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界。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礼仪文化源远流长，论述礼仪、礼制、礼俗的著作也层出不穷。但要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礼学的发展历程，当首先阅读和研讨的文献资料，就是清代秦蕙田编纂的《五礼通考》。
一． 秦蕙田其人
秦蕙田，字树峰，号味经，江苏金匮（今无锡人），生于清朝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1]，卒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史稿》卷三百四、《清史列传》卷二十皆有传。
据史传载，秦蕙田祖父秦松龄，字汉石、次椒，号留仙、对岩，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进士，官任国史院检讨、左春坊右谕德。其家在惠山之麓有寄畅园，擅林泉之胜。他研精经术，尤邃于诗，撰有《毛诗日笺》、《苍岘山人集》等。秦蕙田之父秦道然，字雒生，康熙四十八年（1707年）进士，官至礼部给事中。因与固山贝子允禟友善，为其府总管。雍正时受允禟之罪牵连，被逮下狱十四年，乾隆初经秦蕙田恳请，年已八十方获赦宥。秦道然亦精通经学，尤工诗，撰有《困知私记》、《明儒学录》、《泉南山人存稿》等。
秦蕙田于乾隆元年（1736年）科考中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南书房行走。乾隆六年，充顺天武乡试副考官。七年，命上书房行走。八年闰四月，迁侍讲；六月，迁右庶子；八月，迁右通政；十一月，擢升内阁学士。十年，迁礼部右侍郎。二十二年正月，擢工部尚书；四月，领署刑部尚书。二十三年正月，调刑部尚书，仍兼管工部事，寻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四月，秦蕙田因病请求解任，未得允许。八月，复请解任，乾隆皇帝方准其给假回原籍就医，但不必解任。九月，秦蕙田卒于南还途中，赐谥号文恭。
秦蕙田为官尽心尽责，“恪勤素著”[2]），曾多次上疏，对工程、流民、用人等事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和信任。他历官礼、工、刑三部，且长期兼领工、刑二部，以至年过花甲，体弱多病，乾隆皇帝仍不准解任。秦蕙田病逝后，乾隆皇帝“深为轸恻”；次年“圣驾南巡”，至无锡寄畅园，忆及秦蕙田，还作有“养疴旋里人何在，抚境愀然是此间”的诗句。[3]）秦蕙田从政近三十年，颇有政绩，但他最值得推崇之处是为后人留下一部洋洋数百万言的礼学巨著——《五礼通考》。
二．《五礼通考》的编撰
秦蕙田编撰《五礼通考》，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秦蕙田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从塾师读书即以经学为主，且偏重于礼学。《五礼通考·蒋汾功序》云：“予与秦氏世好，……素知其家多藏书，凡礼经疏义外间绝少刊本而庋贮缄题者，数十笥。宗伯[4]）以绝人之姿，尽发而读之，早岁即洞其条理。”成年后，于雍正二年（1724年）始，秦蕙田与同乡几位志同道合的学者经常举行“读经之会”，研讨礼学问题。《五礼通考·自序》记其事云：
岁甲辰，年甫逾冠，偕同邑蔡学正宸锡、吴主事大年、学士尊彝兄弟，为读经之会。相与谓“三礼”自秦汉诸儒抱残守阙，注疏杂入谶纬，轇輵纷纭。《宋史》载，子朱子当日尝欲取《仪礼》、《周官》、《二戴记》为本，编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礼，尽取汉唐以下诸儒之说，考订辨正，以为当代之典。今观所著《经传通解》，继以黄勉斋、杨信斋两先生修述，究未是完书。是以“三礼”疑义至今犹蔀。乃于礼经之文，如郊祀、明堂、宗庙、禘尝、飨宴、朝会、冠昏（婚）、宾祭、宫室、衣服、器用等，先之以经文之互见错出足相印证者，继之以注疏诸儒之抵牾訾议者，又益以唐宋以来专门名家之考论发明者，每一事一义，辄集百氏之说而谛审之。审之久，思之深，往往如入山得径，榛芜豁然。又如掘井逢源，溢然自出，然犹未敢自信也。半月一会，问者、难者、辨者、答者，回旋反复，务期惬诸己，信诸人，而后乃笔之笺释存之。考辨如是者，十有余年，而裒然渐有成秩矣。
