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丽 王永杰 刘忠和 全建华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国家。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56个民族,他们总称为中华民族。据2000年11月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总人口为126583万(不包括台港澳同胞),其中汉族人口最多,有11594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91.59%,其他55个民族人口为10643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41%。而我国55个少数民族大多处于边疆或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解放前他们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又不同程度地落后于汉族,且各民族间或同一民族内部的社会发展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那么如何在各民族中树立他们是一个整体,也即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呢?我们认为应在各民族中树立这样一些观点:
一、中国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自秦汉时期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后的两千多年里,我国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和交流从未间断过,在政治上的相互接近和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密切和深化,在共同的生活、劳动和发展中,各民族形成为今天56个民族和睦共处、不可分割的整体,形成了有共同利益和祖国的中华民族。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汉族是中华民族中人口最多,经济文化一直比较先进的民族,所以在缔造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建立的中央王朝最多,历史地起着主导作用。但我们不能据此说汉族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是汉民族的文明,而无视少数民族的存在和他们做出的贡献,这是非常错误的观点和认识。要知道我国历代统治者都把征讨不服从管辖的民族,看成是巩固政权、整肃环宇的一部分,从没把这些民族或民族政权看成是外国,而把他们排斥在中国之外。一些有作为的汉族皇帝,都很注意团结少数民族。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1]。朱元璋说:“朕至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2]也要知道汉族所建立的中央王朝大都得到了少数民族的承认和支持。回纥、突厥等民族首领在依附唐朝后,共同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承认唐政权的管辖;契丹族的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后,下诏书建立孔庙,崇奉孔子一如汉唐,并且实行和中原汉族政权一样的社会制度;明代后期,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在与明王朝“封贡互市”后,将自己管辖的区域称为“大明金国”,这些都说明少数民族是承认汉族中央政权的。
在我国,不仅汉族建立过政权,一些少数民族强盛起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和布依、白、彝、藏、羌等西南方民族,也曾在中国的部分地区建立过政权,这些政权对中国部分地区乃至半壁中国的统一,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条件,而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由满族建立的清朝,更为祖国的大统一局面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且这些少数民族首领所建立的政权往往还要和当时或历史上的中原王朝挂上钩。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政权,就以西汉皇室外甥自居,“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九世纪中期,西迁的回纥在今新疆北部和中亚一带,建立了哈拉汗王朝,也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大汗自称为“中国之君”。雍正皇帝说,满族入主中原,“天下一统,华夷一家”。这些政权或民族的活动区域在中国历史上得到了公认,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不应把55个少数民族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口号,要驱除的也只是满清封建统治者,并不是要把满族从中国驱除出去。应该说汉族建立的政权是中国政权,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是中国政权。
虽然在历史发展的某些时期,曾出现过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汉族建立的政权同时并存的现象,如南北朝对立和“五胡十六国”及宋、辽、金、西夏的对峙,但这只是历史的短暂现象,它同我国长期的统一历史相比,断断续续存在了六七百年,约占三分之一。而每次分裂后的重新统一,往往规模更大,程度更高。在统一与分裂的矛盾斗争中,各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各民族人民在此过程中表现出的强烈国家统一心理和统一观,不断得到加强,统一成为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各族人民团结、合作、融合,始终是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汉族占绝大多数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各民族都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祖国,谁也不愿置身于这个祖国之外。尽管历史上有过几次一些民族败类妄图勾结外国侵略势力染指中国的事情,如清代康熙年间准噶尔蒙古贵族噶尔丹横行蒙古草原,欲借俄罗斯火枪来对付清王朝,然终被康熙皇帝率领的清军和广大蒙古族同胞打败。西藏的舍玛尔巴勾结英军进入西藏,也很快被清军赶了出去,未能得逞。但这些与中华各民族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对侵略的事例相比,是少之又少的。只在辛亥革命前后,当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在俄、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操纵下,不顾民族和国家利益,利用国内动荡的局势,发动旨在分裂中国的“独立”运动时,我国各族人民就以各种形式参加到反对侵略和维护统一的斗争。蒙古族人民在反对外蒙古“独立”时宣布“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3],表示“拥护各族一体的中华共和国,断无独立之理”[4]。藏民反对达赖喇嘛依持英国而进行叛乱,“诚心向我者……,矢志不渝,暗中储粮,为我大军入藏接济。”[5]藏民对英仇视已深[6],“时时闻其盼望中国复来”[7]。藏民的爱国情怀使达赖喇嘛表示“余誓倾心向内,同谋五族幸福”[8]。新疆维、汉等族人民武力反对沙俄制造的“策勒村事件”,使分裂者马福兴组织的所谓“独立回教国”破灭。英国侵占云南片马地区后,当地各族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仇外最烈”[9],对侵略者展开武斗争,“土民惟虽野夷,心颇忠直,询以与汉朝(即中国)关系,皆云阿公阿祖同汉人一个,因汉人不管我们,我们又无力攻击洋人,所以受洋人压迫管理,我们仍然不忘汉朝,我们穿的吃的,多自汉朝来的,我们很望汉朝来救我们”[10]。十余年后,当地居民仍“惟望中国强大救之”[11],迫切盼望回归祖国。英国于1926年不得不承认片马是中国领土。各族人民反对分裂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迫使袁世凯宣布:“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12]。以上这些都说明,一些民族的贵族、上层的分裂活动,背离了广大各族人民的意愿,从根本上违背了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利益,因而都以失败告终;同时也说明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在各民族间有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内向力,而这种共同凝聚力和内向力,是任何力量都摧不垮的,它为我国各民族形成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创造了条件。
