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流放汉北考

周秉高

    摘  要：屈原在楚怀王十六年至十七年期间被迫离开郢都来到汉北，其所游历的地方，至少可包括郧襄一带。在离开郢都即将踏流放汉北之路时，即怀王十六年，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而在汉北期间，即怀王十七年，他创作了《抽思》。

    关键词：屈原；疏；放；汉北；北山；郢阳

    屈原流放到过汉北。清代一些著名的楚辞学家对此已有所说明。如，王夫之《楚辞通释》在释《九章•抽思》时云：“此追述怀王不用时事。时楚尚都郢，在汉南，原不用而去国，退居汉北。”[1]林云铭《楚辞灯》在《抽思》注的结语中亦写道：“今读是篇，明明道出‘汉北’、‘不能南归’一大段，则当年怀王之迁原于远，疑在此地。”[2]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在解读《抽思》一诗时就说得更加明确，其云：“此叙谪居汉北以后……汉北，今郧襄之地。原自郢都而迁于此，犹鸟自南而集北也。”[3]蒋骥第一次明确地提到屈原到过“郧襄之地”。可惜的是，清代这些楚辞学家只是根据《抽思》中“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这两句诗作出的判断，而未能作充分展开和详细论证。

    历史上，从汉代司马迁、刘向等人到宋代洪兴祖，对怀王朝时屈原被放一事一直持正面态度，但其后总有一些人表示怀疑。因为《史记•屈原列传》写怀王朝时只是“王怒而疏屈平”，只有到顷襄王朝时屈原才被“怒而迁之”，而根据《离骚》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人们认为此诗只能作于屈原被放之后，因此有些人就对刘向、王逸和洪兴祖等人的关于《离骚》写作背景的说法开始产生怀疑。肇其端者，乃宋人朱熹。他的《楚辞集注》名为“既集王、洪骚注”，实际上对于王逸、洪兴祖注中明言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文字，不是删节就是将“放”字统统改为“疏”字。（注一）朱熹疑端一开，楚辞学史上围绕《离骚》写作年代的两派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可以说到了十分混乱的地步。20年前我将有关这场论争的资料加以汇综、梳理，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题为《〈离骚〉不过能作于顷襄王时代》，一篇题为《评朱熹对〈离骚〉写作年代的改动》，采用的是排他法。由于资料的局限，我当时只能从《离骚》表现的当时楚国形势和屈原对怀王的感情这两个方面进行证明，而未能正面解释司马迁《屈原列传》中“王怒而疏屈平”这个记载。朱熹及其后来不少人把“疏”与“放”截然分开，认为是两码事，似乎遇“疏”尚在朝中，被“放”才离国都，所以他们认为《离骚》不可能写于怀王“怒而疏屈平”之后。现代著名的楚辞学大家游国恩先生也这样认为，他写道：“从前注《楚辞》者，但见《史记》本传于‘王怒而疏屈平’之后，即接叙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遂多谓《离骚》作于怀王朝，那时屈原尚未被放。这是由于拘泥《史记》本传，没有注意《离骚》本文，其实是不对的。” [4]显然，游国恩先生也认为“疏”不等于“放”。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故研究员胡念贻先生，尽管他反对《离骚》作于顷襄王朝说，但他也反对作于怀王十六年到十七年说，其《先秦文学论集》中写道：“司马迁在《屈原列传》里说‘王怒而疏屈平’，屈平便作《离骚》，把屈原作《离骚》以前和怀王的关系说得这样简单，毫无曲折，显然和《离骚》不合。”因此，他坚信“屈原写《离骚》的时间，不可能在怀王朝初被疏时”。[5]（注二）在没有铁证之前，他们的说法似乎不无道理。

    那么，在先秦时大臣的“疏”与“放”是否为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呢？经过对古籍的反复查检，发现朱熹以后直至今天不少人的看法似乎与先秦两汉时人的看法相左。《左传》宣公元年“晋放其大夫胥甲父于卫”句下唐人孔颖达疏文中引用了汉代学者孔安国的一段话，这对于我们今天理解“疏”与“放”的同异十分重要。孔安国原话云：“是放者，有罪当刑而不忍刑之，宽其罪而放弃之也；三谏不从待放而去者，彼虽无罪，君不用其言，但令自去，亦是放逐之义。放之与奔俱是去国而去，情小异。”[6]这段话告诉人们，先秦时大臣被“放”有两种情况：一是臣有罪而国君“宽其罪而放弃之也”；二是臣无罪而“君不用其言，但令自去，亦是放逐之义”。司马迁与孔安国都是汉武帝时代人，所以对“放”的认知，他与孔氏自然完全相同。司马迁不同几处的文字表明，先秦时大臣的“既疏”与“放逐”二者异文同义。他在《屈原列传》中云“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7]；《太史公自序》中则云“屈原放逐著《离骚》”[8]，《报任少卿书》中亦云“屈原放逐乃赋《离骚》”[9]。将这三则史料并列在一起判断，可知在司马迁眼中，“疏”与“放”显然同义，此与孔安国的注文完全吻合。可是，后人对这两个概念的认知渐渐发生偏颇，大多只看到“异”而忽略了“同”。朱熹是个大学问家，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未能达到孔颖达的知识范围，所以他不仅将王、洪骚注中关于屈原怀王朝时被“放”的文字删改殆尽，而且在《楚辞辩证》中讲到王逸释“离骚”之意为“言己放逐离别”时，他还明确斥责道：“此说非是”[10]。由于他知识的欠缺而引发的疑端，挑起了楚辞学史上这场至少长达800年的混战！

