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时的鄂尔多斯（二）---对鄂尔多斯的影响及反映的几个问题

 郭钱乐      

    （一）鄂尔多斯部蒙古人雇用民人垦种土地正式得到许可

    清初，清政府采取了隔绝蒙汉交往的政策，在鄂尔多斯南界与陕西、宁夏交界的长城边墙划出一条宽五十里，长一千多里的禁留地。蒙古人不得在内游牧，汉人不得在内耕种。康熙二十一年，乌审旗王爷扎尔达向理藩院申请进入鄂尔多斯南界的禁留地内游牧。康熙二十二年鄂托克旗王爷松阿拉布向理藩院报告，申请在该旗靠近明长城的边墙外雇佣民人耕种田地。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大军经过鄂尔多斯，松阿拉布再次向清政府提出。说明，康熙二十二年以后，雇用民人开垦土地放宽蒙汉交往的政策还不稳定持续。直到康熙三十五年，清政府才再次批准鄂尔多斯部的申请。此后，鄂尔多斯其他王公也效仿鄂托克旗雇用民人开地。这其实是对沿边墙（陕西境内明长城）各旗雇用民人垦种土地的许可，形成了“汉种蒙地，蒙得汉租”的局面。从此后，在规定区域内进行有限的土地开发、贸易的政策，基本没有大的改变。由于政策的稳定性，鄂尔多斯南界得到了大面积开垦开发。二十多年后的康熙五十八年，乌审旗王爷就向清政府报告，由于境内开垦土地民人较多，导致牧场狭窄，请求进一步规范民人耕种蒙地。

清代，鄂尔多斯与陕西以明代长城为界

    （二）鄂尔多斯部承担了寻找水源、勘修探路、提供驿马等工作，交换了大量物资

     康熙大军在鄂尔多斯期间，鄂尔多斯部向康熙进献大量驼马。承担了大量后勤保障的任务，同时鄂尔多斯部也出兵随康熙大军出征。提供驿马、随军征战，其实都是对鄂尔多斯部经济上的压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康熙随征大军中，有部分从事采买军用物资贸易的商人。这部分商人在战争结束后，获得了在蒙古地区贸易的特权，他们就是旅蒙商的前身。旅蒙商的到来，为牧业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加强了蒙汉经济交流，对鄂尔多斯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

    （三）鄂尔多斯部自古文化独树一帜、物产丰富

     康熙在鄂尔多斯期间，欣赏了鄂尔多斯歌者的表演，说明该部崇尚歌舞。从今天流传的鄂尔多斯民歌来看，例如《敬酒歌》、《送亲歌》、《森吉德玛》、《六十课榆树》等，都印证了鄂尔多斯的民歌源远流长。从鄂尔多斯走出去的音乐艺术家也较其他蒙古部落较多，例如腾格尔、凤凰传奇的玲花、拉苏荣、金花等，都是内蒙古乃至全国的优秀艺术家。鄂尔多斯筷子舞、顶碗舞是蒙古舞蹈的典范。准格尔旗的漫瀚调也享誉晋陕蒙地区。此外，康熙对鄂尔多斯蒙古马的赞誉，表明鄂尔多斯部蒙古人自古善于驯马。今天的鄂尔多斯走马仍然享誉国内外。走马骑起来稳健舒服，又节省马力，是远距离征战的必备交通工具。特别是在古代没有机械车辆情况下，走马成为蒙古人征服亚欧的利器之一。

集服饰、舞美、民俗于一体的鄂尔多斯婚礼

    （四）亲征史料保存了鄂尔多斯地区气象学、生态学信息

     从气象学角度考虑，1696年，黄河内蒙古段的封冻时间是农历的十一月初五左右。今天，气象工作者可以从史料记载中，对比黄河封冻时间，从而找出气候变化的蛛丝马迹。再者，在准格尔旗黄河沿岸，康熙中期就有沙岗。那时，整个鄂尔多斯地区还主要是以游牧经济为主，可以探讨鄂尔多斯地区土地荒漠化提供依据。有一种说法，是大量移民开垦土地，导致土地的荒漠化。但根据康熙时代的史料记载，显然：近代以来，开垦只是导致土地荒漠化的原因之一。康熙亲征打猎期间，记载了大量的野兔、野鸡等猎物，表明当时沿黄河一带的生态环境良好，野生动物繁多。