因此我们要在各民族人民中树立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概念,各民族都为缔造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贡献,要在各族人民中形成维护祖国统一的共同心理。
二、正确看待历史上各民族间的战争和矛盾
我国是由各民族共同创建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讨论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时,应认识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一方面是友好合作、和谐融洽、和睦相处;另一方面也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民族之间以强凌弱、兵戎相见的事也是时常发生的。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我国各民族人民间由于在文化构成、生活习俗及地域分布等方面的不同,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和抗争,特别是汉族中央政权同少数民族政权或民族利益集团之间经常会发生矛盾或战争。如汉对匈奴,唐对突厥,北宋对契丹,南宋对女真,清对蒙古准噶尔部等,就是这些矛盾和战争的突出表现。
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或现在仍存在的民族,他们各政权间、各利益集团间发生的矛盾和战争,不论哪方取胜,改变的,都只是臣服关系,或兼而并之,并不是两个敌对国家之间的战争。
但不是说我国各民族间的矛盾和战争就没有是非之分了。我们觉得毛泽东的评价最好,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和非正义两类。我们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那么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又是怎么区别的呢?一般来说,带有掠夺性的战争,如掠夺财富、破坏生产,甚至是烧杀被侵犯民族的人民的战争,是非正义战争;反抗民族压迫、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繁荣发展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战争。因此从今天多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即使民族间矛盾非常尖锐,战争非常激烈,也不宜用异族、外族来表述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
汉武帝出兵西域,并非为解放西域各族人民,最初是为抵抗匈奴的侵略,后来则发展为对西域各族人民实行掠夺,不承认这点是不对的。同时也要认识到,西域成为西汉一部分后,西域各族人民免除了被较为落后的匈奴人所奴役的命运,获得与经济文化水平发展较高的汉族增加接触的机会,客观上促进了西域各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使汉族从西域各族中获得了许多新的文明,沟通了东西方文化,加强了各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中国文化。
南宋与金朝间的战争,就是两个兄弟民族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建立金朝的女真族虽然占据了北方半个中国,但并没有足够的力量统一中国。就民族关系来说,他们之间的战争是中国内部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他们双方有着共同的疆域,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文化内涵,不论战争发生在南方还是北方,或者是在祖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内部压迫与反压迫的战争,都是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不存在改变祖国疆域的目的。
建立清朝的满族,早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但在清军入关初期,满族统治者在汉族地区实行过诸如剃发、圈地以及屠城等民族压迫政策,一部分汉人起而反抗,自然是正义之举。当清朝统一中国已成大势所趋,且有大量汉人参政及清统治者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已逐步放弃上述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时,统一便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成为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抗清,并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就已失去任何积极意义了。应该说“明清鼎革之际,包括满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是在血与火的痛苦冲突中推动中国前进的。在这个过程中,各族人民既都有牺牲,也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13]
但是我们在处理历史上民族间的战争时,不能用一条简单的原则来贯穿一切历史时代,而要根据各个时代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进行分析。对历史上民族间的战争问题,我们不能孤立地从事件中进行考察,必须放在世界史中来考察,即要看战争是侵略他族以扩大领土还是抵抗他族的侵略,以保护自己的领土;又要看到战争对于当时世界史的发展是起推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我们说历史上各族统治阶级所实行的非正义战争是不对的,但同时也承认各民族间存在着侵略和被侵略的事实。战国秦汉时期,匈奴奴隶主贵族出于其阶级的本性,经常发动对中原地区的侵略战争,以从中获得财物和奴隶,使得中原王朝穷于应付,修筑长城以抵御匈奴的铁蹄。唐朝建立之初,突厥贵族也经常陈兵中原,对唐朝进行侵略。唐朝也曾出兵朝鲜,对那里进行侵略,这些都说明民族间的战争是有侵略的事实存在的。
但我们要历史地看待各民族间的矛盾和战争,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古人。而正确地给以认识,既不能把他们看成是敌对国家之间的斗争,也要认识到这些矛盾斗争的是非曲直。
三、正确评价中华民族的历史英雄人物