    搞清了先秦大臣“疏”与“放”在政治舞台上的异词同义问题，屈原是否到过汉北和《离骚》写作年代这两个问题也就清楚了。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载曰：“王怒而疏屈平。屈平嫉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11] 《荀子•修身》有云：“谄谀者亲，谏争者疏”[12]，这是说政治舞台上“疏”的对象就是“谏争者”。又，《汉书》有云：“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13]因此，“王怒而疏”就是王怒而疏“谏争者”，就是“君不用其言，但令自去”。故屈原被“疏”，“亦是放逐之义”。刘向《新序•节士篇》载曰：“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14] 洪兴祖更是根据《楚世家》、《屈原列传》和《张仪列传》等史料所载，断定“屈原逐放于外，乃作《离骚》，当怀王之十六年，张仪相楚。”[15] 《离骚》结尾写道：“陟升皇这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的居。”从这几句判断，屈原当时似乎已经离开国都，但还尚未远去，尚未到达汉北，故洪兴祖之说十分准确。而清人根据《九章•抽思》的内容又进一步明确地指出，怀王朝时屈原被放的地点在汉北，在郧襄一带，也就是说，屈原到汉北之后又写作了《抽思》。这些资料，前后呼应，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链。古人元典在此,后人焉能说三道四?

    我们讲屈原在楚怀王十六年至十七年间到过郧襄，到过汉北，除以上资料可作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佐证。那就是《抽思》的文本内容。《抽思》乃屈原所著，这在学术界并无异议，所以这首诗对于证明屈原到过汉北一事尤其重要。清代学者有所发现，但论证不够，故作如下补充。

   《抽思》云：“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忧。”“与余言而不信兮，盖为余而造怒。” 在这首诗里，“荪”指怀王。而屈原曾“兹历情以陈辞兮，荪详聋而不闻。”“与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无正。骄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辞而不听。”[14]这里的“不闻”、“不听”，是在说，王“怒”之后，屈原曾“三谏不从”。因此他“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其自镇。”[16]屈原因为怀王对自己的“陈辞”“不闻”“不听”，故十分伤心，“愿摇起而横奔”。对此“横奔”一词，王逸以来诸多学者均未解释清楚。林云铭释为“不候命而擅行”[17]，义近正确而言之不详。晋朝杜预《春秋释例》有云： “‘奔’者，迨窘而去，逃死四邻，不以礼出也。放者，受罪点免，宥之以远也。臣之事君，三谏不从，有待放之礼，故〈传〉曰：‘义则进，否则奉身而退，迫窘而出奔，及以礼见放，俱去国。’”[18]这里两次讲到“以礼”。“奔”乃“不以礼出”，“放”才“以礼”而行。今查《礼记•曲礼》，果然有“人臣三谏不从去国之礼”。其原文云：“大夫、士去国，逾境为坛位，乡国而哭，素衣，素裳，素冠，撤绿，鞮屦，素簚，乘髦马，不蚤鬋，不祭食，不说人以无罪，妇人不当御，三月而复服。” [19]杜预曰“臣之事君，三谏不从，有待放之礼”，可见“王怒而疏”之后，屈原定有“待放之礼”，只是开始因为十分困窘情绪激动，“愿摇起而横奔”，即拟不按礼数“逃死四邻”，这就意味着要与怀王彻底决裂，但“览观众民多无过恶而被刑罚，非独己身，自镇止而慰己也。”[20]其后“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这自然是“以礼见放”了。孔安国有云：“放之与奔俱是去国而去，情小异。”总之，将《抽思》文本与《礼记》、《释例》等典籍所载结合在一起研究，就可搞清“王怒而疏”之后屈原被迫离开郢都放到汉北的大致情况。可以说，《抽思》文本所写，不仅与司马迁《屈原列传》所载完全一致，而且还补充了其不足。

    另外，《抽思》有云：“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21]这个细节对于搞清屈原被放汉北的时间尤其重要。关于“北山”一词，历史上解说纷纭。

    王夫之《楚辞通释》云：“北山，襄邓西北，兆楚塞之山。”[22]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云：“汉北之山。”[23]

    马茂元《楚辞注释》云：“北山，可能是郢都附近的山名。一说指郢都北十里的纪城。一作‘南山’，泛指远望中的南方的山。”[24]

    饶宗颐《楚辞地理考》云：“怀王入秦，故屈子举以为言。《抽思》之‘北山’，大约亦指嶓冢一带之山，汉水以北近秦之山也。按‘纪山’又名‘北山’，迄无实证。”[25]

