市表现，在现代则以区域经济的腾飞为基础。
通关互市本是经济交往的方式，但在物资交流、人员往来中同样增进两族了解，促进两族团结，实现由经济上的调节和依赖转向民族团结。正是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这种互补性的结合，构成了阴山地区民族团结的内蕴，形成了蒙汉民族相互交融的亲和力。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中原和北方两大区域的并峙，实际上并非对立，尽管历史里记载着连续不断的所谓劫掠和战争。这些固然是事实，但不见于记载的经常性相互依存的交流和交易却是更重要的一面。把游牧民族看成可以单独靠牧业生存的观点是不全面的。牧民并不是单纯以乳肉为食，以毛皮为衣。由于他们在游牧经济中不能定居，他们所需的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和茶及酒等饮料，除了他们在大小绿洲里建立一些农业基地和手工业据点外，主要是取给于农区。一个渠道是由中原政权的馈赠与互市，一个渠道是民间贸易。贸易是双方面的，互通有无。农区在耕种及运输上需要大量的畜力，军队里需要马匹，这些绝不能由农区自给。同时农民也需牛羊肉食和皮毛原料。在农区对牧区的供应中，丝织物和茶常是重要项目，因而后来把农牧区之间的贸易简称为‘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 [12]（11）互补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阴山下农牧民经常性的贸易往来，在往来中增进了解，沟通情感，为民族团结铺垫道路。
发祥于阴山地区的匈奴畜牧业兴盛，冒顿单于围困汉高祖的马队以颜色分类，西方尽是白马，东方是青龙马，南为赤黄马，北为乌黑马，可见其种类多，数量大，“马畜弥山” [7]（2462）的盛况是农业文明所不及的。但畜牧业受自然环境影响大，一旦自然灾害降临就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这更进一步增强了游牧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依赖。匈奴“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13]（32）反之，中原农业经济也离不开游牧经济。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的战斗力不容小视，马匹既是保家卫国的根本，也是农业生产的必要工具。双方互有需求，经济交往或以暴力或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着。汉匈互通关市，匈奴用牲畜、皮货同中原的汉族交换粮食、铁器、手工业品，每次交易牛马多达数万头。交换的意义更多的在于汉族和阴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建立了割不断的经济纽带，以此为红线打破了彼此因民族、地域、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差异而带来的隔阂，促进民族的融合。
在经济互补的基础上加强各民族团结，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明代由于政治局势的稳定，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互补在更大范围以更大规模展开。“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14]（7）全国性的商业形成。有明一代的蒙汉团结就在通关互市的商业活动中拉开了序幕。在阿勒坦汗和三娘子的努力下，蒙汉人民免除了遭遇战争浩劫之苦，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在和睦相处中互通有无。史书记载“三陲晏然，一尘不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5]（1444）隆庆和议后，明朝先后在大同、宣府等地开设多个马市，前四年蒙古就在宣府、大同、山西三镇马市向明朝出售马匹61348匹。这其中经济交往的因素是根本。阿勒坦汗时期的土默特经济飞速发展，特别是畜牧业更为突出。于是，蒙汉之间不仅多处开设马市，且开市的时间也越来越频繁，从一年一次直至一月两次。阿勒坦汗曾明确指出：“若天朝封我一王子，掌管北边，各酋长谁敢不服？再与我些锅、布等物，我永不敢犯边抢杀，年年进贡。”[15]阿勒坦汗和三娘子长期住在阴山地区包头境内的美岱召，是开发丰州滩的先驱，也是促进阴山地区蒙汉民族团结局面的先驱。阿勒坦汗通过吸纳逃亡的汉族军民，招募汉、藏工匠，使蒙古人学会了农耕、筑城、烧窑、冶炼等技艺，推动了阴山地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不同民族的联合，为民族团结缔结经济纽带。由蒙汉农牧民共同开发的阴山地区在清代竟形成“蒙汉杂处，观感日深，由酬酢而渐能婚姻，因语言而兼及文字。”[16]（133-134）蒙汉人民的民族感情渐走渐浓。