以上是秦蕙田编撰《五礼通考》的第一阶段。此时他尚未做官，可集中精力，潜心于礼学研究，又有同好学者定时讨论，集思广益，用时十余年，积累了大量资料和研究心得，为这部巨著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乾隆元年（1736年），秦蕙田中进士，开始从事政务，不能全身心用于著述，但并未停止《五礼通考》的编撰。此时他凭借“供奉内廷”的有利条件，“以见闻所及，时加厘正”。[5]）至乾隆十年（1745年），秦蕙田升迁礼部右侍郎，奉命校阅礼书，其职责与研究礼学的兴趣取得一致，此间他对礼学的源流沿革进行了深入地考究。乾隆十二年至十三年，秦蕙田丁父秦道然忧，回原籍治丧，“杜门读礼”。其间，他看到了清初著名经学家徐乾学编撰的《读礼通考》，认为其书“规模义例具朱子本意，唯吉、嘉、宾、军四礼尚属阙如。”[6]）此时，当年与他一起研讨礼学的蔡宸锡、吴大年已去世，故只邀得吴尊彛一人同他“陈旧箧，置抄胥，发凡起例，一依徐氏之本，并取向所考订者，分类排辑，补所未及。”[7]）服阕后，秦蕙田仍任礼部侍郎，得以“遍览典章”，对其所著内容“日以增广”。[8]）其间又得到同学方宜田以及卢抱孙、宋悫庭等人帮助，终于完成了《五礼通考》初稿，并且开始请研究礼学的前辈学者审稿作序。[9]）此为编撰的第二阶段。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后，秦蕙田兼管刑部、工部之事。“事繁少暇”，又邀嘉定钱大昕襄助校订工作。[10]）至乾隆二十六年冬，终于最后完成了《五礼通考》的编撰。此为第三阶段。
综观秦蕙田编撰《五礼通考》的全过程，至少可以归纳出三个特点。其一，资料丰厚。秦蕙田之家世代书香，藏书丰富，尤其有许多“外间绝少刊本”的礼学著作，这成为其编撰的重要资料来源。此外，他任礼部侍郎多年，且奉命校阅礼书，又尽览了国家机构所藏礼书。观《五礼通考》可知，清乾隆之前的礼学著作基本全为秦蕙田采纳，这是其书能够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其二，工作扎实。秦蕙田正式进行礼学研究始于雍正二年（1724年），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竣工，“阅寒暑三十又八，而年亦已六十矣”。[11]）其间虽因处理政务有不能全力以赴之时，但编撰、增补、修订工作始终没有停止。而每“一事一义”都是“审之久，思之深”，经过反复论辩，“惬诸己，信诸人”之后，方才落笔。这种踏实严谨的治学精神，是其著作成功的重要保证。其三，集思广益。秦蕙田研究礼学并非孤芳自赏，闭门造车，而是从始至终注重邀集同道学者共同探讨，互相启发，以利集思广益。须提及的是，他所约请的助手皆为学有专长的饱学之士。如助他编撰的方宜田，为清初著名学者、桐城派创始人方苞之侄，“受其世父望溪（方苞号）先生家学，夙精三礼”。[12]）再如帮他校对的钱大昕，治学广博，尤长校勘，所撰《二十二史考异》列入清代三大考史名著，其后来的学术成就及名望还在秦蕙田之上。这些专家学者的尽力襄助，无疑大大有利于提高《五礼通考》的学术质量。
三．《五礼通考》的内容
《五礼通考》262卷，加卷首《礼经作述源流》和《历代礼制沿革》4卷，共计266卷，对上起先秦、下至明末的中国古代礼制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考证和评论。其前有清朝学者蒋汾功（官松江教授）、顾栋高（官至国子监祭酒）乾隆年间作的两篇《序》，代表了当时对《五礼通考》的评价。另有秦蕙田《自序》和《凡例》，说明了《五礼通考》的编撰原委和体例。
