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特质

王中江 

　　在20世纪中国哲学家中，张岱年先生是探索中国文化重建和复兴之路的哲学家之一。他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范式，既是这种探讨的理论之果，也是他的文化观的核心。这一文化创新范式有一些不同于其他范式的明显特性，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超越文化上的“两极性”和单向度立场

　　一个多世纪以来，围绕中国思想文化的进路而设立的一些模式，具有很强的两极性和单向度的缺陷，这就是拒斥外来文化的传统主义和抛弃传统的西化主义。

不过，在两极性和单向度这两种立场之外，还有一种超越于此的第三种双向度的立场，它是作为两极性立场的对立者而出现的，因此常常被批评为调和折衷。整体上说，张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就属于第三种立场，而且一直同传统主义和西化主义的两极性和单向度方式展开着理智上的竞争。张先生一直强调说，他是面对“东方文化优越论”和“全盘西化论”而提出“综合创新论”的。因为“东方文化优越论”具有复古主义的倾向，而“全盘西化论”则走向了民族和历史虚无主义。这两种各持一级的单向度立场所认同的对象虽截然相反，但它们把握和处理对象的思考方式却是类似的，即都把对象凝固化和完美化，从而丧失了“反思”和转化对象的张力。张先生的“综合创新论”，从20世纪30年代的初步提出，到80年代末的丰富完善，其一贯意图就是要克服传统主义和西化主义单向度观察中西文化所产生的“一义性”。以对待孔子的立场而论，20世纪的孔子观是传统主义与反传统主义一个很好的风向标，在不同时期中信孔、尊孔与反孔、批孔互相冲突，而张先生则主张超越二者，采取理性诠释和多向度评价孔子的方式。20世纪30年代，西化派把“本位文化论”视之为保守主义，张先生则对之表示同情。他强调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前提是对中西文化进行辩证的理解、分析和综合，从多向度的立场加以把握。要而言之，超越文化上的“两极性”和单向度立场，这是张先生“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第一个基本特质。

    二、坚持文化内容的可选择性，倡导文化“优选法”

    张先生“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第二个基本特质，是坚持文化内容的可选择性。原则上，张先生承认人类不同地域的几大文化都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结构的体系，构成体系的许多文化要素和项目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和关联性，甚至是带有有机性的联系，在整体与部分之间的互动变迁中，造就了不同文化的品性和特点。但是，张先生并不认为构成不同文化体系及结构的各个部分是完全“不可分”的，相反，张先生十分肯定地说：“事实上，整体的可分性乃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例如吃蔬菜、吃禽鱼，都是有所择取的，不能生吞活剥。这是人所共知。文化问题不过比较复杂而已。必须肯定了文化体系的可分性，才能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也才能对于西方文化的选择吸取。”如果说中国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无法区分，对西方文化不能选择，那就等于说吃鱼不吐骨头，倒盆子中的洗澡水连孩子也一起泼掉一样。

　  文化的可选择性用张先生的话说就是“可析取性”。张先生说：“文化整理及批判工作，即是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系统的整理，并以现代眼光加以批判；同时，对于世界文化，也要加以考察与批判。中国过去文化中，什么是珍贵的有永久性的文化遗产，什么是有害的文化赘瘤，应加分别抉择。西洋文化中什么是有价值的精纯的贡献，什么是病态的流弊，也应加以分析抉择。”据此，张先生的文化选择法也可以说是文化“优选法”。需要强调的是，张先生的“文化选择论”决不仅是一个方法论原则，它也是张先生努力实践的工作之一。张先生一生都在对中西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进行辩证的、理性的分析和识别。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就以理性的尺度明确区分中国哲学中死的东西和活的东西，实际上这成了此部鸿篇巨著的重要结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张先生还在挖掘和阐发中国哲学及文化的精义和精神，从许多角度和方面来转化中国哲学和文化。他这样做，都出于这样一种动机，即文化的选择和扬弃需要建立在对文化展开具体的辨析和识别的基础性工作之上。

　  通过文化辨析和识别而进行的文化选择，同时也能够保持“文化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张先生说：“一个独立的文化，与另一不同类型的文化相遇，其前途有三种可能：一是孤芳自赏，拒绝交流，其结果是自我封闭，必将陷入衰亡；二是接受同化，放弃自己原有的，专以模仿外邦文化为事，其结果是丧失民族的独立性，将沦为强国的附庸；三是主动吸取外来文化的成果，取精用宏，使民族文化更加壮大。”在这三种途径中，张先生当然是最后一种，他还特别强调说：“一个健全的民族文化体系，必须表现民族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就是民族的独立性、主动性、自觉性。……如果文化不能保证民族的主体性，这种文化是毫无价值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张先生何以把哲学和文化的兴亡同民族的兴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三、把“综合”和“创新” 视为文化的真生命

　　张先生“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第三个特质，是把“创新”、“创造”作为文化的生命和源头活水。感受到近代民族和文化危机的张先生，深深意识到文化的重建和创新不仅是文化的生命，而且也是民族复兴的条件。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讨论“本位文化论”时就深信不疑地说出了这一点：“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主张，更明显的说，其实可以说是文化的‘创造主义’。不因袭，亦不抄袭，而要从新创造。对于过去及现存的一切，概取批判的态度；对于将来，要发挥我们的创造的精神！宇宙中一切都是新陈代谢的，只有创造力永远不灭而是值得我们执著的。惟有取信‘文化的创造主义’而实践之，然后中国民族的文化才能再生；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国民族才能复兴。创造新的中国本位的文化，无疑的，是中国文化的惟一路。”究竟什么是“创新”呢？这牵涉到综合与创新的关系问题。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张先生所说的“创新”与“综合”密切相联，这也是他的创新观的一个特点。张先生界定说：“创造的综合即对旧事物加以‘拔夺’而生成的新事物。一面否定了旧事物，一面又保持旧事物中之好的东西，且不惟保持之，而且提高之，举扬之；同时更有所新创，以新的姿态出现。凡创造的综合，都不只综合，而是否定了旧事物后而出现的新整体。”从创新来说，它又是“综合”的创新，这里的“综合”具有为创造提供基础和条件的意义。张先生提出“综合”的创新，一个重要的意旨是对多重文化因素进行复杂的融合、会通和综合工作而走向创新。在思想的早期，张先生曾指出：“我所以于创造之外又言综合，因为创造不能凭空，必有所根据，我们可以根据东西两方文化的贡献，作为发展之基础。所谓创造的综合，即不止于合二者之长而已，却更要根据两方之长加以新的发展，完全成一个新的事物。”

　　同样，张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不单是一种文化理论和原则，它也是张先生的实践和经验。1933年，他就提出“新唯物论”，探讨外界的实在，开始进行哲学上的综合。在建立了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之后，他又更系统地展开了哲学理论的建构，陆续撰写了《人与世界——宇宙观与人生观》、《认识、实在、理想》、《哲学思维论》、《知实论》等，建立起了一套哲学学说，从而作为中国20世纪40年代有代表性的哲学理论之一而自立于哲学界。

　　通过文化综合而实现的文化创造，既能达到文化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又能实现文化上的主体性和精神价值上的凝聚性，实现中国文化体系的全面复兴。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曾经是世界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体系之一。但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新文化体系。没有思想、理论和文化创新的民族和国家，很难成为伟大的国家。因此，中国不仅要成为经济大国，而且还要成为世界文化大国，成为思想和文化创新的大国，为人类文化的新发展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来源：中国社科网，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