    ……

    历史上所有这些关于《抽思》“北山”的注释，无论否定、怀疑，还是模糊、近似，总之均无饶宗颐先生所说的“实证”。其实，《抽思》“北山”含义明确，且有实证。我在写《楚辞原物》一书时翻检古籍，在《汉书•地理志》中找到了实证。《汉书•地理志》“汉中郡”名下有“旬阳”（亦写作“郇阳”）县，班固在此条下注曰：“北山，旬水所出，南入沔。”[26]这条注文证明了王夫之、蒋骥两人上述注文的可信，同时也证明了马茂元、饶宗颐等人观点的谬误。旬阳，本为楚国疆土。《战国策•楚策一》载苏秦语曰：当时楚国，“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27]《史记•苏秦列传》亦载此语。那么，屈原为什么“望北山而流涕”呢？《史记•楚世家》载：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28]当然，“北山”也就随之沦为秦国的疆土了。丹阳惨败是怀王不用屈原之策而造成的恶果，屈原对此当然会痛心疾首，何况他是一个爱国者，见之情景，又怎能不“望”而“流涕”呢！《抽思》有云：“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丹阳之役在春天，屈原“望北山而流涕”在“孟夏”，其时间前后衔接，正好吻合。又，既能“望”，表明距离不会太远。据《地理志》载，汉朝时的“汉中郡”包括十二个县，其中除“旬阳”外，还有“上庸”、“长利”（后注“有郧关”三字）。[29]“长利”就是今日之“郧县”，但楚怀王十七年时隶属汉北，尚未沦陷。由《地理志》可知，郧县与旬阳县距离并不太远。而当代的地图也表明，隶属十堰市的郧县，与隶属安康市的旬阳市相距并不太远。因此，《抽思》中“望北山而流涕”这个细节有力地证明，怀王十七年时，屈原正好在汉北、在郧阳一带。

    屈原在汉北的时间不长。《荀子•大略》“绝人以玦，反绝以环”句下有注曰：“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与之环则还；与之玦则绝。”[30]屈原在汉北的最后结局正是如此，刘向《节士篇》载曰：丹阳、蓝田之役后，“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31]但未恢复原职，只是“使于齐”。

   《尚书•舜典》“放驩兜于崇山”句下有疏曰：“放者，使之自活。”[32]《太甲》“伊尹放诸桐”句下有注曰：“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远离国都。”[33]正因为流放只不过是“使之远离国都”，“使之自活”，所以屈原在汉北时，人身还是比较自由的，如林云铭所说“未尝羁其身”[34]，可以到处游览。汉北是个宽泛的概念，包括郧襄大片土地，甚至据说远及河南南阳一带。河南西峡距郧县很近，2013年中国屈原学会在西峡开会，看到那儿有不少屈原的遗迹和影响，如屈原庙等，可知屈原当年也确实到过彼处。

    结论：

    屈原在怀王十六年至十七年期间被迫离开郢都来到汉北，其所游历的地方，至少可包括郧襄一带。在离开郢都即将踏流放汉北之路时，即怀王十六年，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而在汉北期间，即怀王十七年，他创作了《抽思》。

    注一：详见拙著《风骚论集》中《评朱熹对〈离骚〉写作年代的改动》一文。

    注二：30多年前，胡念贻、汤炳正等先生对游国恩先生主张的《离骚》作于顷襄王时代的三点根据一一作了驳斥。我曾在《〈离骚〉不可能作于顷襄王时代》（已收入《楚辞解析》一书）一文中做了详尽介绍，并且还补充了两条根据。

参考文献

    [1][22] 王夫之.楚辞通释[M].续修四库全书(同治四年本).P230、 P230.

    [2][19][34] 林云铭著  刘树胜校勘.楚辞灯校勘[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2.P100、P97、 P100.

    [3] [23]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P124 、P124.

    [4] 游国恩.游国恩学术论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 1989. P214.

    [5] 胡念贻.先秦文学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P347.

    [6][16] 春秋左氏传正义/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P1865、P1865.

    [7][8][11][28]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P2481-P2482、P3300、P2481-P2482、 P2481-P2482.

    [9][13][26][29]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P2735、P2222、 P1596、 P1596.

    [10] 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P173.

    [12] [30]荀子集解/诸子集成[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P13、P322.

    [14][31] 刘向著 卢元骏注译.新序今注今译[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P240、  P240.

    [15][18][20][21]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P137、P135、P139、P137、 P139.

    [17]礼记•曲礼/十三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0.P1258. [22] 马茂元.楚辞注释[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P356.

    [24] 马茂元. 楚辞注释[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P356.

    [25] 转引自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P1470-P1471.

    [27] 战国策[M].上海:上海书店.1987.卷14(楚策P20).

    [32][33] 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P129、 P163.

    作者简介：周秉高(1945—)，男，江苏海门人，全国41所高校联办之《职大学报》主编、中国古代文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内蒙古科技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有《屈原赋解析》（1992年）、《风骚论集》（1995年）、《新编楚辞索引》（1999年）、《楚辞解析》（2003年）、《楚辞原物》（2008年）、《全先秦两汉诗》（2012年）和《楚辞故事》（2013年）等专著，并发表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