《五礼通考》依《周礼·大宗伯》所列吉、凶、军、宾、嘉五礼，按杜佑《通典》编排顺序，将全书分为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五大部分。其中吉礼包括圜丘祈天、祈谷、大雩、明堂、五帝、祭寒暑、日月、星辰、方丘祭地、社稷、四望山川、封禅、五祀、六宗、四方、四类、高禖、蜡腊、傩、祭酺、盟诅、衅礼、宗庙制度、乐律、宗庙时享、禘袷、荐新、后妃庙、私亲庙、太子庙、诸侯庙祭、大夫士庙祭、祀先代帝王、祭先圣先师、祀孔子、功臣配享、贤臣祀典、亲耕享先农、亲耕享先蚕、享先火、享先炊、享先卜、享先医、祭厉等44类；嘉礼包括即位改元、上尊号、朝礼、尊亲礼、饮食礼、冠礼、昏（婚）礼、飨宴礼、射礼、乡饮酒礼、学礼、巡狩、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设官分职等15类；宾礼包括天子受诸侯朝、觐礼、天子受诸侯蕃国朝觐、会同、三恪二王后、诸侯聘于天子、天子遣使诸侯国、诸侯相朝、诸侯会盟遇、诸侯遣使交聘、士相见礼等11类；军礼包括军制、出师、校阅、车战、舟师、田猎、马政等7类；凶礼包括荒礼、札礼、灾礼、襘礼、恤礼、唁礼、问疾礼、丧礼等8类。五礼总计共85门类。[13]）
须说明的是，秦蕙田所列五礼的内容超出了《周礼》的五礼范围，如“以乐律附于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并载入嘉礼”。[14]）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虽事属旁涉，非五礼所应该，不免有炫博之意，然周代六官总名曰礼，礼之用精粗条贯，所赅本博。故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于学礼载钟律诗乐，又欲取许氏《说文解字》序说及《九章算经》为书数篇而未成。则蕙田之以类纂附，尚不为无据。”四库馆臣的意见还是较为公允的。
另外还有些内容附于某些相关门类。如星辰类附有九宫贵神、太一、太岁月将、风师雨师云神雷神；社稷类附祭城隍；诸侯聘于天子类附蕃使朝贡；天子遣使诸侯国类附遣使诣蕃等。
在某一门类下，先分细目讨论其礼制的总体情况，然后再按先后顺序考证历代礼仪的具体沿革变化。如圜丘祀天类，分项讨论的细目有郊名义、四代郊正祭、四代告祭、郊坛、配帝、日月从祀、玉帛、亲耕粢盛秬鬯、酒醴、牺牲、笾豆之实、器用、服冕、车旗、告庙卜、誓戒择士、斋、戒具陈设、省视、呼旦警戒、除道警跸、祭日陈设省视、祭时、聴祭报、王出郊、燔柴、作乐降神、迎尸、迎牲杀牲、盥、荐玉币、荐豆笾、荐血腥、朝贱王一献宗伯二献、祝号、烹牲、荐熟、馈献王三献宗伯四献、黍稷、馈食王五献宗伯六献诸臣七献、祀神之乐、送尸、徹、告事毕、代祭、丧不废祭等等；依先后叙述礼制的朝代有秦、汉、后汉、蜀汉、魏、吴、晋、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等。
总之，《五礼通考》各门类虽然细目多寡不一，篇幅有大有小，但其内容均从纵横两个角度，对礼制具体情况和沿革变化作了详尽的展示和考证。这实际上是完整地建立了中国古代礼制和礼学的框架体系，其研究成果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前代礼学家。
四．《五礼通考》的成就
《五礼通考》是秦蕙田倾毕生精力研究礼学的结晶，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具体分析，除了上面已提到的建立了古代礼学的完整体系外，至少还可举出如下三个方面。
1.全面汇集整理了明代以前的礼学资料
中国古代礼学资料很丰富，而礼学文献的源头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礼”。要研究古代礼制和礼学，首先须对“三礼”有明确的认识。《五礼通考》在卷首《礼经作述源流》的上卷，首先摘要列举了前代及清初礼学家对“三礼”的有关论述。涉及到的礼学家有隋朝王通，唐代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韩愈，宋代程颢、程颐、周胥、吕大临、晁公武、杨时、叶梦得、朱熹、王应麟、马廷鸾，元代熊朋来、敖继公，明代湛若水、童承叙、王志长、郝敬，清初徐乾学、万斯大、姜兆锡等。这二十余位礼学家的观点，基本上包含了古代学者对“三礼”总的看法。
