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距今已经10多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各种举措,经济曾一度回暖,但却未彻底走出危机阴影。人们不得不思考:如何看待西方资本主义的“自救”?这个制度体系究竟有多大回旋空间?西方资本主义的“病”能否根治、如何根治?
一
自1825年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危机就与资本主义相伴而行。尽管经历多次重大危机,但资本主义一再从中脱身,这表明资本主义有一套相对完善的自我调整和危机应对机制,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制度弹性。归纳起来,为了应对危机,资本主义通常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机制弹性。
收缩。在主要体现为“需求不足”的危机(如1929年经济危机)面前,西方资本主义通常会进行战略性退却,让渡部分非核心利益来保存核心利益,从而延续制度本身。这种收缩通常以“需求管理”的形式出现。比如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上进行妥协、构建福利制度体系乃至福利国家、引入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对经济进行国家调控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这些举措,缓解劳资冲突,平衡社会关系,保持资本主义运行环境的稳定,维护社会再生产的外部条件,保证剩余价值的顺利实现。
扩张。在主要体现为“供给不足”的危机(如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面前,西方资本主义的主要应对策略是战略扩张。首先是在物理空间上进行扩张。对内强化资本力量、压缩劳工空间,减少调控、放松监管;对外强力输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价值观念。列斐伏尔在《资本主义的幸存》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没有灭亡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空间上的无限扩张性和自我突破性”。其次是在抽象空间上的扩张。即不断开发出新的资本实现样态,如具有金融属性的房地产业是社会空间的资本化,社会媒体产业是人际交往的资本化。在未来,资本逻辑可能借助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进入人类自身生产的领域,带来人的生产的资本化。再次是在时间上的扩张。比如以信用为基础,大力发展金融资本、虚拟经济、借贷经济,鼓动消费者通过按揭、无抵押贷款、信用卡等方式进行透支消费,使得资本主义消费向未来扩张,在当下实现本来只能在未来实现的剩余价值。
转移。转嫁和输出危机是西方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常用手段。在当代,危机的转移相对以前更加隐蔽。一是向本国人民转嫁危机。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大规模解雇工人、降低工人工资和待遇,在当代,危机的损失更多由资本主义国家隐性转嫁给人民。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一些国家用纳税人的钱救助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让广大民众为金融家疯狂投机造成的恶果买单。二是向外部输出危机。不同于以前战争的方式,当代西方资本主义转嫁危机更多采取隐蔽的金融方式,凭借金融霸权,把危机输出到全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输出的危机不只是经济危机,还有生态危机等。如以资源再利用的名义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垃圾,将生态危机转移给这些国家,自身则一劳永逸地免除大量垃圾带来的环境污染。
二
在上述制度机制弹性作用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延续,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回旋空间是有其限度的。
收缩的限度。资本主义的收缩往往会触动现有大资本利益集团的利益,限制资本增值的动力,从而影响到资本主义的活力,因此西方一些平衡利益和社会关系的举措,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想通过习惯、法律等等从外部给生产设置限制”,但是,“正因为这些限制只是外部的和人为的,所以必然会被资本推翻”。
扩张的限度。一些西方左翼学者清醒看到了资本主义扩张的另一面。哈维指出,资本主义能够以“时空修复”即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来缓解危机,但“新一轮的时空压缩充满着的危险,跟它所提供的在特定场所生存的可能性和解决过度积累的问题的可能性一样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物理空间向全球扩张,会遇到地球地理和资源环境的限度,如梅扎罗斯所说,“‘先进的’资本的生产时间对环境的灾难性冲击,趋于导致社会新陈代谢再生产的基本条件的彻底毁灭”;在时间上扩张,其限度是信用恶性膨胀必然带来的泡沫破灭;在实现样态上扩张,最终将侵害到人类基本伦理和尊严。
转移的限度。尽管西方资本主义能将危机部分转嫁出去,但这种转嫁必定遭受普遍抵抗,并且只能短期缓解危机对自身的压力,而不能消除危机根源。从长远看,转嫁出去的危机会以某种形式反过来伤害资本主义体系自身,进一步削弱资本主义体系和观念的力量。斯蒂格利茨指出:“现实主义要求我们意识到:即使我们付出了最竭诚的努力,在未来还是会发生危机。”
资本主义扩张、收缩、转移的限度,都指向一个最根本的限度,即资本主义自身调整的限度,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弹性限度。这个限度就是资本自身。马克思指出,“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从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资本具有使生产社会化的趋势,但同时,资本的本性是无休止实现自身增殖,因此资本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展现在外部,就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资本的宿命,它将导致资本自身的终结:这种趋势是资本所具有的,但同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解体。资本主义越发展,这个矛盾就会越突出,资本主义的弹性就越接近其总限度: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
因此,资本主义的弹性无法克服的最终限制就是资本自身,这是资本主义的“刚性内核”。在这个最终限度之内,不管如何腾挪转换,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都是“戴着镣铐跳舞”,无法跳出资本主导的框架。在这个最终限度之内,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弹性运动又使得资本主义不断逼近这个最后限制,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尚未完全发挥出来,资本主义的弹性就会起作用,资本主义就暂时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在这种弹性运动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螺旋式上升,其危机也螺旋式升级。对危机的各种应对,在表面上缓解危机,又为更深层次危机埋下伏笔,在危机的螺旋式升级中压缩了资本主义的回旋空间,把资本主义进一步推向其自身的历史极限。
(文章来源:中国社科网,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