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戏剧的美学思考与文化记忆——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

刘玲华

汤显祖是有明一代享负盛名的文化巨匠，他的《牡丹亭》等文学创作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今年是汤显祖逝世400周年，全球各地举办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值此之际，本版组发三篇文章，一鉴汤氏“临川四梦”之美，二品汤氏离魂叙事风格，三关汤氏全景式创作成就。在充分挖掘“东方莎士比亚”的艺术魅力和当代价值的同时，重温其文化记忆，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至情：“临川四梦”的审美时代性

四百年前的明万历年间，正值戏曲大师汤显祖“临川四梦”（《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之统称）惊艳问世，案头场上，曾令无数读者痴狂，无数观众倾心。从彼时到此时，四个世纪已然过去，“四梦”却魅力犹存，盛传不衰，既是百年文学经典，也是美学意义上的佳作。

梦异情同彰显主题融汇

深受王学左派尤其是其师罗汝芳的思想影响，汤显祖之一生志业，在极力推崇“至情”。他曾自述“仆所言者，情也”，乃“为情作使，劬于伎剧”，又“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旨在“搜抉灵根，掀翻情窟”。仔细阅读汤显祖的“四梦”题词，以及其他散见于其书信、评点、笔记等中的戏曲观就会发现，“情”是激励汤显祖戏曲剧创作的原动力。

与理相对，情乃时代脉搏，呼吁的是人性解放和精神自由。“四梦”皆写“情”，“四梦”又皆以不同的“梦”来写“情”。判断“四梦”的“情”之特征，要看它们的内容是否与明确的时代主题休戚相关。首先，写“梦”是崇“情”的表面尺度，在叙事向度上直击社会现实症结。论主题，“四梦”均写梦境。《牡丹亭》《紫钗记》写情至，《邯郸记》《南柯记》写情灭，展现了丰富又不可预测的人性世界。其次，崇“情”是写“梦”的直接动因，在认知方式上，拳拳赤情的生发构成了梦之核心叙事的内在动力。汤显祖预设“为情作使”的前提，以四梦完整地解决了从内容的不同角度来展示“情”之主旨的课题。《牡丹亭》《紫钗记》以“梦”写儿女情长，《邯郸记》《南柯记》以“梦”批名利场恶习，呈现出梦通过叙事视角的位移走向主题兼容的过程。通过对爱情、侠义、名利、科考等不同梦境的叙述，汤显祖在建构情之多样性的谱系之余，也呈现出了个体与群体如何在时代的裹挟下，观察、叩问并反思人性之善与恶、进与退的精神历程。

将“四梦”加以并列，不难概述汤显祖在戏曲创作上的整体艺术构思：“戏”通过“梦”来揭示“情”之主旨，也不难得出汤显祖在创作动机上的选择：整体性揭示“情”、“梦”、“戏”在因果关系上的内在逻辑性。在“四梦”中，情是因，梦是果；情在深，戏在表；梦生戏，戏说梦。汤显祖意在以此叙事模式经由“梦境”提纯“情至”的普遍性，达到“情至”在人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等观念上的统一。“四梦”中的几个典型人物如杜丽娘、霍小玉、卢生和淳于棼，他们或从梦中获得圆满，或从梦中得以顿悟，承载了汤显祖所谓“情至”的全部内容与道德深度。人物在奔向“情至”的道路上，每一次自我拷问、自我忏悔、自我救赎，都不是作为个体独立存在，而是观念之融汇。“情”允许“梦”的内容有所不同，人物命运有所变化，故事情节各自精彩。正因如此，在“四梦”中，“情”、“梦”、“戏”得以成为最奇妙的美学组合，达到了审美层面的和谐统一，具有可赏可悟之美学意义。

虚实相生渲染意境情怀

“临川四梦”的故事内容均有蓝本可据。《牡丹亭》取自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记》，“更而演”杜太守事，《南柯记》《邯郸记》分别取材于《南柯太守传》《枕中记》，《紫钗记》乃“捉笔了霍小玉公案”。但在改传（蓝本）为戏的过程中，汤显祖“增减杇塑”，依蓝本而作又非简单重复，对蓝本有恰到好处的裁剪点缀。戏中关于情节的设置，人物的刻画以及梦境的营造，完全来自于他天马行空的想象。虚者实之，实者虚之，尽显虚实相生之妙。