《礼经作述源流》下卷，则分《周礼》、《仪礼》、《礼记》、通礼四部分，具体罗列简介了古代史著中记载的礼书。关于《周礼》，主要列举有《汉书·艺文志》载2种，《隋书·经籍志》载12种，《旧唐书·经籍志》载3种，《新唐书·艺文志》载2种，《宋史·艺文志》载20种，王圻《续文献通考》载15种，《明史·艺文志》载37种。关于《仪礼》，主要列举有《汉书·艺文志》载2种，《隋书·经籍志》载4种，《新唐书·艺文志》载6种，《宋史·艺文志》载6种，《文献通考》载1种，王圻《续文献通考》载7种，《明史·艺文志》载14种。关于《礼记》主要列举有《汉书·艺文志》载6种，《隋书·经籍志》载20种，《旧唐书·经籍志》载10种，《新唐书·艺文志》载4种，《宋史·艺文志》载20种，王圻《续文献通考》载14种，《明史·艺文志》载43种。关于通礼，主要列举有《汉书·艺文志》载5种，《隋书·经籍志》载38种，《旧唐书·经籍志》载14种，《新唐书·艺文志》载11种，《宋史·艺文志》载15种，王圻《续文献通考》载8种，《明史·艺文志》载9种。以上对古代礼学文献的罗列，有三个特点。其一，上述所列礼书没有重复，说明秦蕙田并非对前人著录照抄原文，而是对此做过精细的校订。其二，所列文献并不仅限于目录所述，还注意搜集人物传记中提及的礼书。如《后汉书》无艺文志，秦蕙田则从《贾逵传》、《儒林传》、《桥元传》、《曹褒传》、《郑玄传》、《徐防传》、《卢植传》等人物传中摘取多条材料，说明了东汉礼学著述的情况。其三，对重要的著作还摘引传注中相关材料做了考证和说明，便于读者对这些礼书有明晰的了解。
《礼经作述源流》所列礼书，当然是考证具体礼制主要依据的资料，但仅限于此还不足以充分反映古代礼制的全貌。秦蕙田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凡例》中指出：
杜氏（指《通典》作者杜佑）、马氏（指《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所载历代史事，大概专据志书，而本纪、列传不加搜采。然史家记事彼此互见，且二十二史体例各殊。有详于志而不登纪传者，亦有散见纪传而不登于志者，举一废一，不无挂漏。又其采辑之法有时全载，议论一事而辨析千言，有时专提纲领，千言而括成一语，详略不均，指归无据。兹特遍采纪传，参校志书，分次时代，详加考核，凡诸议礼之文，务使异同并载，曲直具存，庶几后之考者得以详其本末。
由于秦蕙田考礼所引资料范围扩大，其成就自然也超过了前人。正如顾栋高《序》中所说：“举两汉以来至前明凡郊祀、礼乐、舆服诸志及纪传之关于五礼者，悉以类相附，详历代之因革，存古今之同然。盖举二十二史悉贯以《周官》、《仪礼》之书，细大不遗，体要备举，余谓是书如女娲之补天……至是而成周之礼始灿然大明于世。”总之，秦蕙田对古代礼制和礼学资料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汇集整理，《五礼通考》多达266卷，实为古代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礼学著作。
2.系统论述了中国古代礼制发展的历史
为了对古代礼仪制度发展状况有一个清晰地认识，《五礼通考》卷首专写了《礼制因革》两卷，对明代以前的礼制发展史作了简明而系统的论述。
关于五礼的起源，秦蕙田摘引了《尚书》的《舜典》中关于“有能典朕三礼”；《皐陶谟》中“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以及《通典》中“自伏羲以来五礼始彰，尧舜之时五礼咸备”等三段话。对这些说法的具体内容，秦蕙田未加评论，尽管“尧舜之时五礼咸备”之说尚需讨论，但亦可说明礼之起源很早。夏商周三代，秦蕙田摘引了《礼记》、《论语》、《周礼》、《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及其注疏的大段资料，说明“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15]）；周公制礼，吉、凶、军、宾、嘉五礼方具体而完备。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但周代礼制在鲁国得到保存，又有孔子整理，得以流传后世。正如秦蕙田案语所说：“周礼在鲁，汉儒称孔子定礼乐，信矣。”
西汉，首先引《汉书》的《礼乐志》及《叔孙通传》中，叙述汉王“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的情况；又引《史记》、《汉书》所载文帝、武帝、宣帝、成帝时有关修订礼仪的建议；最后加案语云：“礼莫盛于成周。汉兴三百余年，西京未遑制作。虽有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诸人，班志所载仅存议论，惜哉！”至东汉，秦蕙田摘录《后汉书》之《礼仪志》、《祭祀志》、《曹褒传》、《张奋传》及《汉会要》等材料后加案语指出：
