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丁玲、萧红、张爱玲笔下男性形象塑造
曲 慧 芳
摘要：丁玲、萧红和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三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他们张扬着女性意识的大旗，站在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制高点上，对男性形象进行了颠覆性的描写，撕开了千百年来男权中心思想统治下男性身上神圣化、神秘化的外衣，暴露出其灵魂的萎弱、人性的扭曲和人格的卑劣。在他们笔下，传统的男权至上思想受到质疑、否定乃至被彻底推翻，男权偶像轰然崩塌，一批生动鲜活、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取代了男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主体地位，成为现代文学一道不一样的风景。三位女作家的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大收获，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迄今不曾逾越的高峰。
关键词：丁玲；萧红；张爱玲；男性偶像；女性意识
在大师林立、名家云集的中国现代文坛，活跃着三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她们是丁玲、萧红和张爱玲。在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的动荡年代里，三位女作家前赴后继，张扬着女性意识的大旗，站在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制高点上，或表现都市社会知识女性心理和精神的苦闷，或再现乡村底层妇女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幸命运，或从“男女间的小事情”中透视人性的悲哀。她们的创作，体现了中国现代女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对各阶层女性命运的深刻反思，对国民劣根性的尖锐批判以及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强劲挑战。而她们对男性形象的颠覆性描写，撕开了千百年来男权中心思想统治下男性身上神圣化、神秘化的外衣，暴露出其灵魂的萎弱、人性的扭曲和人格的卑劣。在他们笔下，传统的男权至上思想受到质疑、否定乃至被彻底推翻，男权偶像轰然崩塌，一批生动鲜活、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取代了男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主体地位，成为现代文学一道不一样的风景。三位女作家的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大收获，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迄今不曾逾越的高峰。
从中心到边缘——男性主体地位的丧失
五四新文化运动摧毁了几千年屹立不倒的封建礼教大厦，自由、民主、科学之精神辉耀华夏大地。中国“现代女作家因一场文化断裂而获得了语言、听众和讲坛，两千多年始终潜伏于历史地心的缄默女性在这一瞬间被喷出、挤出地表，第一次踏上了我们历史那黄色而浑浊的地平线”［1］（Ｐ2）。冰心、庐隐、苏雪林、凌叔华、冯沅君、丁玲等一批女作家陆续踏上文坛，并自觉成为新女性的代言人。随后十几年里，又有大批女作家包括萧红和张爱玲先后走上文坛，成为女性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
在中国传统主流文学作品中，女性被剥夺了话语权，成为被男性塑造的对象。她们或者温顺驯服、贤良淑德，可供男性役使，或者沉鱼落雁、玉骨冰肌，可供男性亵玩。而一旦她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不被男权至上的文化观念所容许，她们便“头发长见识短”，与小人一样“难养”，甚至被描述为淫娃荡妇，红颜祸水。而“‘女性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挑战性的文学行为”［2］（Ｐ87）。丁玲、萧红、张爱玲女性文学创作的突破性意义在于，她们动摇和颠覆了以往主流文学作品中男性形象的中心和主体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女性客体地位的主体化与主体意识的生成。在她们的女性文本中,女性形象完成了从配角到主角的跨越，男性形象则经历了从主角到配角的转换。三位女作家凭着对男性世界的精细观察和深切体悟，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大胆颠覆和解构了男权传统，甚至将男性形象推到了被审视、被质疑、被鞭挞的尴尬境地，成为女性文学作品中的边缘群体。