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文史资料的档案价值

肖昊宸

　　作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征集、编写出版的大型系列史料的文史资料，以其丰富性和生动性，对历史进行了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的记录和反映，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但在历史研究中，相对于档案史料而言，学界对其认识和利用程度仍然不够。近日，记者就文史资料的史料价值、整理出版情况和利用规范等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档案史料的重要补充

　　近年来，史学界日益注重档案史料的搜集与运用，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持续提升，但部分研究者陷入迷信档案的误区，认为文史资料作为二手资料，可信度偏低，因而轻视甚至忽略文史资料的价值。这种倾向限制了近现代史研究的资料来源，应予以纠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汪朝光提出，不能以求全责备的心态对待文史资料。文史资料可以理解为回忆史料或口述史料，是历史研究中可堪利用的史料类型之一。当然，文史资料既然属于回忆性或口述性史料，由于当事人的观察角度和记忆误差，难免出现一些主观性描述。但不能据此从根本上否定文史资料的价值。历史是多面的，历史资料也是多面的。即便是档案文献资料，其形成过程也有人为干预的可能，不能完全脱离主观性，有客观误差和主观篡改的可能。所以，文史资料关键在于如何运用，历史研究者应以平常心待之，将其视为各种史料中的一种。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同乐认为，判断文史资料的史料价值，主要看其是否写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文史资料所汇集的史料中有不少是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史料及研究资料，它们作为某一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回忆，可以提供一些文献资料上所没有的甚至不可能反映的历史情景，往往可以弥补档案史料的不足。文史资料中的一些虚构之处，并不影响对历史本质的反映。虽然我们强调历史的真实性，但并不排斥在撰写文史资料回忆录时做些必要的文字加工。研究利用文史资料，有利于史学研究的深入展开。

　　张同乐介绍，20世纪60年代起，全国政协开始了大规模收集整理文史资料的工作。全国政协编纂的《文史资料选辑》从1960年创办至今，已出版了100多辑，每辑10万—20万字。全国政协文史馆现收藏有大量的文史资料手稿、图书以及照片、字画、音像等藏品。

　　随着文史资料整理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展，当代史逐渐成为文史资料整理工作关注的重点。汪朝光说，进入21世纪之后，有价值的回忆史料日渐稀缺，文史资料收集工作遇到了一定困难，编辑出版的势头不复过去那般繁荣。自此，文史资料整理工作将征集史料和编辑出版的重点逐渐转向1949年以后的历史。

　　遵循收集利用原则

　　鉴于文史资料并非一手资料，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有必要将其与档案文献史料、报刊资料对照利用。张同乐建议，运用文史资料研究历史应坚持三个原则：鉴别回忆史料的真实性；研究史料内容的准确性；把文史资料、回忆史料作为辅助性史料利用。在历史研究中的第一手史料，必须是当时形成的档案文献史料，文史资料回忆录只能作为档案文献史料的辅助资料。如果一篇史学论文全部或大部利用文史资料回忆录，它的价值就大打折扣。充分发掘政协文史资料的学术价值，在利用大量档案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大胆利用文史资料，使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写出高质量的、为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史学专著。

　　汪朝光表示，文史资料是回忆史料，一般写作较为生动，牵涉人物较多，因此在人物传记写作中、在对于历史细节的展示及对历史人物关系的研究中更可利用。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历史研究的创新性，恰恰是在对相同或不同史料的反复考订、排比、琢磨中得以张扬和凸显的，文史资料的科学运用正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除了利用好已有的文史资料以外，还要注意遵循口述史料采集的原则，与采访对象深入交流，收集到更多具有史料价值的口述材料。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副会长许水涛表示，口述史料开辟了史料积累和研究的新领域，它的采集依靠的是采访者与口述者面对面的沟通和互动，是语言、动作和情感的交流，能否让口述者打开记忆闸门、敞开心扉，达到一种畅所欲言的境界，直接关系到采访的成败和口述史料价值的高低。因此，在口述历史资料形成的整个过程中，快捷地实现采访者与口述者的有效沟通和情感认同是至关重要的。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06月19日第2版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