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视域

高冉 王国坛

  通过研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可知，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包含五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具有五个基本特征，在今后的相关实践认知中要注意防止五种不良倾向。

　　一、平等对待、互商互谅的“共存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提出了“共存”理念，具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①“共存”是一个哲学概念，具有存在论或本体论的意义。马克思从来不抽象和绝对地论述人的存在问题，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以人们的实践关系为基础来探索人们的共同实践活动的。马克思在许多经典著作中都提出和积极使用“共同活动”“共同行动”“共同的实践”“共同活动方式”“共同生产”，以及与共同活动方式相联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联合体”，并在共同体思想的意义上使用“共同目的”“共同目标”“共同利益”“普遍利益”“特殊利益”“世界性的存在”“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最终在其划时代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地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只有共同实践或实践的共同性才是现实可靠的实践，才是当代人类有意义的实践。“平等对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是当下人类共同实践关系中的一种基本类型关系，建立在这种伙伴关系基础上的“共存”就具有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存在论意义。马克思的共同体和共同实践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共存”问题开启了新视域。从理论方面看：(1)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劳动的哲学存在论意义，现实人类的生存是以生产劳动的共同性为基础，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人类的“共存体”是共同生产或共同劳动的一体化；(2)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应是矛盾共同体；(3)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性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共同体；(4)马克思认为自己的理论旨趣是全人类的解放，确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有着确切真善美的最终目标的。从实践方面看，马克思的哲学强调实践和感性活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实践共同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存体”特征是现实的、具体的、发展变化的，不能将其绝对化。

　　“共存”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发展变化的新理念。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表明人类居住的地球是一个“共存体”。人类实践具有共同性，首先就表现在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存在共同性，“共同”生产方式是“共同”生产力与“共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这里的“共同”是具体的和相对的共同，是包含着差异、矛盾甚至斗争的共同。世界多极化、多元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表征，是先在条件，“多极”“多元”意味着“杂多”。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使地球变成“地球村”，人们共同进行生产和经济活动等物质实践的目标是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当代人类成为了如马克思所断言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生产已不是区域性和国度性的，而是世界性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每个人都变成世界性的“地球居民”，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已经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特征，全球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形成的生产方式也具有全球性，是当代共同的生产。这是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决定着当代各国各地区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其他上层建筑，并制约着未来的发展。

　　二、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共享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构建以人类的安全为基础，“共享体”首先是一个安全共享体。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看来，人类的“共享”有充分的历史意义和逻辑意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②马克思在这里不仅论述了人们共享生命、共享生产的共同实践活动，而且还论述了这些具体的共同实践活动离不开实践性的“双重关系”。对人类而言，无论是自然关系还是社会关系，安全是基础性的和第一位的。安全是与共存等存在论观念密切相关的。

　　除共享安全外，“共享体”还必须是一个物质共享体。唯物地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存在着一个根本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首要是客观物质性的。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活，是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唯物史观伟大发现的意义在于揭示了人们物质活动的最终决定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唯物史观视域里，首先必须是人类生活(生存)共同体，而人们生活的第一个活动就是物质生产活动。从基础的根本的物质生产、物质交换等物质性方面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化解许多疑惑。例如，人们在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往往提到共同价值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方面，无论是所谓“价值共识”还是“共同价值”，离开了物质性的客观社会基础，只能是主观随意性的。唯物史观认为，尽管人类社会纷繁复杂、发展变化巨大，但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些客观规律之一就是物质生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制约决定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以及相关领域的发展变化，而非相反。这就决定了物质内容的研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视域的第一的和基本的方面。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首先重视的是人类物质生产生活共同体问题，这是将唯物史观的物质性原则贯彻到底所必须的。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却往往被人忽视和遗忘，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观念要具体化、物质化、历史化，而不要概念化。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表明：当下的人类是一个“共享体”。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科学应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存在及其发展的科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之维”确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的存在之家。人类命运共同体即是“共享体”，现实世界中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类宗教信仰的各种人群、族群都应是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和参与者，利益相连，成果共享。人类能够解决自身的问题，当然，这会是一个漫长、艰苦、曲折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民性同其历史性是相互适应的。