在这个方面，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主人公莎菲是一个置旧礼教、旧道德于不顾的新女性，在与两位男性——苇弟与凌吉士的恋爱纠葛中，莎菲不再是被动的被挑选者，而变身为主动的选择者。面对怯懦、笨拙、常常被捉弄得非哭既笑的苇弟，莎菲感到深深的失望；爱上了风度翩翩、丰仪俊美的凌吉士，却发觉对方骨子里是一个自私自利、庸俗乏味的卑劣男人。莎菲所追求的，不过是人格平等、心心相印的一段真爱，然而，这两个男人都不能给莎菲一个满意的答案。莎菲对两位男性及其背后的整个男性社会感到深深的绝望。不仅如此，“离经叛道”的莎菲对男性的选择、审视，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精神上的爱恋，而是包含着强烈的感官欲望的“性”的成分。面对凌吉士，莎菲由衷赞叹：“那高个儿可真漂亮，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上面，从来我是没有留心到”［3］（Ｐ43）。对凌吉士的观察和审视，带给莎菲强烈的满足感和愉悦感：“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我能告诉人吗,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3］（Ｐ44）。丁玲以这番惊世骇俗的描写，不仅彻底颠覆了男权至上文化氛围下男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且使男性变成了被女性鉴赏、品味、审视甚至把玩的观察目标和欲望对象，并发泄着一种窥破男性神话后的渎神似的快感。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女性性爱意识的觉醒，也确立了女性作为观察主体和欲望主体的地位，更意味着女性作家已经掌握了话语权，并开始对男性形象的塑造参与意见，从而使文学作品对男性形象的塑造不再为男性霸权话语所垄断。
萧红的女性意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从小饱受性别歧视、成长过程中又屡遭爱情婚姻磨难的萧红，对封建传统文化和男权至上观念，抱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抵触。而善良慈祥的祖父的影响，自身惨痛人生经历的直接经验以及新式的学校教育，共同形成了萧红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萧红将悲悯的目光投向挣扎在社会生活最底层的劳动妇女，揭示出在中国北方男权至上的乡村宗法社会，女性失去了作为人的主体地位，被迫沦为男性欲望的对象和泄欲的工具，沦为传宗接代的生殖机器和家庭的廉价劳动力……萧红以大胆、越轨的笔致，将一个个被侮辱、被损害、被物化的女性人物，置于小说的主体地位，而男性形象则被作者置于次要的、配角的地位，并作为妇女和孩子苦难命运的始作俑者，受到控诉和批判。
《生死场》是萧红前期小说的代表作。作品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而是通过女性在恋爱、生育、疾病等日常生活场景中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再现男权制社会中女性的真实苦难，控诉封建男权和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迫害。并在对男女两性的对比描写中，倾心赞美女性的善良仁爱、坚强勇毅和不屈不挠；而对男性所表现出来的要么窝囊怯懦、目光短浅，要么暴烈冷酷、心灵扭曲，则予以坚决的否定和批判。王婆是作品中着墨较多且贯穿始终的劳动妇女的形象。与一般乡村妇女不同，王婆不畏世俗眼光，嫁过三次人，但令她失望的是，三个男人都没有成为她的依靠。在和第三个丈夫赵三的共同生活中，她不仅生活得贫困、艰辛，而且丈夫的无所作为也让她内心常常感到十分苦闷。听到儿子被官府杀害的消息，刚烈的王婆愤而服毒自尽，表现了她对整个旧世界的绝望和反抗。而在王婆死而复生的过程中，赵三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无情，则令人深感男人人性的炎凉。作者还以赵三组织镰刀会为契机，描写王婆的胆识眼光，而对赵三的糊涂退缩，则表达了深深的蔑视和失望。正如王婆所深深感慨的，这个男人“起初看来还像一块铁，后来越看越是一堆泥了”［4］(P34）。显然，无论是窝囊怯懦的男人，还是冷酷暴烈的男人，都无法堪当女人的榜样和靠山。在萧红笔下，男性不仅丧失了在文学作品的中心地位，而且男权偶像的根基也被彻底动摇。
与萧红一样，张爱玲也是一位独特到堪称传奇的女作家。她的小说虽然只是笔涉男女情事，却写出了人性的深度。张爱玲常常以封建大家庭千年不变的沉滞、黯淡生活为背景，表现女性在强大的现实生存压力下，放逐了理想爱情，扭曲了情感欲望，在绝望中悲叹和挣扎。张爱玲以强烈的女性意识，将自己对社会人心的深刻洞察及细腻丰富的人生感受融入创作当中，刻画出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展示出一个地道的女性世界。事实上，张爱玲笔下的男性世界也十分丰富多彩，因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5］（Ｐ77）。只是作者本着鲜明的女性立场，对男性形象进行了刻意的弱化。因此，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活色生香、光彩照人、张力十足，但相较之下，男性形象则显得人性孱弱，暗淡无光，毫无魅力。这正是张爱玲颠覆和解构男权的结果。