当代的阴山地区紧抓机遇，乘东风而进，迅速成长起一批知名企业。“包钢”繁荣了工业城市包头，给包头城市形象带上了“草原钢城”的桂冠；奶业双雄——伊利和蒙牛成就了“中国乳都”呼和浩特；鄂尔多斯集团“温暖全世界”。 这些企业依托阴山文化底蕴，按照市场需求创新产品，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大显身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拉动阴山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他们的腾飞是阴山地区各民族想发展、盼发展、求富裕、思发展的智慧结晶。经济发展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边疆安全的物质基础。反之，民族的团结又给阴山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发展固然是硬道理，但在混乱与矛盾中，发展注定裹足不前，它的基础就是稳定与团结。团结和谐中推进发展，发展中保持团结和谐，以发展促团结，以团结求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正如1983年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团结表彰大会的报告所言：经济问题和民族问题，是两个互相联系的问题。经济建设搞好了，民族团结就有更坚实的基础；民族团结搞好了，经济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大力发展经济，努力把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这是巩固和发展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根本途径。没有经济的发展，团结将成为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内蒙古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飞速发展，农牧业经济产业化，工业经济新型化，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注重科技创新，形成产业集群，以区域优势全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全区从2002年以来连续8年全国增速第一，这其中，以呼包鄂为核心的阴山地区对全区经济形成强有力的支撑，仅这三市的生产总值或财政收入总和就占全区总量的一半以上，数字充分证明阴山经济的快速腾飞。腾飞中的阴山各民族正享受着经济发展的成果，因为富民强区正成为自治区政府的执政理念，民生工程的大力推进夯实了阴山各民族团结的根基，拓展了该地区各民族团结发展之路，各民族人民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谁也离不开谁”的新型民族关系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三、文化交融推动团结
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的外在表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表达内心的情感，逐渐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阴山地区若干少数民族和汉族交融于此，特别是从元代以来蒙汉民族的融合形成这一地区文化的兼容性。
第一，蒙汉交融的语言。走西口移民的大量流入，导致了蒙汉杂居的形成。俄罗斯波兹德涅耶夫在归化城土默特看到了典型的蒙汉村，在察罕板升村“这里的汉人和土默特人已经混居到如此地步，连他们的庙殿也都在同一个院子里。”[17]（143）蒙汉杂居缩短了双方的空间和心里距离，必使双方了解加深，互动频繁，顺其自然，蒙汉通婚在当时也是大量的。在绥远，“蒙古地方，汉民之移住者，与蒙人混设村落，从事农牧。此等汉民，其移住之初，多为独身，后娶蒙妇生子，故有类似蒙古人，而风俗习惯殆与汉人无异者”。 [18]（341）随着蒙汉之间的杂居、通婚等，在语言上必然互相影响，形成了阴山地区的语言。