  三、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共容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创新、包容互惠”③的特征建立在人类开放性的共同实践的基础上。④存在论是一种关系存在论，关系的首要条件是其主体现实性。马克思认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⑤在古代哲学特别是西方古代哲学中，重视实体、本体研究，而不注重关系研究。因为那时的人们只想要寻找万物的本原、事情的本质。这种素朴哲学在近代被打破。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将哲学的研究对象由外界客观转到主体意识。康德哲学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当时的众多哲学家都放弃了对于世界本原的寻找。而真正进行哲学翻转(或哲学变革)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在重视实体的唯物性与辩证性的同时，也重视关系的唯物性和辩证性。马克思强调关系的社会性(是社会关系)和生产性(是生产关系)，确证着关系的客观性和物质性。同时马克思也强调关系的双重矛盾性(自身矛盾运动)和客观复杂性(一定的工业阶段、一定的社会阶段)，它们自身是一种辩证运动，是所谓“自动”和“自律”，而不是“他动”或“他律”。具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容性特征问题上，表现为以下两点。第一，要肯定这种“共容体”的客观实在性，承认人类生存是一种关系性的生存，离开生存性关系，任何个人、国家、民族从根本上都无法生存。第二，要确定这种共容的关系性，马克思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重要标志就是较早地重视客观的关系存在，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理性解释奠定了基础。人类的“共容”离不开关系的共容，而共容的关系有赖于其所具有的客观社会性和历史具体性。要理解这种共容关系的客观社会性和历史具体性只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里寻找最好的理论支撑。例如，共容是一种实践共容、关系共容、物质共容，等等。人们最关心的还是经济上的共容问题。因为经济上的共容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容的具体体现，是关系共容的载体，也是物质共容的客观形式。经济共容即在经济上各国家、地区、民族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关照，相互之间不再是势不两立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发展伙伴关系。各地区和国家都需要坚持和平、主权、普遍、共治原则，都需要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目标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是针对21世纪人类面临经济发展问题时所提出的中国方案，具有巨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当然，要防止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共容体”的形式化问题。所谓“形式化”就是以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片面抽象地理解“共容”问题。防止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共容体”的形式化问题，各国各地区就要做到：坚持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反对实际上的不平等和歧视；坚持合作理念，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经济命运唇齿相依，不能孤立自保、独善其身；经济强国不能以强欺弱、强买强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避免画地为牢、损人不利己。总之，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共容体”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共容，而不能只是形式上的共容，实际上的不共容。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表明：地球上的人类是一个“共容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想象”之体，也不是意识之体，而是具有客观社会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现实性、物质性、客观性、规律性的基础上，否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物质性也就否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同时，辩证唯物主义重视客观规律，肯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客观的、现实的“共容体”。这个“共容体”的矛盾关系具有必然性，具有差异、对立、冲突等各种矛盾形式；这个“共容体”的矛盾关系具有客观性，其冲突斗争和对抗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共容体”的矛盾关系具有长期性和整体性，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没有矛盾就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矛盾在对立冲突斗争中总是不断被克服，使矛盾双方或多方达成一致或统一，产生新体和新的矛盾，循环往复。因此，这个“共容体”的长期性是一种具体的永恒，是内容的长期性，是动态的长期性。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存体”和“共容体”是统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物质与意识、感性与理性、内容与形式、主观与客观、自然与社会等的“共容体”。

  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共生体”

　　“和而不同”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精髓。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从全人类命运的高度提出“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新思想理念。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共生体”观念是以各个文化文明间的平等地位和价值为基础的。在世界2000多个民族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文化，文化多样性是当今世界文化的特点。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全球化，不应该用一种或几种优势文化去整合其他劣势文化，而应让各民族文化求同存异、共同繁荣。人类命运共同体针对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问题提出“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明确原则，为未来世界形成和而不同、开放包容的文化格局打下了基础。这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第一，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全球化是由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支配的。各国家民族的文化与世界整体文化是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关系。在尊重世界文化发展大趋势的前提下，更应充分尊重各民族国家文化的差别性和差异化。不能用一方否定另一方，二者不是对立的相互否定关系，而是具有由于发展程度不同造成的差异化，并可以随着发展而消除差别地共同发展进步，二者是同向的不同利益和价值的现实体。第二，辩证唯物主义从不抽象地论述矛盾的客观性。物质性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世界整体文化与各民族国家文化之间“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不是神秘的精神化过程，而是客观社会的物质性发展过程；不是少数人和思想贵族的专用品，而是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生存息息相关的，对人类未来有重要影响的现实运动。第三，世界整体文化与各民族国家文化有着共同的未来，即经济上的地球村，文化上的全球化。人类在饱含热泪与以往辉煌的文化遗产告别的同时，也会以欣喜的心情去迎接未来文化的洗礼。第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关键问题寻找答案时所做出的科学性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蕴涵的新理念，不仅适合于文化领域，同样适合于人类实践活动的方方面面，具有普遍性，对当代人类实践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化文明发展观正是遵循文化文明的客观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文明的当代表征。