在《霸王别姬》中，张爱玲将男权文化下始终只是霸王影子而从来不曾得到正面表现的虞姬，放到了作品主体的位置，并灌注以清醒的女性意识，赋予虞姬以一个真正的“人”的独立意志与思考。虞姬在垓下被围、四面楚歌的决战前夜，进行了她人生最后一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反思和拷问：“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然而每逢他睡了，独自掌了蜡烛出来巡营的时候，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他活着，为了他的壮志而活着。……然而她呢？她仅仅是他的高吭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渐渐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 毫无疑问，虞姬是深爱霸王的，但她也深知，她只是霸王的一件附属品，与乌骓马并列而点缀着男人的英勇气概。霸王成功了，她将闭锁深宫，与众多的“流星”分享她和霸王的天宇；霸王失败了，她将成为累赘了霸王的红颜祸水，千古罪人。显然，无论哪一种结局，都不是虞姬所向往的。于是，虞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尽——“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虞姬以这样的方式找回了女性的自我。与虞姬的临危不惧、沉着镇定、敢于牺牲相比，霸王不过是个逃避现实、自欺欺人、色厉而内荏的男人。张爱玲对父权体制下既往正史的颠覆性改写，揭示了男性苍白、虚弱的本质，对男权权威进行了大胆挑战。
丁玲、萧红、张爱玲三位女作家不仅改写了男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主体地位，去掉了笼罩在男性身上的耀眼光环，还原他们比普通人更懦弱、更虚伪、更卑劣的本来面目，而且打破了男性话语霸权无原则地美化男性的文化传统，让女性在男性形象塑造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从而使千年不倒的男权偶像的根基，发生了根本的动摇。
从面目模糊到灵魂萎弱——男权偶像的崩塌
一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本质上是一部男性独掌话语霸权、男性形象不断被偶像化、英雄化的历史。在男性所主宰的话语文本中，男性是当然的主体，是一切道德伦理的典范，是忠、孝、义、悌、智、勇等文化品格的化身，是可供女性依靠、需要女性顶礼膜拜的神。正如澳大利亚女权主义批评家德尔•史班德(Dale Spender)在《男人创造语言》一书中所指出的：“男性优越的神话是父权社会的规则创造的。……男人制定了所有的规则,而其中，语言无疑是最主要的一个”。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初步掌握了话语权的女作家笔下，男性不再是往日高大完美的英雄偶像，而变成了着墨不多、从外形到性格都显得模糊不清的“影子”。这不仅与作者张扬女性意识、把笔墨集中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有关，其实也与女作家们创作技巧稚嫩、与现实生活中的男性接触、认识不多有关——创作素材的匮乏使她们在男性形象塑造上捉襟见肘，无法使人物真正生动鲜活起来。虽然这种情况在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有所改变，但距离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萧红和张爱玲则秉持着一贯的女性主义创作立场，不仅把男性当做自己塑造女性形象的陪衬和工具，更当成批判和控诉的对象。因此，男性形象在外型上虽然稍显清晰，但作家更侧重对男性人物的性格、心理、人格的揭示，向人物灵魂深处开掘就成为萧红和张爱玲的共同追求。
在丁玲笔下，凌吉士的形象较以往女作家们所塑造的男性形象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从主观上来说，丁玲对凌吉士外在特征的刻画，并不是意图描写一个面目清晰、性格鲜明的男性形象，而不过是借莎菲的眼睛对凌吉士进行观察、揣摩和审视，表现作为新女性的莎菲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女性对自身情感欲望的自我逼视，当然也间接地凸显男性主体地位的旁落。而对于人物庸俗、自私、卑劣等性格特征，则缺乏生动的、具体的描绘，人物显得简单化、概念化。此外如窝囊、笨拙的苇弟，《我在霞村的日子》中犹疑、怯懦的夏大宝等男性形象，在整体上都显得外形模糊不清，性格也缺乏生动性和复杂性。
