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对笛卡尔哲学的批判与反思

王兴旺

　　查尔斯·泰勒（1931— ），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在1998年接受Phillippe de Lara学术采访的时候，他详细回顾与总结了其早、中期哲学研究的思想渊源。泰勒坦言，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和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是其构建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的核心参照点。尽管在当代哲学视界内，语言哲学与现象学在研究对象和内容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对于泰勒而言，二者之间存在着某些共性：它们都将理论矛头指向了由笛卡尔哲学所开启的“分离式行动者”（A disengaged agent）主张，“这是一种无法思考的观点，因为，没有为参与式理解留下理论空间”。可以说，对笛卡尔哲学的反思与批判，是解读泰勒哲学人类学思想的一个较为理想的切入点。

　　笛卡尔分离式理性

　　在《自我的根源》中，泰勒将对笛卡尔哲学的批判纳入自我认同之历史性考察的框架中，认为笛卡尔哲学的“分离式理性”（A disengaged reason）在自我认同的内在化倾向中是“最重要和最具影响”的一环。

　　从《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前言”来看，笛卡尔的目的是在《谈谈方法》的基础上，更深入地讨论上帝或人的灵魂，“这两个问题是应该用哲学的理由而不应该用神学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要问题”。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确定“我是一个正在思维的东西”（I am a thinking thing），在观念的“客观实在性”（Objective reality）中确证了上帝的存在，主张“一切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都取决于对真实的上帝这个唯一的认识”，进而在第六沉思中得出最终结论：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就其哲学意图而言，笛卡尔试图为现代自然科学基础提供一种哲学辩护，同时又试图调和现代自然科学与传统基督教神学主张之间存在的理论张力，从而开启了思考现代主体性哲学的新征程。因此，笛卡尔被后来的康德、黑格尔等人称为现代哲学的奠基人。这也正是泰勒将笛卡尔纳入自我认同的历史性框架进行解读的原因所在。不过，泰勒启用了“分离式理性”“内在化”（Internationalization）“理性霸权”（Hegemony of Reason）等为常人所理解和接受的词汇，用以区别欧美哲学（即以斯宾诺莎等人为代表的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和以霍布斯、洛克等人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讨论笛卡尔的方法与术语。这可以被看作泰勒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以问题导向的哲学论述方式，面向任何对哲学有兴趣的普通人。

　　在泰勒看来，笛卡尔主体性哲学的理论建构，实质上是以“分离式理性”为基础展开的。笛卡尔将作为一个有限精神实体的“我思”作为“第一哲学”的理论开端，并由此得出上帝、外在世界的存在事实。在此过程中，笛卡尔一方面借助“普遍怀疑”的策略，摒弃了柏拉图—奥古斯丁哲学中所倡导的“宇宙秩序的目的论思维”，“抛弃了所有关于实体逻各斯的理论”，从而赋予“分离式理性”以绝对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则借助伽利略等人所倡导的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分解/综合），机械式地看待世界。由此，认识实在的过程就演变成了一种剥离人类主体的具体参与而完全只依据内在观念进行的认知活动。换言之，笛卡尔为获取“我思”的确定性而采取一种将物质化实体与精神化实体区分对待的方法论路径。在这种严格区分“心物”的认知范畴中，我们只能通过心灵的感知作用，将物质化的世界把握为具有广延性的实体，正如泰勒所认识的那样，“我们必须把包括我们身体在内的世界客观化，那也就意味着能够机械地、功能化地看待它们，而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则为那个非参与的、外在的观察者所具有”。

　　对泰勒而言，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笛卡尔哲学在伦理学层面所引发的变革，使道德根源从“外在化”完全转向了“内在化”，“真正意义上把道德根源置于我们内心了”。前者主要是指柏拉图—奥古斯丁等古代哲学家，将宇宙秩序观视为构建人类行为的诸善（Goods）来源，起着保持自我认同的稳定的作用。在这种情境下，作为道德根源的宇宙真切地参与到了人类生命意义的塑造过程。但当以笛卡尔、洛克等为主要代表的近代哲学家，完全抛弃传统宇宙秩序观，将道德根源的诸善来源替换成人类主体的“自我控制”与“自我决断”的时候，本质上就是选择了一条“祛魅化”道路：宇宙不再被视为人类生命意义的来源，它不再关涉人类的灵性生活。人类主体需要对自己负责，将“自我控制”和“自我决断”的理性视为我们构建道德秩序的标准。

