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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医学院副教授 夏承伯
摘 要：生态中心主义是一种主张把伦理学视域扩展至大自然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思潮之一。以生态学与生态链相互联系为学科背景与论证依据，以实现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为主要诉求是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特质；在其规约与统摄下，生态中心主义主张拓宽道德关怀视域，即伦理关照从传统人与人之间扩至整个生态系统。大地伦理学、自然价值论、盖娅假说、深生态学分别从不同视角与层面阐述与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特质与道德旨趣。
关键词：生态中心主义；大地伦理学；自然价值论；盖娅假说；深层生态学；生态整体主义
生态中心主义以生态学为学理根基，是一种用种际伦理取代人际伦理，从而把伦理学视域扩展至大自然，把道德关怀域延伸至物种与生态系统的新颖、富于挑战性、激进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思潮之一。其道德旨趣在于提升人们的生态意识与环保观念，为保护环境的行为提供道德辩护与伦理支持。生态整体主义诉求是其共同的理论特质。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大地伦理学、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 Rolston）的自然价值论、杰姆斯·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和林恩·马格利斯（Lynn. Margulis）等的“盖娅假说”以及阿伦·奈斯（Arne Naess）的深生态学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阐释。本文在环境伦理学语境中，在全球生态环保地位由边缘走向中心背景下，梳理总结生态中心主义各流派理论特质，旨在全面考察体味其应该具备的学理意蕴，深度挖掘展现其具有可能的学术价值与现实启示。
一、大地伦理之警示
美国野生动物管理学家、思想家奥尔多·利奥波德被誉为“现代环境伦理学之父或开路先锋”，其超前环保意识是生态伦理学发展史上较早自觉而又系统阐发人与自然生态系统伦理关系的思想体系。其遗著《沙乡年鉴》被誉为“现代环境主义运动的一本圣经”。1963年，时任美国内政部长斯图亚特·尤道尔（S. Udall）宣称：“如果我们挑选一本书，它既包括美国人对地球的挽歌，又包含对一种新的土地伦理的呼唤，那么，我们内政部的大部分人都会把票投给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这便是利氏及其著作在美国人心目中地位与作用的明证。凝聚利氏思想结晶、标志其思想巅峰的“土地伦理”，是美国历史上最激进的环境主义运动的思想火炬。土地伦理建构的“三部曲”是“西南地区资源保护的几个基本问题”、“资源保护伦理”和《沙乡年鉴》。在“西南地区资源保护的几个基本问题”中，他首次阐释大地伦理之可能，并提出“地球是一个有机存在物”和“人们应尊重有生命存在物”两个重要观点；“资源保护伦理”则从道德进化角度探讨了对土地予以伦理关怀之可能；《沙乡年鉴》最后一章“土地伦理”则完整地阐述了“大地伦理”的思想。利氏“大地伦理”的主要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意指与演化次序。利氏从生态学维度审视与阐释伦理并赋予其生态学含义，他将传统上由哲学家研究的伦理关系扩展并视为生态演变之过程，用生态学术语“共同体”取代了传统伦理学中的社会、团体组织概念，把生态学视角下的伦理称之为“对生存竞争中行动自由的限制”。传统人际伦理经历了由个体间的关系扩展至个人与社会间关系的演变，但“迄今还没有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伦理观”。因此，现代伦理有必要且有可能迈向第三步骤：向人类环境延伸的土地伦理，它萌生于资源保护主义，是认识各种生态形势的指导模式。
（2）首要任务与判断依据。大地伦理的首要任务是“扩展（道德）共同体的界线，使之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由它们组成的整体——大地”。在土地共同体内，人类地位由惯常的征服与主宰者角色降为普通与平等的一员，“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这种基于生态学基础的人类角色定位是对久居于社会关系中并动辄以“人”这个物种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的反叛与挑战。对生态系统各组成要素而言，每一要素都居于各自的生态位上，均需相互尊重并对系统整体予以尊重。若仍坚持与主张人类与共同体其他成员有所区别的话，其依据只能在于人类拥有影响自然环境的巨大技术能力，而这更需要土地伦理来对人类文明加以规约。大地伦理建立的基础并非人们推崇的理性与逻辑，而是情感与直觉。利氏明确指出，若无对大地的热爱、尊重与敬佩以及高度评价其价值，就不会产生一种对大地的伦理关系，故而要求人类不但要把“权利”概念而且要把“良心”与“义务”扩展至大地共同体，并宣称“当某事物倾向于保护整体性、稳定性及生物群体之美时，它就是善，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完整、稳定、美丽三位一体，不可分割，是生态系统健康与生态过程正常运转的尺度，这既是土地伦理的全部内涵，也是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标准。这种整体主义伦理观的形成主要基于利氏对生态学的研究和在实践中形成的直觉。利氏认为：“许多有洞察力的思想已经认识到所谓的‘无生命的自然’实际上是活的东西。我们已直觉地感知到在人与土地之间存在着很密切而深刻的关系……‘死’的土地其实是个有机体，拥有某种程度的生命，从直觉上看我们应当尊重它。”虽然一种土地伦理不能阻止人类考虑共同体中除人之外的其他成员的经济价值而对其宰割、管理与利用，但它却宣布了这些“资源”（动物、植物、水、土壤）均有继续存在下去的权利，以及至少在某些方面拥有要继续存在于一种自然状态中的权利。美国环境伦理学史学家纳什对利氏关于“生物权利”评价甚高，他认为“关于非人类存在物在大自然的‘生物’权利观念是奥尔多·利奥波德40年代提出的大地伦理学的核心”，“关于生物权利的这一观念是《沙乡年鉴》的思想炸弹”。利氏把共同体理解成一个“生物金字塔”或“大地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模型扬弃了爱尔顿的功能性共同体模型与坦斯利的能量流模型，是一个由生物与无生物组成的高度组织化结构。其正常运转取决于两条件：一是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二是各部分的合作与竞争。由此衍生出人对生物共同体所负有的两个基本伦理义务：保护生物共同体在结构上的复杂性以及在种类与数量上支撑这种复杂性的生物多样性；人类对生物共同体的干预不宜过于剧烈。