随着女作家社会实践活动的逐渐增多，对现实生活中的男性的认识也逐渐丰富和深化,创作技巧更日臻成熟。男性形象塑造到了萧红笔下，便暴露出灵魂的萎弱、人性的炎凉和心灵的扭曲，体现出国民性的劣根和改造国民灵魂的必要。萧红以作品实证，使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以来本已摇摇欲坠的男权偶像在她的笔下轰然崩塌。
在《生死场》中，萧红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在乡村，一般意义上的女性命运悲剧和孩子的生命悲剧大多是由于男性造成的，而这些男性往往是妇孺们的丈夫或父亲，是他们生命中最亲近的人，但他们却成了戕害自己妻子儿女的残忍的刽子手。在《生死场》仅有的两段恋爱故事中，萧红一面表现金枝和福发婶两代女性对美好爱情的憧憬，以及她们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一面表现男性以野蛮的“兽欲”对爱情的粗暴践踏，以及在婚后的家庭生活中给予女性的冷酷摧残。而在对五姑姑的姐姐生育场面的描写中，萧红凸显了女性在生育过程中所遭受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特别是男性所给予的精神折磨——因难产而奄奄一息的女人，还要遭受丈夫的辱骂、投烟袋、泼冷水，此外，丢了羊就如丧考妣、而妻子和儿子被日本人杀害却无动于衷的二里半，任凭瘫痪的妻子在炕上活活烂死、却连一床被子都要撤走的月英的丈夫，夫妻吵嘴就摔死女儿的成业……男权至上、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将男人纵容成了“炎凉的人类”、没有灵魂的魔鬼，丧失了作为人的起码的道德和人性的底线。不仅如此，在《呼兰河传》中，萧红还表现了男性群体性的人性扭曲——面对小团圆媳妇所遭受的非人折磨，“老厨子”、“有二伯”等“看客”不仅冷漠麻木、无动于衷，还在参加完葬礼之后津津乐道、欢天喜地如同过年一般；而且仅仅是“看”已经不能满足他们无聊的精神需求，他们还要变身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群体”，亲身参与用流言蜚语剿杀王大姑娘的活动……萧红毫不留情掀开了真实而残酷的社会生活的一角，反映出在封建男权文化影响下，男性灵魂的粗糙和人性的扭曲，还原了男性自私、愚昧、暴虐、冷酷的本来面目，使长久以来巍然屹立的男权偶像在她的笔下轰然倒塌。
美籍华裔著名学者夏志清称赞张爱玲是“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7］（Ｐ273）。成长过程中冷漠的家庭环境促使张爱玲早早地领略了人世的苍凉，良好的西式教育培育出张爱玲独立的女性意识，而商业气息浓厚的半殖民地都市生活，又磨练出张爱玲作为世俗女性的锐利眼光。这些都使她的作品里最常见的就是都市人生冷酷的真相。在她笔下，无论是十里洋场的风流阔少,还是封建大家族的遗老遗少,亦或是庸碌于市井间的各色男人，大都陋于质、寡于情、趋于利，不复是以往文学作品中高大完美的英雄偶像。张爱玲以一种无与伦比的透彻见识打破了男权社会里既定的性别优势，反映了张爱玲对父权体制的嘲弄和挑战。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张爱玲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男主人公佟振保自私、卑鄙、虚伪的伪君子本质——“侍奉母亲，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提拔兄弟，谁都没有他那么经心；办公，谁都没有他那么火爆认真；待朋友，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心，那么义气，克己”。但私下里，佟振宝毫无廉耻之心地勾引朋友之妻王娇蕊，并与之私通，不仅背叛了朋友义气，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底线，而且从一开始，他对王娇蕊就没有存什么真心，只是因为贪恋那一身“绷得溜光水滑的肉体”、 那“婴孩的头脑与成熟妇人的美”。而且“一个任性的有夫之妇是最自由的人，他用不着对她负任何责任”。而《第一炉香》中的乔琪、《金锁记》里的姜季泽等，则是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风流浪子，“除了玩之外,什么本领都没有”。而《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男人。他不仅“也是嫖赌吃喝，样样都来”，而且他对白流苏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上等的调情”。流苏的美丽典雅深深地吸引他，但为了将来可以推卸责任不对流苏负责，他不惜设计种种花样，让流苏主动投怀送抱。虽然战争逼使他们最终结合，但从此以后，范柳原的俏皮话只讲给旁的女人听了。此外，张爱玲还笔涉封建旧家庭的遗老遗少们，揭示他们无所事事、不思进取、人格猥琐，把吃喝嫖赌、放浪形骸当成了人生唯一的享乐和追求。张爱玲以审视的目光，关注着都市社会的各色男人，深入挖掘其灵魂的空虚，人格的卑劣，作品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女性意识和男性批判意识。张爱玲对男性群体的颠覆性描写，证明了这些所谓的强势群体从未真正地强大过。