在今天的阴山地区，许多蒙古语词被吸收进汉语。如称杀为哈喇、突然为忽喇巴、聊天为倒喇、贼为忽拉盖、走为牙步、火柴是取灯、庙为召、湖泊称淖儿等等。其中忽拉盖这个词，在阴山方言中引伸义非常多，并与汉语词组成新的“蒙汉合璧”词，如贼忽拉、贼忽拉盖、贼眉忽拉眼等。正是这些词里所流露出的“贼相”，得以窥见忽拉盖最初引入汉语时所有的本义。二人台的开山祖师云双羊演唱的《走西口》：“赶包头，绕石拐，连夜返回巴拉盖。累得我真苦，没有一点阿木尔泰（蒙语：安宁之意）。晚上住在毛七赖，碰见两个忽拉盖（蒙语：盗贼之意）。”再如，倒喇在阴山汉语方言中是聊天的意思，如闲倒喇、瞎倒喇了半天等。其实倒喇是个蒙古语借词，其本义为唱。阴山地区许多地名也是用蒙汉合用词冠名，如柳树淖儿、高家脑包、赵家营子等等。蒙古语词的大量吸收，丰富了阴山地区汉语方言的词汇量，使阴山地区的汉语方言具有了明显的地方特色。
在漫瀚调的歌词里有一些“风搅雪”，就是蒙汉两种语言掺在一起。例如：“忽尼马汗布旦古利儿妹子不会做，不审马内黄米干饭将就两天吧。”“忽尼马汗布旦古利儿”是蒙古语，意为“羊肉白面虽然有呀”，“马内”也是蒙古语，意为“咱的”。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薛家湾镇民歌：“塔奈（你）来到莫奈（我）家，又有炒米又有茶。莫奈去到塔奈家，正好塔奈不在家。塔奈门上栓的个大脑亥（狗），咬了莫奈屹膝盖.莫奈拿起个大烟袋，打坏脑亥的特老盖（头；天灵盖）。当代二人台歌词：“改革开放三十载，如今的生活真不赖，又有肉，又有菜，营养全面不缺钙。和谐社会充满爱，生活袅成个虎卜亥。”“虎卜亥”是蒙语“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的意思，“袅”就是“好”， 在阴山方言中“生活袅成个虎卜亥”意为生活好极了，好到了难以言说的程度。这种蒙汉双语合璧的歌词，反映了蒙汉两族人民的友好情谊，显现了两族文化交融的深度和广度，也是蒙古民族文化心态开放的表现。
汉语向蒙古语借词不仅丰富和充实了汉语词汇，增强了汉语的表现能力，而且也有利于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并不断创造灿烂多姿的阴山文明。
第二，风俗文化的彼此渗透。表现在吃穿住行的日常生活中。从穿而言，蒙汉民族彼此影响。绥远地区的汉族“饮食衣服渐染蒙部习俗……习饮砖茶水烟，冬著羊皮袄裤以御寒。”[19]（87）汉族“棉衣与他处不同，内多絮以羊毛，而少用棉花。”[20]（738）蒙古族同胞亦在接受汉族服饰，双方互相影响，逐步走向共融。1930年呼和浩特市近郊蒙古族农民“身着汉人服装，乍一看与汉人没有什么区别。住居也是汉式的土房，正在牵着驴碾碾子。只有在妇女们的银头饰及蒙古包型的谷仓上，还保留着一点蒙古人的特征” [21]（305）如今出于生活生产的方便及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多数人蒙古人平时只穿简单便利的现代服装。在蒙古族节日或重要场合还是要穿蒙古袍，但蒙古袍的风格、款式、颜色和材质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审美功能凸显，个性化、时装化、礼仪化倾向加强，特别是女式蒙古袍成为极优雅时尚的服装，同时得到汉族女性的喜爱。民族间共同性增加是推动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发展的纽带
从饮食而言，“衣其皮，食其肉，饮其奶”是蒙古民族特有的饮食文化。传统的食品主要以白食即奶食制品，红食即肉制食品为主。明代后期，明蒙实现通贡贸易，阴山地区蒙古族的传统饮食结构发生变化。如除了饮马奶酒外，蒙古人开始饮茶，而且多饮奶茶。清代以来，随着蒙汉民族交融的深化，阴山地区的饮食习俗已没有严格的民族界限。阴山准格尔旗蒙族，“早午多食小米稠粥，午间或食荞面、莜面，晚食小米稀粥，已与汉人无异。稍富者，晚食奶茶泡炒米。或加奶油、红糖，午饭多食肉汤面，或食羊肉烩菜”。 [22]（154）察哈尔右翼四旗蒙族日常食品已与汉族毫无二致，“其食物平常以莜面、小米为最普遍。白面、荞面次之。副食品以山药为大宗。至晚秋腌咸菜、烂腌菜，亦与汉人同。……零食如麻花、饼子等为早晚佐食品；粽子、凉糕、月饼等为时节品”。 [22]（157）当然蒙古族的饮食也大量为汉族所吸收。如蒙古族的奶酒、酥油、炒米、手扒肉等也是现在阴山地区汉人餐桌上的美食。蒙餐馆在阴山地区也是异常火爆，食客既有蒙古族同胞也有汉族兄弟。直至今天，阴山地区的汉人仍然有饮用奶茶的习惯，奶茶结合了奶制品与茶叶优点，老少皆宜，是蒙汉融合的结果。
从居住而言，蒙古族传统的民居为蒙古包，是蒙古人勤劳智慧的结晶。蒙古包呈圆形，无需打地基，其形制为：“结枝为垣，形圆，高与人齐。上有椽，其端以木环承之。外覆以毡，用马尾绳紧束之。门亦用毡，户向南。帐顶开天窗，以通气吐炊烟，灶在其中。”[23]（28）如此形制体现了蒙古包的优点，即制作简单，拆除方便，易于迁徙，保暖性强且具独特性。“钉子没有一道，麻绳没有一茎，石头沙子全不用，窗户开在当头顶。”[24]（163）
