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历史演进与当代价值

中华民族以生为本，以和为贵，拥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胸怀，在价值取向、历史演变、文明观念的不同层面体现出包容性的特质。这一突出特性，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壮大注入了绵延不绝的动力和活力。在价值取向上，中华文化孕育了包纳万象、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深层基因。在历史演变中，经过中原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的长期大融合，中华文明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在文明观念方面，交流互鉴的文明观孕育了泱泱大国的胸襟和气度，有助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未来的挑战。

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文化渊源

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包容性的特质，与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阐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是在保有自身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体系。中华文化认同，则是这一独特的多元文化体系的核心和纽带。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具有文化上的根源。《易经》作为中华文化的精神瑰宝，从哲学层面建构了包容性的理念。生生不息、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理念，贯穿《易经》的始终，成为易学体系的核心价值之一。“天人合一”观念，指的是人与自然、宇宙的和谐统一。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和个体命运的规律，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奠定了基础。

儒家文化强调以仁爱为本、中庸之道、礼义制度等，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提供了社会伦理上的依据。儒家的包容性观念，既体现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也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孔子的“仁”是儒家伦理的核心观念。在孔子看来，只有心怀仁爱，关爱他人，才能构建合理的社会关系。儒家也强调礼义制度的重要性。只有遵循礼义，人们才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和谐共处。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观念，在尊重人的丰富性的同时，也打开了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之路。

道家文化提倡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注重内在的和谐，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提供了精神支撑。老子认为，自然之道是世界的基本法则，要宽容待人，以德报怨，通过宽容与谅解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老子又提出“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一个好的治理者应该像水一样，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庄子思想中蕴含的“无待”观念，主张人们应该摒弃执念和成见，达到与万物相融的境界。这些观念使得中华文明在面对其他文明时，能够保持开放、谦逊和尊重的心态。

佛教文化被中华文化吸纳并发展壮大，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增添了新的内涵。佛教自两汉之交传入中国，与儒、道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中华文化认同作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源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体现。在上古先贤及儒释道思想的基础上，中华文化发展出了天人合一、厚德载物、和合共生等丰富的理念。它充分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以包容的态度对待各种文化现象，为文化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历史内涵

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民族融合和文化交融，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明体系和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虽然充满曲折，但通过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开明盛世，凝聚起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统一国家的形成，是古代中国的天下观的体现。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应该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大一统的观念，不仅表现为政治上的统一，还包括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融合。这一观念促进了汉民族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在中国文明史上，民族的大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春秋战国时期，以华夏族为中心实现了早期民族的融合；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民族的交流融合促成了新的文明盛世；元明清至民国时期，在民族交融的基础上提出了“五族共和”的理念，形成了现代国家的雏形。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产生，在文明的起源上始于中原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在史前时期，各民族在黄河、长江流域等地区的迁徙、繁衍过程中，形成了多元的文化传统。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化为中心，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不断地交往融合。随着夏、商、周王朝的建立，民族交往逐渐呈现出政治化的特点。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争霸战加剧了民族间的交流，促成了大一统国家的形成。

胡汉民族的交往交融，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现象。这一现象至汉代达到一个高峰。汉朝实行开疆拓土的政策，与北方的匈奴、鲜卑等民族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融合。通过设置边疆郡县、推行和亲政策等手段，汉朝与北方民族建立了稳定的关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农业、手工业技术传入北方民族地区，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胡汉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使得汉朝文化更加多元丰富，北方民族的乐舞、骑射等在汉朝受到欢迎。

民族的大融合，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得到进一步深化。魏晋南北朝在中华文明史上是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同时也是不同民族文化交往交融的时期。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通过迁都洛阳、改汉姓、穿汉服等汉化政策，加速了北方各民族的交融进程。值得注意的是，胡汉之间的交往是双向互动的过程，二者之间相互渗透，共同发展。正是北部民族的强悍血性，为中原文化的转化带来了生机，开启了中华文明史上的又一个盛世。

元明清至民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时期。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行省，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明清时期“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使得民族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进一步促进民族交融。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提出“五族共和”观念，在广泛的民族共识的基础上推动了现代国家的产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既是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历史的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成果。马克思关于“真正的共同体”的思想、列宁关于民族融合的思想、李大钊关于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思想、毛泽东关于民族解放的思想等，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认知提供了理论指引。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实践，以民族的融合和团结为标志，完成了对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超越。

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开放品格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交流互鉴的文明观，既是中华文明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宝贵经验，也是当下应对全球化挑战、推动文明发展的指导思想。各种文明只有在相互交流中取长补短，才能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同，中华文明以开放包容的品格和气度形成了自身的文明特质。亨廷顿认为，未来世界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文明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将导致冲突和战争。不同于亨廷顿的看法，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表达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关系上的态度。中华文明观的深刻意义，在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中华文明的开放体系，是在与其他文明的长期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早在商周时期，中华文明与周边地区就进行了交流。在汉代，汉文化积极吸纳外来文化，并与自身文化相融合。通过丝绸之路，汉朝与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区建立密切的商贸文化联系。西域的物产、艺术和制造工艺传入中原大地，人们欣赏到来自异域的舞蹈、音乐、绘画、杂技，学会毛织品染织、貂皮制作等工艺。在汉代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上，记录了少数民族的乐舞在汉朝宫廷演奏的场景。中原的文化礼俗，则被来访的西域人带回家乡。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东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格局。

唐朝在多元文化的交融方面达到了一个高峰。对于外来文化，唐朝以泱泱大国的气度，展现了包容的胸襟和气度。在国家政策方面，对周边地区采取了和亲、会盟、朝聘、封授、互市等怀柔策略。在文化方面，唐朝与边疆地区、海外各国密切往来，使之成为当时耀眼的文化明珠。玄奘赴西域取经，鉴真东渡日本，日本遣唐使来访，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华章。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形成大唐兼容并包、厚重大气的审美风尚。

宋代以来，中华文明的重心向东南转移。海上贸易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中华文明接受阿拉伯地区数学和天文学的影响，科学思维得到了发展。元代时，阿拉伯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来到北京，编撰《万年历》，建立观象台，制作天文仪器。受此启发，郭守敬进一步创制了简仪。在西方的科学传入中国之后，明朝的徐光启提出了“融西入中”的观念。他翻译的《几何原本》《泰西水法》，为引入现代科学开启了先河。文化汇通的思想，体现了中华文明在面对异质文化时的开放性。

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开始主动吸纳其优秀成果，以促进自身的发展。从西学东渐到新文化运动，从马克思主义到社会主义理论实践，中华文明实现了现代化的初步转型。在此过程中，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民主、法治等观念进行了积极的引入和借鉴。这些观念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变革，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启示性意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一方面，需要我们在认同中华文化生命力、感召力和影响力的基础上，发展现代教育，推动科技创新，完善现代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文明交流，展示中华文明的魅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世界各国的文明交流日益密切，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多领域的特点。在此背景下，应深入理解和把握交流互鉴文明观的内涵和意义，以文明汇通天下，实现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互利共赢，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通过文明的交流互鉴，才能够实现相互理解、尊重和包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推动全球和平与繁荣，达成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美好愿景。

（作者：张重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