从丁玲笔下男性形象的模糊不清，到萧红、张爱玲对男权偶像的彻底颠覆，现代女作家们走过了十几年艰辛的创作历程。以《莎菲女士的日记》、《生死场》、《呼兰河传》、《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一系列优秀作品为标志，中国女性写作中反抗男权、追求独立的精神意向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她们的创作，在我国现代女性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从崛起到沉寂——中国现代女性意识艰难的觉醒之路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漫天阴霾中走来，丁玲、萧红、张爱玲三位现代女作家的女性意识觉醒之路，走得异常曲折艰难。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激烈交锋碰撞中，西方现代文化以其自由、民主、科学、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等核心价值理念，对饱受封建礼教和封建传统文化摧残的中国女性产生了不可抵御的致命吸引力，唤醒了她们作为人、作为女人的自觉，促使其中的先进分子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女性意识呈现出崛起之势。20年代后期丁玲的出现就是典型的例子。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又以其厚重、沉滞的文化心理定势对现代女作家形成事实上的沉重压制和桎梏，牵绊着她们走向新生活和新创作的步伐。曾经风云无匹、继而风流云散的五四女作家群体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工农革命蓬勃发展，20年代后期文坛上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并迅速被广大激进的文学青年所认同。投身社会革命，拯救危亡中的祖国，成为有志青年的共同选择。在多重政治、文化势力的裹挟下，丁玲、萧红、张爱玲的女性意识觉醒之路走得一波三折，步履蹒跚。这不仅是三位女作家的女性文学之路，也是中国现代女作家共同文学命运的折射。
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烬，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将一种对爱情、对男性、对整个人生的失望情绪渲染到了极致，“莎菲”也作为“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绝叫者”，成为整个五四运动最后落幕的一个象征符号。但随着大时代的变迁，丁玲的创作思想逐渐发生转变。她开始努力将个人与时代、情感与理性、女性命运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显示出勇于面对社会现实、积极投身社会革命的实践精神。但丁玲的女性意识呈现出明显弱化趋势。在《韦护》等一系列作品中，曾经被丁玲边缘化的男性形象重新回归主体地位，曾经令莎菲深感绝望的苇弟、凌吉士之流，被韦护、若泉等有信仰、有才华、有激情的“好男人”形象所取代，并重新被女主角所热爱、崇拜和追随。到40年代初《我在霞村的日子》、《在医院中》等作品中，女性意识有所恢复，但随着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丁玲在短短的一百多天的时间里，创作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彻底摒弃了莎菲时代敢于深入女性自身生命体验的独立个性，泯灭了独特的女性意识，创作思想重新与男性主流话语合流。
丁玲的创作思想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有着复杂的政治、文化原因。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女性对男性的追随才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特别是当男性较女性更早、更深入地投身社会革命，并表现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敢作敢当的人格精神，重新成为有信仰、有追求、有力量的群体时，女性回归从属地位，几乎是轻而易举、自然而然的。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丁玲来说也不例外。而30年代初，丁玲投身左翼文艺运动，参加“左联”，并亲身经历了丈夫——左联作家胡也频被害。这样的经历和遭遇，既开阔了丁玲的眼界，也坚定了她投身社会革命的决心，并使她考察男性的着眼点发生了较大转变——从考察男性在爱情婚姻中所展现的个人魅力，转而考察男性在社会革命中所显示的理想信仰和个人能力，这自然使丁玲对男性的印象改观。这也意味着女性作家已经开始把爱情问题当做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进行思考，从而拓宽了女性写作的视野。“女性意识绝不是一个可以独立于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外的纯粹之物，恰恰相反，它一直就是在与现实生存问题的复杂纠葛中寻求出路、得到发展的”［7］（Ｐ6）。但遗憾的是，在丁玲迈出走向社会革命的第一步之后，其创作中的女性意识不仅没有能够与时代社会意识很好的结合从而获得新的创作生命，相反很快被政治功利意识所裹挟和湮没，女性意识彻底走向沉寂。