黄河内蒙古段每年发生的凌汛

   （五）对清代蒙旗游牧经济的延伸认识

    我们对于游牧经济的认识停留在畜牧业基础上，但我们从史料中，看到鄂尔多斯部蒙古人的狩猎技术娴熟，说明他们从事狩猎活动，作为牧业经济的补充。还有进贡给皇帝的石花鱼，说明鄂尔多斯部也从事一部分渔业活动。由此可见，当时的游牧经济还包括渔猎经济。

    （六）关于准格尔旗地名来历的探讨

     康熙大军在鄂尔多斯期间，主要是接受噶尔丹部众的投降。他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其中除在哲格素台地方停留11天外，其余16天都在准格尔旗。期间他接受了噶尔丹的重要宰桑（明清时期，新疆厄鲁特蒙古的主要官职）土谢图诺尔布投降。从诺尔布的投降，康熙判断噶尔丹已经穷困潦倒，势必要投降。后来在东素海驿站，噶尔丹的使者格垒沽英又来乞降。这样看来，在鄂尔多斯期间，也接受了大量准噶尔部的投降。鄂尔多斯民间民间有一种传说：准格尔旗蒙古人就是噶尔丹的部众，准格尔旗的地名就是由准噶尔部来的。准格尔和准噶尔都是蒙古语，“左翼”的意思。康熙在鄂尔多斯期间，确实接受一部分准噶尔部众的投降，但他们都被安插在在北京、河北或周边境内。 目前，还没有找到文献资料说明，清政府将准噶尔部投降众安置在鄂尔多斯的记载。

    噶尔丹的准噶尔部属于西北割据势力。在康熙、雍正、乾隆朝，准噶尔汗国是清政府西北最主要的军事危险。康熙三次亲征准噶尔部就说明了解决准噶尔问题的重要性和急迫性。鄂尔多斯部是1635年归附满清，1649年，鄂尔多斯部发生了大扎木苏叛乱事件。叛乱平定后，清政府为加强对鄂尔多斯部的控制，按照满族的盟旗制度将鄂尔多斯部编为六旗。亲征期间，鄂尔多斯王公在康熙第一天进入鄂尔多斯地区时，就向康熙表达了忠心，“不敢有异志”。将与中央政府敌对割据势力的名字，作为左翼前旗的的俗称，不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

    笔者认为，准格尔旗地名是因为该旗驻牧于鄂尔多斯的最东边，即左翼地区，因此俗称为左翼旗。其他两个左翼旗：鄂尔多斯左翼中旗--郡王旗，因为旗扎萨克的爵位是六旗中最高的，因此叫郡王旗；鄂尔多斯左翼后旗--达拉特旗，达拉，也称打郎，该部自明代起就是鄂尔多斯部的核心组成部分，所以俗称为达拉特旗。

建于明代的准格尔召

    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主要是为了迅速瓦解噶尔丹势力，解决西北边患。他在鄂尔多斯期间，不仅处理了大量军国大事，同时进行了大量围猎活动。鄂尔多斯部王公都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他们世代负责成吉思汗的祭祀，在蒙古各部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鄂尔多斯部也是受喇嘛教影响最深的蒙古部落。当时五世达赖喇嘛和西藏上层僧侣集团也积极支持噶尔丹发动与清政府的战争。清准战争期间，噶尔还派出了间谍喇嘛高僧伊拉古克三在鄂尔多斯境内活动。因此，康熙途径鄂尔多斯围猎有宣示武力的因素。

    康熙和随征的皇子及大臣亲眼看到鄂尔多斯的风土人情、物产丰富。这为以后清政府对鄂尔多斯部政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对晋陕蒙沿边的开放开发起到了基础作用。从此，清政府逐步放松了对鄂尔多斯部的控制，允许晋陕民人到蒙地缴租耕种土地，拉开了鄂尔多斯地区二百多年走西口的序幕。

    （作者：郭钱乐，中共党员，东胜区幸福街道纪工委书记）

     参考资料：《清实录蒙古史史料抄》、《榆林府志》、《增修怀远县志》、《河套图志》、《融会与构建--1648-1937年绥远地区移民与社会变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