班固《志》：叔孙通所撰礼仪，大半袭秦法，则非先王旧矣。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增辑至五百余篇，至固时已不能见。肃宗锐意制作，排止群议，委任曹褒，君臣相得，诚一时之嘉会也。惜乎所撰新礼不能依古，损益多杂谶纬，有虚盛美，可胜慨哉！后太尉张鬴、尚书张敏等，奏其破乱圣术。帝虽寝其奏，而汉礼遂不行。
至于汉礼，引《应劭传》及《续汉书》所载，说明献帝时应劭编撰“《汉官仪》及礼仪故事凡十一种百三十一卷，汉制所以不亡者，由劭记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引《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隋书》资料，述及魏王粲、卫觊、吴丁孚，蜀孟光、许慈等，晋荀顗、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张华、荀崧、刁协等，南朝傅隆、王俭、何佟之、张崖等，北朝董谧、崔光、阳休之、魏收、熊安生等多次修订五礼的情况。并加案语曰：“五礼之书，莫备于梁。天监时经二代撰分，数贤汇古今而为一本，宸断以决疑，卷帙逾百，条目八千，洋洋乎礼志之盛也。世远文湮，逸亡无考，惜哉！”
隋朝，引《隋书》之《礼仪志》、《经籍志》、《高祖本纪》、《辛彦之传》、《刘炫传》、《牛弘传》等材料，详记了牛弘等修订五礼的过程及结果。至唐代，先有房玄龄、魏征等因隋之礼，制定百卷《贞观礼》；又有长孙无忌等增订《显庆礼》一百三十卷。开元时，学士张说奏曰：“礼记不刊之书，去圣久远不可改易，而贞观、显庆礼仪注前后不同，宜加折衷，以为唐礼。”于是先后令徐坚、李锐、萧蒿、王仲丘等撰定《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由是唐世五礼之文大备，而后代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16]）秦蕙田还将《唐六典·礼部》所载《开元礼》之类目详细列出，以见其具体内容。开元后至五代，又有几次修订礼仪，秦蕙田亦摘引史著资料作了叙述。
宋初，宋太祖“因太常博士聂崇义上重集《三礼图》，诏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学之士详定之。”[17]）开宝四年（971年），“四方渐平，民稍休息，乃命御史中丞刘文叟、中书舍人李昉、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卢多逊、左司员外郎知制诰扈蒙、太子詹事杨昭俭、左补阙贾黄中、司勋员外郎和岘、太子中舍陈鄂撰《开宝通礼》二百卷，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既又定《通礼义纂》一百卷。”[18]）之后宋代又有多次修礼活动，但基本是在《开宝通礼》的基础上增补修订。其中以《太常因革礼》一百卷、《政和五礼新仪》二百四十卷较为突出，秦蕙田均详记其事。另秦氏还摘引《辽史·礼志》、《金史·礼志》、《元史·礼乐志》及王圻《续文献通考》、《元典章》中有关内容，简述了辽、金、元修礼情况。
明代，引《明史·礼志》云：“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洪武元年，命中书省曁翰林院、太常司，定拟祀典。乃历叙沿革之由，酌定郊社宗庙仪以进。礼官及诸儒臣又编集郊庙山川等仪，及古帝王祭祀感格可垂鉴戒者，名曰《存心录》。二年诏诸儒臣修礼书。明年告成，赐名《大明集礼》。其书准五礼而益冠服、车辂、仪仗、卤薄、字学、音乐，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毕具。”这即明代礼制的基础。之后屡有增益，“至《大明会典》，自孝宗朝集纂，其于礼制尤详”。[19]）
《礼制因革》内容虽然不多，但简明而系统，可视为中国古代礼制史之纲。如将《五礼通考》正文内容及秦蕙田按语重新整理，分别统属于《礼制因革》各条之下，实为一部完备的明以前礼制发展史。
3．详细考证了古代礼仪的具体内容
