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介绍
赵荣辉在吉林省四平监狱服刑期间感染某病毒,要求国家赔偿。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9月20日决定指令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查认为,本案可以排除赵荣辉在入狱前已感染某病毒的可能,即可以认定其在四平监狱服刑期间感染某病毒。四平监狱虽然告知赵某伟及赵某伟的护理人员(亦为服刑人员),不允许赵某伟到其他房间与其他人员接触,但在实际监管中,四平监狱并未对赵某伟出入赵荣辉的房间加以严格管理及有效阻止,以至于在赵某伟具备传染条件的情况下与赵荣辉形成接触,并造成赵荣辉被感染某病毒的损害结果。四平监狱存在监管过错并应承担一定赔偿责任并作出决定,由四平监狱向赵荣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0万元。四平监狱不服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申诉。
最高人民法院观点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关于四平监狱对赵荣辉感染某病毒是否有过错问题。四平监狱主张,某病毒传播仅有血液传播、性传播、母婴传播三种途径,在正常的日常生活环境下不会感染,赵荣辉应举证证明四平监狱在哪些方面怠于履行监管职责导致其通过某一种传播途径感染了某病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在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中,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根据原审已经查明的事实,在赵荣辉同期服刑并与其有过接触的服刑人员中有已经确定的某病毒携带者,本案不同于一般的人身伤害案件,赵荣辉已经举证证明其是在四平监狱服刑期间感染了某病毒,而四平监狱无法证明赵荣辉是在入监前就感染了某病毒。携带某病毒的服刑人员赵某伟曾出入赵荣辉的房间并与赵荣辉之间存在接触,四平监狱未加以严管及有效制止,说明该监狱没有严格执行监狱系统××预防控制工作的相关规定,存在怠于履行监管职责情形。赵荣辉虽然不能证明其是如何感染某病毒的,但四平监狱同样不能举证证明赵荣辉感染某病毒的具体途径和方式,即不能排除其与赵荣辉感染某病毒之间的因果关系。考虑到四平监狱与赵荣辉之间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且赵荣辉系高位截瘫服刑人员,活动受限,长期在监狱医院接受监管治疗等因素,四平监狱应当对其与赵荣辉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负有更加严格的举证责任。原决定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情况认定四平监狱怠于履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二)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律师提示
监禁场所一旦出现输入性病例,其内部隔离高度困难,极易形成聚集性病例的爆发。因此,对监禁场所的管理人员必须依法严格要求,出现了问题必须依法严厉追责。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本身就对监禁场所管理人员负有监督职责,在疫情防控的紧急时期,更要充分发挥自身监督职能。对监禁场所管理人员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前介入,指导公安机关侦办;对于监禁场所管理人员涉嫌玩忽职守罪和滥用职权罪的,检察机关应当积极行使侦查权,确保案件的侦办效果,为疫情期间的监禁场所依法疫情防控,提供法律保障。(文章来源:内蒙古嘉祺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