蒙古包适应了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业经济。随着农业经济在阴山地区的兴起，蒙古族开始向定居生活转化。明代阿勒坦汗统治时期，阴山土默川地区的“板升”(房子)便不断出现，《绥远通志稿》载：“乌拉特西、东两旗，因渐近汉习，官员住宅，亦有建土质平房者，然前仍置毡包。”[22]（157）“准格尔旗境内蒙人，均系筑屋或掘土窖而居，全境已无蒙古毡包。”[22]（159）近代以来，蒙古包不断减少，蒙古族逐渐习惯于居住汉式平房，现代牧区蒙古族主要住在永久性的砖瓦房里，用上各种现代化家用电器，甚至骑着摩托车放牧，草原中散见的蒙古包已变为旅游景点之一。至于城市里的蒙古人早已紧随时代住进了高楼大厦。
第三，宗教信仰的交融。阴山地区多民族的特点，决定了这里必然成为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清代喇嘛教是蒙古族的绝对信仰，林立的寺庙凸显喇嘛教在蒙古族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婚礼、丧葬、祭祀等重要场合皆少不了喇嘛。“以喇嘛教对蒙古族人影响最大，差不多家家户户都信奉，家里有三个男孩就得送一个到庙上去当喇嘛。逢年过节许多人家都要请喇嘛念平安经，如果谁家发生了天灾人祸，更要请喇嘛来念经、烧香、磕头，以求佛爷保佑。”[25]（8）清末，由于受汉族民间信仰的影响，蒙古族传统的喇嘛教信仰受到了冲击。波兹德涅耶夫曾有这样的记载：“伊克召…可以说是日趋破落。召里的喇嘛说，这是由于当地的土默特人受汉人的影响，完全忘记了圣庙，对宗教越来越不虔诚了……”[17]（73）汉族走西口移民的如潮涌入将中原汉族信奉的众多神，如观音、龙王、土地、财神、关帝等带到了阴山地区，成为蒙汉人民共同崇拜敬畏的神祗。特别是关帝最为百姓所认可，这位由三国蜀将演变来的人格神，英勇善战，忠君信友，一生践行“忠”、“义”，原本是中原农耕文化所崇尚的道德楷模，传入阴山地区后对崇尚武功的蒙古族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广大牧民也建关帝庙，敬奉关帝。同样汉族也在吸收着蒙古族的宗教信仰，包头汉族遇有疾病发展，即请喇嘛祷禳，或赴大仙庙问卜。蒙古族所祭祀的敖包也是汉人崇敬的圣物，在杭锦旗的西北沟就有汉族筑起的敖包，人称保德敖包。今天的阴山地区，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不断走向城镇、走向都市，各民族在地域上的交融性更强，宗教信仰的趋同性倾向加强，佛道不分已成阴山地区宗教信仰的最大特色，宗教活动在信众和非信众之间的壁垒正逐步消融，各民族参与盛大宗教活动的广泛性增强，宗教活动成为民族交流沟通的契机。
阴山地区宗教信仰的交融既体现了汉族以和为贵的中华民族精神，又反映出草原文明的宽容。“和”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人与人之间要本着“和以处众”、“和为贵”的原则交往。“和”的理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态和思维方式，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就是一部众多民族和睦相处、不断融合、统一且多样化的历史。草原文明所表现出来的开放、宽容，与自然和谐相处，厚爱自然，感恩自然的文化心理反映在社会生活中便是以宽广的胸怀厚待他人。如此的胸襟包容了阴山地域的民族磕绊，显示了文化在促进民族团结中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阴山地区各少数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政治认同，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逐步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局面。这种地缘关系既反映了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谁也离不开谁”的密切关系，也是“谁也离不开谁”的理论升华的现实基础，有利于巩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各民族互相交往、互相学习、互相支援，共同进步和发展，推动着整个阴山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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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尚烨，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