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中的贤媛们

石志刚

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是中国古代志人笔记代表作。该书共36篇，记载从东汉后期到南朝宋之间名人雅士逸闻轶事，是一部名士“教科书”。《世说新语》中专门有“贤媛”章节，叙述超过常人的女子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如何独立于世、见解独到、品行独佳、能力独有，为当时的冰冷政治增加了些许温情，也为后世女子树立了典范。

    见解独到

　　在封建社会，夫妻关系虽然有举案齐眉之相亲相敬典故，却在多数场合强调“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夫受命于朝，妻受命于家”，妻子不事交际、专职家事被誉为贤惠之举。更有甚者，许多人将祸国殃民的根源归结为“红颜祸水”。然而，在滚滚历史长河中亦有许多女子洞见卓然，在关键时刻往往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晋朝的庾希被权臣桓温杀害，作为庾希的弟弟庾友也受到牵连。此时，庾友的儿媳妇挺身而出，亲赴其伯父桓温家，被桓温掌门官拦住，她大声斥责：“是何小人？我伯父门，不听我前！”她最终冲入桓温家见到桓温，向桓温哭诉：“庾玉台常因人脚短三寸，当复能作贼不？”庾友（字玉台）身体有疾，需人扶助才能行动，怎会叛乱呢？桓温在她有理有据、见解独到的劝说下赦免了庾友一家人。《晋书》记载王凝之妻子谢道韫“聪明有才辩”。《世说新语》中记载谢道韫对谢玄说的一段话：“汝何以都不复进？为是尘务经心，天分有限？”意思是说：“你为什么一点也不见长进，是一心注意世俗杂务，还是本来就天赋有限？”淝水之战中名扬于世的谢玄，有着青涩的少年时光，谁曾想到谢道韫对其深深指责背后寄予的重托。从谢道韫的见识中可以看出，她的聪明不仅在于诗词文章，更在于对社会人生的卓然体悟。这种卓然体悟，一方面是谢家家族文化教养熏陶之使然，另一方面有、是其自身在社会发展中不断认识与思考的结果。

    品行独佳

　　晋朝名将陶侃出身寒微，由于战功显赫而被授予重任。他在担任荆州刺史期间，《晋书》记载当代出现了政治清明的盛况：“政刑清明，惠施均治，故楚郢士女，莫不相庆。”他以身作则，清正廉洁，并且以德化为己任，教化僚属，营造出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朝野用命，移风易俗”，百姓在这样的良好氛围中受益良多。

　　陶侃为何能成为一代名将名臣，关键在于他的母亲在他从政之路上的悉心指导、及时点拨，终使之成事。《世说新语》记载陶侃少年时，“作鱼梁吏”，担任监管鱼梁的小吏，借用职务之便运用公款，“尝以坩鱼乍饷母”，托人给母亲送去一罐腌鱼。按照常理推断，所腌之鱼虽然不值钱，即使用公款买之，在封建社会中，将其送给自己的亲友，实是小事。但是陶侃的母亲在见到这份礼物后，“封鱼乍付使”，封存腌鱼交付使者送还给陶侃，并且给陶侃写了一封信：“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从小事之轻微，看大节之重要，陶侃母亲作表率，为陶侃从政廉洁奠定了思想和行为基础，造就了陶侃之后的成就。陶侃之母在小事上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见识和行为，令人尊重。

    能力独有

　　《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阮共的女儿阮氏才华卓异、品德高尚、能力超强，但是相貌丑陋，后许配给许允。新婚之夜，许允认为阮氏太丑而“无复入理”，许家深为此忧。此时，许允好友桓范来看望许允。得知桓范到访，作为新娘的阮氏在新房中对婢女说：“无忧，桓必劝之。”桓范果然与许允深聊，告诫许允“卿宜察之”，要与阮氏深度交流才能发现适合不适合自己。许允听从了桓范之告，转头进入新房，等到他看到新娘阮氏的时候，还是认为阮氏太丑，目不忍看，“即见妇，即欲出”。阮氏看到此情景，拉住许允的衣襟让他留下。许允无奈之下不经意间问了阮氏一句话：“妇有四德，卿有其几？”阮氏回答说，我除了容貌不佳之外，其他三德都具备，进而反问许允作为读书人具备什么品行。许允说美德“皆备”。阮氏说：“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许允非常惭愧，从此对阮氏非常看重。

    从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阮氏的能力不仅在当时代诸女子之上，更让许多男子失色。许允担任吏部郎的职位时选用人才大多数是他的同乡，被魏明帝发现后欲将其治罪。此时，许允的妻子阮氏对许允说：“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等到许允被押解到魏明帝跟前，按照妻子的吩咐，向魏明帝如实说理，告知魏明帝自己任用的人才尽管有同乡之谊，但都是根据职位与人才是否匹配才任用的。魏明帝经过调查后发现，许允任用的这些人才都很称职，于是不仅没有逮捕许允，而且还下令赏赐了他。当许允被带走之时“举家号哭”，阮氏说：“勿忧，寻还。”不几日，许允就回来了。这表明了阮氏对丈夫行为预判的结果是自信的，反映出阮氏的超常见识。夫妻关系不仅是婚姻共同体，而且还是思想共同体。好的思想、卓越的能力能够彼此交通。阮氏难道不是将自己的思想和能力潜移默化地传递给许允，为许允的成长提供了良好镜鉴，进而在史书中传名、成为贤媛的典范吗？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17年4月17日第A7版  作者系包头市委党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