　　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共生体”要防止神秘化倾向，包括文化(文明)本身的神秘化和对待(关于)文化(文明)的神秘化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既有明显的区别，又有着复杂的联系。通常会表现出明显的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绝对主义。虚无主义可以将一切具体样式的文化文明都虚无掉，却无法虚无掉虚无本身。虚无主义的归宿不是“无”，而只是负能量或消极性的另外的“有”。绝对主义是另外一种神秘化表现，绝对主义通过将一种或几种文化文明的地位、价值、实践意义等的绝对神圣化、优势化，试图用甲替代乙。虚无主义所产生的是文化的“沙漠化”(如“娱乐化”)，而绝对主义产生的则是文化的“强权化”和独有性。

　　五、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共赢体”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的基本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表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了人类与自然相互尊敬、互为主动、绿色发展的共赢关系阶段。“共赢”关系有两个明显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人与自然双方在本质上是平等和互为主导的关系。与主动型阶段相对应的是被动型阶段，主动型阶段是被动型阶段的必然发展。在被动型阶段，人与自然双方关系是不平等的，总是一方被另一方压制、奴役和征服，只是单方面的或片面的主导，而不是互为主导。在人与自然本质联系的主动型阶段，人与自然不仅地位平等、价值相当、互相尊重，并且在平等前提下互为主导利害相关，不再是单方面的或片面的主导。第二个特征是人与自然双方在本质联系上是“自动”而非“他动”。在主动型阶段，人与自然双方均以对方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人类的各种活动是在尊重自然存在权、遵守自然法则、尊崇自然价值的要求下自觉自愿进行的。

　　首先，人与自然双方不再是奴役与被奴役、征服与被征服的被动型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生态平等的关系。人与生态环境是存在共同体，人类只有在遵循自然规律、尊重自然存在、尊敬自然作用的物质前提下才能存在和发展。“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⑥人永远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是平等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承认自然生态的时间历史的先在性。历史唯物主义所重视的实践关系也是以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存在作为物质条件的。其次，人与自然生态之间不再是对立对抗、非此即彼的二元关系，而是和谐统一的关系。人是实践的存在，自然是无机与有机、无生命与有生命的综合体，二者的功能有别，但价值相当、地位平等，都属于实践世界，都受制于实践关系。在实践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美丽中国”的自觉阶段是一种理想的“合而不同”的关系，即和谐统一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⑦生态环境与生产力是两个相互联系的客观存在，都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不再是主从关系，而是和谐统一关系，共同成为保证人类生存、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在此意义上，生态文明观的提出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场大变革。最后，人与自然生态双方之间不再是相互脱节的片面性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生态相互影响与作用的共生关系。人的生存和生长不能离开自然环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⑧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在世界现代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人与自然的主动型实践关系的确立，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自觉和高度自信，代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新理念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遵循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要求，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客观法则，把“绿水青山”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理想标准，把“美丽中国”作为当代中国人的共同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思想观照，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本土化发展。

　　在人与自然的问题上，新时代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双赢”思想要防止抽象化，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经济增长适度性和生态资源适度性相协调的新理念，表明经济增长与生态资源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伴共生。科学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人与自然相伴共生关系的特征的体现，经济增长在本质上是对生态资源价值的肯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肯定。二是肯定经济和生态的内在联系。超越将经济价值视为唯一准则的旧观念，特别是旧观念中存在着崇尚经济而贬抑生态，认为生态服从和从属于经济效益。三是在发展经济中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利用，生态环境不能成为人们的天然垃圾箱。衡量人们实践活动是否正确的标准不再以经济效益为唯一尺度，而是要看人们的实践行为对于子孙后代和生态环境是否有益，是否到达双赢和谐共生的新理念新境界。

　　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平等对待、互商互谅的共存体，是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共享体，是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共容体，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共生体，是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共赢体。共存体、共享体、共容体、共生体和共赢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本质特征，既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又各有侧重、相融相通。共存、共享、共容、共生和共赢相互之间既有所区分又合为一体，形成合体合力，构建成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思想大厦。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略有删减  作者简介：高冉，辽宁大学出版社副编审，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国坛，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