中国古代礼学源远流长，“五礼之名肇自《虞书》，五礼之目著于《周官·大宗伯》”[20]），之后著述不断。秦蕙田认为，礼“所以经纬天地，宰制万物，大矣！至矣！”[21]）但其前代学者的礼学著作均不能令人满意。如其《凡例》中所说：
自古礼散轶，汉儒掇拾于煨烬之余，其传于今者惟《仪礼》十七篇、《周官》五篇、《考工记》一篇，文多残缺。《礼记》四十九篇，删自《小戴》及所存《大戴礼》，间有制度可考，而纯驳互见附以注疏。及魏晋诸家，人自为说，益用纷歧。唐宋以来，惟杜氏佑《通典》、陈氏祥道《礼书》、朱子《仪礼经传通解》、马氏端临《文献通考》言礼颇详。今按《通解》所撰五朝邦国诸礼，合三礼诸经传记，荟萃补辑，规模精密，第专录注疏，亦未及史乘，且属未成之书。《礼书》详于名物，略于传注。《通典》、《通考》虽网罗载籍，兼收令典，第五礼仅二书门类之一，未克穷端竟委，详说反约。《宋史·礼志》载，朱子尝欲取《仪礼》、《周官》、《二戴记》为本，编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礼，尽取汉晋而下及唐诸儒之说，考订辨正，以为当代之典，未及成书。至近代崑山徐氏乾学，著《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古礼则仿经传、《通解》，兼采众说，详加折衷；历代则一本正史，参以《通典》、《通考》，广为搜集。庶几朱子遗意所关经国善俗，厥功甚巨，惜乎吉、嘉、宾、军四礼属草未就。
于是，秦蕙田在总结前人著述的基础上，扬长补缺，因徐乾学《读礼通考》体例，依杜佑《通典》五礼次序，撰成《五礼通考》。其书对五礼“古今沿革、本末源流、异同得失之故咸有考焉。”[22]）其考证不拘一说，注重广泛采纳各种资料。对三礼“经传搜集无遗，冀以补缀万一；至先儒论说及累朝奏议亦广为采取”。[23]）于史著“遍采纪传，参校志书，分次时代，详加考核。凡诸议礼之文，务异事并载，曲直具存，庶几后之考者得以详其本末。”[24]）在排列有关资料后，秦蕙田还加案语分析总结，表明自己的观点。
《五礼通考》对古代礼制及其文献的考证，大体可分为六种类型。
一是归类，即将文献中一条条零散的资料归入相应的礼仪项目中。如吉礼之圜丘祀天类“四代告祭”目中，引用了《尚书·舜典》：“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诗经·周颂·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礼记·郊特牲》：“天子适四方，先柴”；《礼记·礼器》：“因名山升中于天”等四条材料及其注疏。然后加案语归纳曰：“以上四条巡狩告祭。”
二是说明，即对材料内涵不很明确者加以解说。如吉礼之圜丘祀天类“告庙卜”目中，引《礼记·郊特牲》“卜郊，受命于祖庙，作龟于祢宫，尊祖亲考之义也”一句及其注疏。加案语说：“郊用冬至，无庸卜日，此所言亦鲁礼耳。”秦蕙田这里所说的是，天子南郊祭天固定于冬至日举行，不须事先占卜择日。依周礼，只有周天子有资格祭天，诸侯只能祭域内山川。但因鲁国为周公封地，而周公为周王朝的建立与巩固立下赫赫功劳，被尊为大圣、百世师表。周公死后，周成王为追念周公功劳，以表尊师崇圣、报功崇德之心，特许鲁国郊祀上帝。然而鲁国毕竟不敢与周天子完全等同，不能在冬至行郊天礼，只是在孟春之月辛日祭天。辛日一月有三，须通过占卜选定郊天之日，故《礼记·郊特牲》所说“卜郊”当指鲁礼。
三是分析，即对礼经所记似有矛盾，难以理解者，通过分析疏通其意。如吉礼之圜丘祀天类“牺牲”目中，列举《尚书·召诰》、《礼记·郊特牲》等文献及其注疏中关于郊天用牲的不同说法后，加案语云：
《召诰》：“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特牲》疏云：天神尊重，故止一特。愚谓天神对地祗人鬼，特牲当对羊豕。盖不兼羊豕谓之“特”，非必不可有二谓之“特”也。注疏诸家拘泥只用一牛，而圜丘祀天燔柴实牲体郊事有全脀，用之燔则无以祀，用之祀则无以燔。于是有分牲体供二处所用之说，祭毕燔牲体之说，帝牛稷牛之说，皆牵凿也。不知虽有二牛，一燔一祀，不害其为更有燔牛、瘗牛、稷牛也。如此，则郊礼用牲之说可通矣。
四是纠谬，即对文献中的明显错误加以纠正。如吉礼之圜丘祀天类“郊坛”目中，引《周礼·春官·大司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其下贾公彦疏云：“圜丘者，按《尔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圜者，象天圜。旣取丘之自然，则未必要在郊，无问东西与南北方皆可。”对此疏，秦蕙田案语指出：“贾分丘与郊为二，故云未必要在郊，无问东西南北方皆可，斯谬甚矣！”并在引用诸家论述后又强调说：