虚与实的艺术处理是叙事文学营造审美意境的一个重要手段。汤显祖写“情至”，主张“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其曾自言“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以审美视角观之，《牡丹亭》之“得意”，在于汤显祖既主张“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又强调“骀荡淫夷，转在笔墨之外”，在虚虚实实的戏曲世界中窥探“情”之境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无实事可考之人，如地府冥判，可以写得令人宛然若睹；无实地可测之场景，如“枉死城”等，可以写得令人如亲临其境。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生活中并不存在的情节在汤显祖笔下却又真实发生，例如还魂之死而生，借虚构想象之笔提炼出生活中更本质的“至情”状态。惯于挑剔的评点家也纷纷盛赞此种艺术处理方式，称《牡丹亭》之“翻空转换”（陈继儒）、“真中觅假”（沈际飞）、“自有而无，自无而有”（茅瑛）、“幻便成真”（吴吴山三妇），已得“笔笔风来”（王思任）之趣。《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亦用《牡丹亭》“得意”法，汤显祖“秋波一转”之处，正是他“以虚而用实”、“在实不在虚”之意趣所在，远比同时期其他剧目高明。

对美的问题的探讨，始终离不开艺术手法对心灵的观照。就管窥意境而言，虚实相生的共同聚合是比平铺现实更为强劲的助推。如《邯郸记》借卢生“黄粱一梦”来揭示尘世间对酒色财气、功名利禄的追求不过是一场虚空幻境。戏曲文本中，人物散发出一种劝诫世人及早醒悟的强烈气息，蕴藉着汤显祖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和抨击。以梦境来诘问现实，一方面传达了汤显祖塑造艺术形象要达到何种审美标准，另一方面也知晓了汤显祖的曲意所在——“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肯定戏曲感发人情、启迪良知的力量。在他写佛、写禅、写侠、写情的笔墨之外，寄托着自己作为艺术家的政治情怀。“临川四梦”其志不在道学，而在人情，其意不在梦境，而在意趣。在晚明社会变革的转折时期，在情与理的争夺中，汤显祖作为崇情的一座丰碑，架构起“天理”与“私欲”之间的桥梁，提供了一种思索人生的全新方式，实际上也契合了晚明时期通俗文学的创作心态。

雅俗共赏共谱复调结构

当通俗文学蓬勃发展成为一种文学现象，与中晚明时期工商业繁荣和心学思潮大盛的时代特征相结合，它就被赋予了比新的时代文学形式更为丰富的审美内涵。立足“四梦”，无论从文本来讨论戏曲人物反映“情”之“欲”化的时代现实，还是关注戏曲具有通俗文学的本色特征，都是远远不够的。在“四梦”的文本叙事里，作者与角色的话语交叉以及雅俗共赏的审美趣味彼此纠缠共生，借用巴赫金“复调”一说，它们形成了独特的复调结构。

“临川四梦”是汤显祖意在探究社会转型期何为世俗生活的戏曲作品，以描写普通个体身上的人欲、人情作为叙事中心，建构出叩问时代现实的行为史与心态史。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彼时各种社会不公，汤显祖设置了部分醒悟的个体和试图破茧现实的人物形象。在卢生与淳于棼身上，既弥漫着不拘一格的自由时代精神，也充斥着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时代困惑。这是一股盛行于中晚明时期的文人审美思潮。在思想自由和商品经济繁荣的双重影响下，文化权利逐渐下移，促成了通俗文学地位的提高。一方面，很多文人出仕之路虽不顺畅，但依然恃才傲物，个性张扬，在创作理念和审美评判上日益倾向于世俗化。另一方面，他们才华横溢，具有很高的文人素养，又并未失却久经熏陶的文人传统。通俗文学例如戏曲、小说的创作，既成为文人尤其是科举梦破灭后的文人群体“时有啸歌自遣耳”的文学消遣，又掺杂着他们怀才不遇和不满现实的情绪宣泄，甚至寄托着他们于迷茫中探索自我价值实现的尝试。多种声音在作品中交织，共同谱写了通俗文本既俗又雅的复调特征。

汤显祖十年寒窗，四度落第，“然终不能消此真气”。其称“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作“四梦”以寄托“从容观世，晦以待明”之心。论“四梦”之复调特征，主要有二：其一，戏曲人物的声音与创作者的声音并存于“四梦”叙事之中。从《牡丹亭》《紫钗记》到《南柯记》《邯郸记》，汤显祖将创作焦点由爱情题材扩大到了社会政治题材。后“二梦”通过淳于棼、卢生荣辱兴衰的一生，道出了封建官场营私舞弊的丑行，也写尽了科场穷达贫富的变化无常。戏曲文本表层写戏曲人物，深层却蕴藏着作者之情思、诘问与反思，形成了戏曲叙事的两种不同话语系统。其二，“四梦”对“情”的诠释蕴含着感发人情的巨大力量，无疑是对程朱理学的挑战和打破。其可贵之处在于，不对“情”进行一般性的行为描述，而是注重在行为之外呈现芜杂的社会现实，从丑陋不堪的“恶”行中揭示出隐而不彰的“名教”之意图。将“言情”作为戏曲叙事的重要特征提出，又从“名教”的角度来解释“人情”的意义，这是汤显祖对戏曲创作本质的认识。写“俗”事，表“雅”趣，流露出鲜明的文人抱负和浓厚的时代气息。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0月17日第5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