在历史人物的评论中,我们始终没有看到评论涉及民族关系问题的历史人物。因为评价与各民族间战争有关的历史人物是个难题,搞不好会影响我国的民族关系,破坏各民族间的团结,因此很多人对此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甚至在一段时期内,一些学者把汉族和少数民族进行战争的历史人物都说成是侵略,好像不如此就违反了民族政策;后又出现了依据战争性质来对这类人物进行评价的简单处理问题方法。遇到从事侵略战争的人物,就否定,遇到从事保卫战争的人物,就加以肯定。至于判定侵略或保卫的标准,则决定于疆界问题,如打出自己的疆界就是侵略;如在自己的疆界内与另族作战就是保卫。以此来避免大汉族主义的影响。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侵略,因为各民族的权利平等,彼此无所从属,这是我们民族政策的原则。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民族平等政策是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才出现的。如果用今天的民族政策去要求古人,就是非历史主义的,是错误的。
由于民族英雄产生的情况不一样,因此在评价他们时,我们应遵循这样一条重要标准:即看他们是否顺应历史潮流,其主张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他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考察,从多民族国家角度出发,以多民族国家为前提,来分析战争的性质,对相关人物的是非功过进行具体分析,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对民族英雄的界定要特别慎重。给他们的称谓要恰如其分,褒贬得当;也要顾及相关民族的感情,不能强加于人。如果我们“轻率的断定凡是打其他民族的汉族武装将帅,都是民族英雄,是难以信服的。”[14]中华民族英雄是指为捍卫中华民族的领土完整和独立,为拯救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和外来民族或外国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的人物。如戚继光对倭寇,郑成功对荷兰殖民者,林则徐的抗英斗争等。他们斗争的对象是中华民族以外的侵略者,即异族或外族;他们斗争的目的是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他们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当然应被称为中华民族英雄。而对于在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间矛盾和斗争中产生的英雄人物,我们也应称他们为民族英雄,但不能称为中华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等。因为他们是为本民族的利益而反对其他民族的,有着中华民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对他们任何的不敬和贬损都是不可取的。但我们要认识到他们斗争的对象也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并不是异族或外族。对民族英雄的称谓不同,不是说英雄人物有等级之分,更不是褒贬不一,而是既要从历史地看问题,又要看到现实生活中中华各民族业已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我们一味地用民族主义情绪或站在大汉族主义立场上褒贬历史英雄人物,必然得出不利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利益的结论。
对汉族中产生的民族英雄,我们是这样看待的,但“我们这个民族,不是只有汉族”[15],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他们是同胞兄弟,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对少数民族中产生的民族英雄,我们也应给以客观的认识,正确的评价。比如对于成吉思汗这样一个英雄人物,既要认识到他是蒙古民族的英雄,他在统一蒙古各部落的战争中表现出的雄才大略,和历史上其他民族英雄人物一样伟大,但也应认识到他作为蒙古贵族的代表人物,在对待其他民族战争中表现出的残酷杀戮,甚至是屠城,其行为是野蛮的,是他阶级本性的表现,但这无损于他作为蒙古民族英雄的称号,因为在他的领导下,蒙古族实现了统一,对蒙古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他顺应草原游牧民的意愿,顺应了历史潮流,有利于蒙古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倍受蒙古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他建立的大蒙古国为其孙忽必烈建立元朝奠定了基础,为我国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作了准备,因此从这一点说,称他为中华民族英雄也不为过。清朝的康熙、乾隆两个皇帝,已不仅是满族的首领,而且也是整个中华各民族的首领。他们为维护国家的统一而对那些民族分裂分子的斗争,足以使他们称得上是中华民族英雄了。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是封建国家的皇帝,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其统治服务的。我们不能把他们拔得太高,应历史地看待他们的功过是非。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解决历史上与各族战争有关的历史人物问题,给他们以恰当的评价。著名明清史专家傅衣凌先生指出:“郑成功的复台和施琅的复台虽各有具体原因,但是都隐藏着中华民族的大义。”说的就是让我们历史地认识这些英雄人物的功过,应从中国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多民族国家出发去评价这些历史人物。
纵上所述,我们认为应在中华民族各民族中树立谁离不开谁的观念,我们说中华民族就像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树干是汉族,树叶和树枝是55个少数民族,他们互相依持,才有着勃勃生机和活力,如树叶和树枝离开了树干,树叶和树枝就难以存活,如果树干离开了树枝和树叶,那么这棵大树也就失去了光彩。因此我们说中国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辽阔的疆域,发展了祖国的经济,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的观念,同时也要正确看待历史上民族间的矛盾和战争,正确评价民族历史英雄人物,树立中华各民族都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在各民族中形成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华各民族才能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华民族先锋队”的领导下,不断把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作者单位为包头医学院)
[1] 《资治通鉴》卷198。
[2] 《明太祖实录》卷53。
[3] 西盟王公会议招待处编:《西盟会议始末记》。
[4] 《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四日。
[5] 《西藏办事长官陆兴祺报告》(
[6] 《西藏交涉纪要》(下篇),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集》。
[7] 贝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
[8] 《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集》。
[9] 《滇督李经曦致枢垣英占片马拟督军备战誓以身殉乞示电》,载《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19卷。
[10] 《附调查报告》,载《云南北界勘察记》第5卷。
[11] 《附调查报告》,载《云南北界勘察记》第4卷。
[12] 《中华民国大总统命令》,载《东方杂志》第8卷,第12号。
[13] 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
[14] 李一氓:《谈谈辽史》。
[15] 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