　　笛卡尔与当代认识论问题

　　正如泰勒在采访中所承认的，他所批判的从来都是一种“分离式”观点，这种观点不仅促使哲学成为一种专业化、具体化的科学，以至于使哲学退居到人文科学边缘化的位置；更为重要的是，使我们无法对自我、他人、世界给予一种充分的认识。批判笛卡尔的“分离式理性”依旧是泰勒后期哲学重点关注的问题，不同之处在于，泰勒尝试从认识论视角重构笛卡尔哲学，重点剖析了其“认知结构”。

　　概括地来说，在当代主流认识论中，留存着一种对“能够知道什么”（what it is to know）的错误理解，它的最初理论形态是笛卡尔的认知途径：通过内在显现而掌握外部实在。在如何认识实在的问题上，以亚里士多德等人为代表的传统认识论认为心灵在实体刺激感官的作用下，产生一种对实体的类似认知。这本质上是一种符合论立场。然而，倘若认知过程真是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同样需要面对以下事实：物质性的东西常会诱发感官中的种种成见，如笛卡尔提及的“蜡块儿论证”和窗外行动的“假人论证”。这对于追求“我思”确定性的笛卡尔而言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他质疑一切物质性的东西，力图摆脱各种错误成见，“让我的精神逐渐习惯脱离感官”。依照笛卡尔的思路，“我”所试图了解的实在外在于心灵而存在，而关于实在的知识只能存在于心灵，“我思”即是获得实在知识的“阿基米德支点”，进而提供了知识本身的合法性与确定性。因此，笛卡尔在与Gibieuf的书信往来中坦然承认：“在我之外，何物存在，关于这一知识的获得，只有通过内在于我的观念才能实现。”这正是被泰勒所批判的“调节理论”（Mediational Theory）的最初形态，这种“源于笛卡尔的主流认识论思想，是被包含在一种完全不清晰的图景中，并被这种图景所塑造”。

　　在讨论笛卡尔式认识论的过程中，泰勒突出了调节理论的核心特征：“内在—外在结构”（Inner-Outer Structure，简称I/O结构），即在“我”与实在之关联的知识问题上，“我”只有通过心灵作用，如观念（Ideas）、内在表象或感知（Sensory perceptions）等中间环节，才能获得关于实在的知识。一般来说，“I/O结构”具有四个关联要素：第一，“只有（Only through）……”的认识途径，即我们对周遭世界的实在认识，只有通过诸如表象、信仰、描述或各种分类形式（Categorical forms）的方式才能实现；第二，在调节理论的框架之下，知识内容通常可以通过某些清晰明确的要素而得到分析，如笛卡尔—洛克使用的“观念”或“信仰”等；第三，为了证实信仰，我们注定无法脱离某些明晰且固定化的要素，特别是那些“当下被给予的现状”（the status of immediate givens）；第四，“心灵—物理的区分”（mental-physical distinction）代表着概念层面上的对立状态，而不是指某种二元论中的真实信仰。

　　尽管“I/O结构”是在解读笛卡尔认识论中得出的特征，但就现实情况而言，它已然构成了当代认识论的主流视角，泛指一种严格区分心灵实体与物理实体的哲学主张。对泰勒而言，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对传统认识论的解构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罗蒂哲学的核心在于破除传统镜像哲学的理论框架，从这些已坍塌的认识论中解放出来。然而，在信仰、真理的问题上，他诉诸“表象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的方式而使自身返回到了笛卡尔认识论传统。泰勒认为，罗蒂的主要错误在于：一方面承认笛卡尔认知模式对当代认识论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虽主张完全摒弃传统认识论，但在解释真理等问题上，却“以某些重要的方式停留在了精神宇宙中”。因此，罗蒂注定无法洞察调节理论在当代认识论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也注定会失察笛卡尔认识论的“I/O结构”是以何种方式保留至今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泰勒批判与反思笛卡尔哲学是围绕笛卡尔的“分离观”而展开论述的。不同于《自我的根源》中把对笛卡尔哲学的剖析关联于道德根源的论证方式，在其思想后期，泰勒从认识论角度更加凸显了笛卡尔哲学的“认知结构”。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注意，就如何修正这种认知错误而言，泰勒似乎并没有给出充分的回答，尽管在《复兴实在主义》中他试图创建一种“关联理论”（Contact Theory），以应对“分离视角”，但其是否如同泰勒所构想的那样行之有效，还有待商榷。（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