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要矛盾”新概括的深远意义

徐俊忠

党的十九大在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历史性判断的同时,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论断对于未来决胜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决定着一个社会发展的前景

坚持矛盾分析,把握一定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中国共产党战略思维的一个优良传统。科学准确地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有利于精准地确立战略与战术,增强各级党政部门及其干部在纷繁复杂的工作中抓“主线”本领,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从而动员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投身于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事业。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成功的范例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做出的重大判断。《决议》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概括合乎逻辑地得出关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结论。从那以后,一直到党的十八大仍然强调“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毫无疑问,新中国实现了从政治独立走向经济上的富裕和国家整体实力的强大,这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以及基于这一判断所作出的战略和政策选择直接相关。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和基本遵循。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今天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国内高铁、公路、桥梁、港口、机场、大型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型产业蓬勃发展,全国粮食总产量已连续4年超过12000亿斤,许多区域经济带迅速崛起,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如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相继问世,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等等,所有这些世界瞩目、令国人振奋的成就,客观上都是基于这一判断而来的战略与策略正确实施的结果。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亟待解决

然而,为了迅速改变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基本采用的是一种非均衡化发展带动的策略。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就是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产生强劲的示范效应,促进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走向共同富裕。从实际效果看,这一政策促进国家快速形成了一些经济增长极。“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等成为推动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三大经济引擎。吸引外资,增加外贸,引进技术,聚集人才,形成现代化的产业链等,成为经济上连接内外的桥梁和纽带。这种积极效应对于启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其历史性意义如何估计都是不过分的。但与此同时,发展不平衡问题也导致了一些突出的矛盾。诸如资源、资金、人才、劳动力等发展的重要要素,都从全国各地向经济增长极区域聚集。这导致的结果是,个别地区存在的区域繁荣与区域萧条甚至凋敝、破落共存。城市,尤其是经济快速增长区域的大城市,在享受优先发展的甜蜜果实的同时,也由于人群的高度聚集而忍受着自然界中存在着的“鼠群效应”,各种极端、恶性事件、社会冲突也时有发生。广大的非发展极区域则在快速发展中尚显不平衡不充分,可持续发展的优势乏力。部分农村地区更是出现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严重社会问题,其中有些不仅是人们生活的痛楚,更潜伏着国家未来的危机因子。部分地区存在的乡村破败引发了人们对于乡愁的焦虑。分配领域存在的差距成为极为敏感的社会问题。其实,这些年来的某些区域性突出问题,甚至民族地区的一些紧张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问题等的出现,也有这种不平衡发展而诱发社会问题的客观影响。因此,党的十九大在总结党取得的历史性发展与变革成就的同时,清醒地看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中,首位提及的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

在新时代进步中全面理解社会主要矛盾新概括

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概括的意义,需要全面理解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建设与改革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它是国家既往发展战略的继承。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发展问题。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就曾有过把新中国的发展问题与中国的“球籍”相联系的说法。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有过“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把发展置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并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为基本的价值指向。毛泽东曾经有过非常暖心的警告:如果“建设了社会主义,丢了人民,建设了重工业,丢了人民,这是不成的”。邓小平则反复告诫人们,如果发展背离了社会主义,发生了两极分化,问题就会走向反面。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发问,警醒着全党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治本色和革命奋斗理想信念生生不息的延续。

其次,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的历史性提升。新中国是建立在“一穷二白”基础上的。发展首先是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人民的温饱和国家实现独立所必要的工业体系的支撑。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挨饿的困扰和物资生活资料的匮乏,因此,发展依然处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现实张力之中。只要能发展就不要阻挡,几乎成为一种压倒性的思维。党的十九大所作的社会主要矛盾新概括,奠基于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强盛。当下,我国已经成为制造大国、贸易大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因素,也成为教育科技发展大国、文化产品生产大国,甚至某种意义上也成为推动创新的大国。人民的需求也由于国家现代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进一步发生了多样化、品质化的历史性变化。所谓“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这种历史性变化的温情表达。因此,发展虽然仍是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中心工作和社会进步主题,但是,发展的内涵与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呈现出历史性的新特点。党中央全力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力促发展因应人民需求新的历史性变化,改变落后的发展方式,提升发展的品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需要。其实,党的十九大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概括,极大地拓展了人们既往对于发展概念的狭隘理解。习近平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满足如此广泛需要的发展,绝对不是一个狭义的物质文化产品的供给问题。这里,发展已经成为一个表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制度、行为等现代化程度的综合性范畴。

再次,它突出地提出了解决发展不平衡的历史性课题。如前文所述,我国发展的不平衡,是既有的历史性事实。以这一某个发展阶段中存在的事实而否定改革开放,并不是可取的态度。但我们必须正视这种不平衡发展所导致的消极后果和潜在危险。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这里所讲的“不平衡”,既可以理解为领域发展的不平衡,也包含着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实事求是地看,这两个方面的“不平衡”都是突出存在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打好发展的“组合拳”,尤其要高度重视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令人倍感振奋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规划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所要推动的“七大战略”中,明确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于人民的幸福生活以及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都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安排。仅就“乡村振兴战略”而言,这些年通过深入农村调查的所见所闻,我们坚信:农村确实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关键在于要有好的政策引导。各级政府能够以积极的态度,认真对待习近平提出的解决农村土地碎片化的土地改革思想,认真贯彻他所提出的“种养加销全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农村产业政策,努力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坚持农民主体地位,辅之以政府的扶植和全社会的助力,乡村的振兴、农民的幸福生活、乡愁的记忆和延续等美好的梦想就一定会实现。

总之,关于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概括,是对中国共产党优良思维传统和战略思想的继承,更是基于新时代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准确把握而作出的新的理论创新。它预示着国家的发展战略将更加自觉地朝向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方向演进,更预示着国家发展战略将走向更加平衡的发展之路。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1月30日第3版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