与丁玲从追求爱情到投身革命，致使往日单纯而强烈的女性意识迅速为社会意识所湮没不同，萧红是从追随革命到谋求国民灵魂的改造，致使前期炽烈而浓厚的阶级意识在后来逐渐被现实主义作家清醒的生命意识、纯粹的女性立场和改造国民性的胸襟和气度所替代。30年代初，由萧军引领走上左翼文坛的萧红，并没有女性意识的自觉。为了拉近自己与左翼文艺阵营的距离，萧红创作的初期曾尝试着以阶级斗争眼光观照社会现实，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及压榨。小说处女作《王阿嫂之死》就鲜明的体现了这一特点。但从《生死场》开始，萧红表现出了鲜明的女性意识和改造国民性的精英立场，并完全摆脱了当时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的影响，将审视和批判的目光，直指封建男权和封建的传统文化，指向了作为女性对立面的男性，控诉了男权至上文化氛围下男性灵魂的萎弱和人性的炎凉。而在《呼兰河传》中，作者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观照当时人们荒芜而凄凉的生存状态，审视人们野蛮而冷酷的生存本相，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传统文化和封建礼教本身，并对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萧红的难能可贵在于，她将女性意识深深植根于对人类生命意识、生命价值的终极追问，对传统文化、贫困文化的深刻反思，对国民性弱点的深入剖析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之中，使丁玲笔下被弱化甚至替代的女性意识逐渐深化，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但令人痛心的是，1942年1月，正值创作顶峰的萧红英年早逝，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巨大历史空缺。
张爱玲强烈的女性意识与她良好的西式教育背景密切相关，而自幼冷漠的亲情关系，造就了张爱玲冷静、犀利的现实主义立场。她剥去了男权偶像冠冕堂皇的外衣，对他们的虚伪本质做了一回从里向外的透视，对传统男性形象进行了颠覆性描写。她从都市男女的日常生活中取材，着力表现“人生安稳的一面”，就此揭示出在所谓“安稳”的人生表象下，女性生存的艰难，挣扎的苦闷，从而对男权至上的文化传统所制造的男女间的不平等、不合理以及男权文化戕害人性、灭绝人欲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倾城之恋》揭示了女性婚姻追求与爱情理想之间严重错位的现实。女主人公白流苏为了生存而属意于富商范柳原，尽管白流苏并不爱他，而范柳原也对流苏充满兴趣，尽管并不想娶她。最终，白流苏如愿以偿地获得自己所追求的婚姻，却从此失去了范柳原原有的那一点真情。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流苏不能期望爱情与婚姻二者得兼。而《金锁记》中，曹七巧的遭遇仿佛就是白流苏婚后生活的预言。白流苏赢得了婚姻却葬送了追求幸福爱情的权利，曹七巧获得了赖以生存的黄金，却由于情感欲望的空虚变成了人性扭曲、变态的女疯子。张爱玲从“饮食男女”这一狭小的题材领域中剖析出女性情感和欲望所遭受的种种压抑与苦闷，似乎在不经意间，已经揭开了几千年来封建的中国式婚姻阴暗、虚伪的本质，体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深刻性。然而，一向以冷静、犀利、超然的态度关注女性命运、高扬着女性意识大旗的张爱玲，在40年代中期的一场婚变之后，创作进入了低潮期，此后虽有作品问世，但其女性意识已呈现出逐渐淡化的趋势，鲜有能够匹敌前期《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的作品出现。
从崛起到沉寂，尽管丁玲、萧红、张爱玲的女性意识觉醒之路走得坎坷艰难，但她们却以自己的不懈努力树立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也为后来的女性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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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曲慧芳（1964-），女，内蒙古赤峰人，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