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震
南橘北枳是许多人都理解的道理。不同的民族或群体由于生活的环境不同,会有不同生活方式,形成不同文化特征。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显然不同于生活在赤道的非洲人,居住高原的人也不能按海边人的方式来生活。可是,有些人偏偏不明白这一浅显的道理,总是“唯洋是举”,觉得应按照西方人的样子生活,甚至按照西方人都做不到而只是说过的样子生活。
人类之间能够而且应该进行交流和借鉴,交流互鉴推动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但任何借鉴只有通过创造性转换,才能把外在的东西转化为积极的内生性力量。越是具有自信心和自主能力的文明,越是能够创造性转换外来文明成果。近代以来某些人的“唯洋是举”和“全盘西化”主张,是丧失文化自信心和缺少自主能力的表现。忘掉自己的文化根基,对外来东西“照单全收”、囫囵吞枣的做法,是食洋不化的表现。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不仅在于中华民族具有绵延不绝、十分独特的语言文化和价值体系,而且在于中华民族有着不断自我更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既来自几千年的文化自信,也体现为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恢弘气度。几千年来,中华文明不仅内部有众多互动与交融,而且与周边文明有密切而富有成果的交流互鉴。从胡服骑射到佛教的传入与改造,从丝绸之路到郑和下西洋,从近代睁眼看世界到当今改革开放,均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
“唯洋是举”心态的社会历史根源何在呢?近代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文明的兴起,中华民族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列强的欺凌,中国暴露出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的落伍;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欧美人构建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像病毒一样被植入一些国人的精神编码结构中。一些人甚至全盘接受中华文化在本质上落后于其他文化的论调,认为中国从种族上存在“劣根性”,只有让他人来这里进行“几百年的殖民”,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文化的落后性。
从人类文明兴衰的实际状况看,中国近代以来的相对沉沦只是历史的短暂瞬间。当中国已经历“汉唐盛世”的繁荣时,西欧的先民们大多仍处在较为原始的蒙昧状态中。如果像西方人认为的那样他们自己是优秀民族,为什么他们的文明那么晚才赶上来呢?同时,许多历史上曾强盛的文明相对衰落,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某一民族文化的成功发展带来的民族优越感具有双重性:既可提升民族的文化自豪感、自信心,也可能滋生文化上的固步自封甚至出现文化的傲慢,最终导致文化的停滞。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中国的落伍就是文化上固步自封的产物。但我们不能为了克服文化上的固步自封而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自己文化的根基。放弃自己的根基,就会失去文化再生的能力;保持自己的根基,才能保持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才能集聚能量,焕发新的生命力。
一定的文化都是在一定时空境遇下产生发展的,与特定的历史阶段、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离开特定的时空环境和条件,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种文化。实际上,一些西方学者所想象的“普世的”文明是根本不存在的。文明具有历史性、相对性和民族性。古希腊是欧洲的文明发源地,可现在的希腊在欧洲的地位已经边缘化。即使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资本主义显然不同于莱茵河传统的资本主义。即使同属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英美两国,在政治制度方面也有诸多差异。英国仍保留世袭的国王,从而与其历史衔接起来,治理权力归属国会最大党派组成的内阁;而美国则由普选出的选举人团选总统。另外,许多欧洲国家的国民议会或国会都是按选民比例选举出来的,而美国的参议院则是按每个州两个名额选举的,不论这个州究竟有多少居民。孰优孰劣,谁更民主?不能简单下结论,它们只是与本国的历史和现实相适应的产物而已。
穿自己感觉合适的鞋,走自己选择对的路,才能更好学习别人的长处。忘记自己的特性和根基,就无法真正学习别人。有的国家连宪法都是照抄别人的,试图按照别国的蓝图建设自己的家园,得到的结果都是令人失望的。究其原因,就是失去了独立自主的能力,失去了自主选择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唯洋是举”要不得,也是行不通的。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