郊、丘非二地，无二祭。王肃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马氏（晞孟）谓：郊者圜丘之地；圜丘者郊之坛。盖王者于国之南郊因吉土以筑坛。
五是总结，即对各种文献中零散的材料加以综合论述。如吉礼之明堂类“明堂制度”目中，引用了多种前人论述后，在案语中总结道：
明堂制度，五室、九室见《考工记》、《大戴礼》，太室、太庙、左右个见《月令》，四门、应门见《明堂位》，南门之外见《玉藻》。自汉以来，注疏家及历代诸儒言如聚讼。今考其制，外为宫垣，内为庙垣，中央一室曰太室，当太室之南曰明堂太庙，太室之东曰青阳太庙，太室之东曰总章太庙，太室之北曰元堂太庙，是为五室。……
接着以大段篇幅，详细说明了九室、十二室、左右个、九阶、四门、庭深、屋顶、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堂室方广的具体制度以及明堂朝位、名称等内容。
六是存疑，即一事两解且均可通，难以定夺，故两说皆存。如吉礼之圜丘祀天类“燔柴”目中，引《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云：“禋之言烟，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积柴实牲体焉。或有玉帛燔柴而升烟，所以报阳也。”疏曰：“按《郊特牲》云：升首于室以报阳。彼论宗庙之祭以首报阳，今天神是阳，烟气上闻，亦是报阳。”此为“禋”的一种解释。另引张子曰：“郑注禋祀，即变为烟，取其尚臭。据《洛诰》曰：明禋。又《国语》曰：精意以享曰禋。遍观书传，皆言禋是精洁致祭之名。凡祀天、日月、星辰、风师雨师皆取烟燎，不言可知。今祀天言禋，祀日月言实柴，祭天礼重故取禋敬之名以别之。郑不明此意，改禋为烟，谬哉！《书》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禋于六宗。”又引郑锷曰：“为之禋祀，明在乎致其心齐精明诚一为主而已。”对以上两种不同观点，秦蕙田案曰：“禋祀，注疏与张子、郑氏不同，然升烟达气其精意也，当两存之。”
以上六者仅是粗略划分，未必全面，恰当，但仅此亦可看出秦蕙田考证的功力和治学之严谨。
当然，《五礼通考》亦有不尽如人意处。如全书以文字为主，图表甚少，使某些礼仪制度理解起来颇为困难。另外，受阶级和时代局限，一些观点封建等级色彩过浓，亦欠妥当。不过，瑕不掩瑜，其成就是主要的，且非常突出。
综上所述，《五礼通考》在资料汇集、体系建立、具体论证等方面都能博采众长，其成就远远超过了前人的礼学成果，确可谓中国古代礼学的集大成著作。在礼学文献方面，称其为“数千百年来所绝无而仅有之书”[25]），亦不为过。因而，《五礼通考》无疑是我们研究古代礼学列于首位的必读书。
[1] 秦蕙田生年史无明文记载。《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以秦蕙田生年为1702年。又《五礼通考·自序》云：“辛巳冬爰始竣事……年亦已六十矣。”按“辛巳”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上推六十年为康熙四十一年（1702）。
[4] ）宗伯，《周礼·春官》中官名，掌管宗庙祭祀等礼仪。后世以宗伯为礼部长官别称，尚书称大宗伯，侍郎称少宗伯。《蒋汾功序》作于乾隆十八年，秦蕙田时任礼部侍郎，故称。
[9] ）《五礼通考》前有两篇序，《蒋汾功序》作于乾隆十八年，《顾栋高序》作于乾隆十七年。
[1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凡为门类七十有五”，查系引自《五礼通考·自序》，但据笔者统计当为85门类，详见正文所列类目。
[14]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二经部礼类《五礼通考》提要。
（原载【韩国】《东洋礼学》第5辑，2000年12月出版。作者单位：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