（3）继承发展与环境价值。虽然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不乏矛盾与不足之处，但从环境思想史角度审视，大地伦理作为首个系统的生态中心主义其影响是深远的，它是“现代生物中心论的或整体主义的伦理学的最重要的思想源泉”。利氏之后，有两位学者继承与发展了大地伦理思想：一位是大地伦理学的当代阐释者，美国著名环境哲学家，北得克萨斯大学应用科学研究所哲学与宗教研究教授贝尔德·克利考特，他继承、扩展了利氏大地伦理学的理论思想，对其所遇到的困境寻求西方哲学传统的支持，为大地伦理的整体主义价值观辩护；另一位是美国密苏里州大学教授苏珊·福莱德，他出版了专门研究利氏生平和思想的著作《像山一样思考：奥尔多·利奥波德和对鹿、狼以及森林的生态观的演变》，对利氏已公开出版和未出版的手稿进行精心研究，对其思想发展线索进行系统梳理，特别是对其荒野管理方法和大地伦理思想予以高度关注，全方位展示了利氏丰富又具有创造性的一生。随着自然环境演变成“全球困境”以及新环保运动的到来，“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恰似茫茫夜空中的北斗，真正显示了它的光彩”。纳什也称其在环境伦理方面的声誉至今很少有人能与之相媲美。我国学者杨通进博士也认为：“从实践上看，大地伦理学至少为我们的行为提供了两条指导原则：第一，我们在利用自然环境的时候，要尽最大的力量使生物共同体的多样性、完整、稳定和美丽得到保护；第二，我们应带着尊重的态度来对待那些被我们消费的动物和植物个体，在改造河流和大地时亦应心怀敬意。”总之，利氏的土地伦理观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与超越时代的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先声。土地伦理思想的问世，不仅表明人类对于生态环境的认知以及人在自然之中的地位之思考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全面而适时地表征了“环境主义时代”的到来。
二、自然价值之确证
自然价值论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哲学系终身荣誉教授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最具特色的环境伦理思想。他把价值从物种扩展至生态系统，赋予整个大自然以道德、价值意义，从而导引出人类对自然应尽义务的结论。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思想主旨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内涵界定与类型划分。罗尔斯顿认为，旧伦理学高度关注与刻意突显“人”这个物种的福利，新伦理学将重视与强调地球进化着的几百万物种的福利。环境伦理学旨在探寻一种与传统伦理学脱离关联的、超越人类文化基础的伦理，其核心任务是关于自然价值的评价。价值由自然孕育并具有客观性质，可将其理解为事物所具有的某种属性。从生态学与生物学维度审视，价值是“附着于整个生命形式，而非只存在于作为生命基本单位的个体之中。这种价值虽说是由个体生命体现的，但又超越了个体生命——它出现于一种整体性的交互作用之中”。所以价值在实质上并非是人的主观认识与个体判断，而是自然或生命进化整体过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至于价值评价，罗氏认为：“在评价大自然时，确实需要加入个人经验的内容，但是，如果认为自然事物所承载的价值完全是我们的主观投射，那就陷入了一种价值上的唯我论。价值体现在真实的事物并且常常是在自然事物之中。”即不管在何种情境下，自然价值所表现的实质内涵都是大自然对人的无私馈赠，纵然是人开发出来的自然资源也最终源于自然。自然保存了人类历史、自然涵育着人类性情、自然奠定了文化基础、自然刺激或激发着人的进取心……因而不是人把价值赋予自然，而是自然把自己的“好”、“有利”、“有用”奉献给人类。简言之，不但评价活动过程本身而且作为评价主体人都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即大自然不但创造出形式多样的价值，而且创造出具有评价能力的主体；不但创造出了体验对象的世界，而且创造出了体验这个世界的主体。罗氏的这种观点为人们重新阐释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他并没停滞于内在价值层面，而是在其基础上提出了系统价值。在生态系统层面仅言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都无法真实描述与全面揭示价值之本质，这便“需要第三个术语——系统价值——来描述的事物”。系统价值并非部分价值之和，它是系统的某种充满创造性的过程。罗氏之所以看重系统价值，是因为从个体角度而言，自然物内在价值与其对生物共同体所具有的工具价值呈反比。对自然价值判断依据的划分不仅反映了西方生态理论思想各派别的理论旨趣，也体现了它们的理论特征和道德境界。价值从人类延伸到人之外的存在，从自然的个体层次而后群体层次并最终上升到系统层次，这表明人类的道德视阈在扩大，道德境界在升华。
罗氏对自然价值类型划分十分细致与独特新颖，具体而言包括生命支持价值、经济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使基因多样化的价值、历史价值、文化象征价值、塑造性格的价值、多样性与同一性的价值、稳定性和自发性的价值、辩证的价值、生命价值以及宗教价值等 14 种。罗氏这样做的目的是试图通过繁复罗列以此来剥离出与人本主义自然价值观相对立的自然主义的自然价值观特质。但他在总体上把自然价值分成对人而言的非工具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两大类。非工具性价值即大自然在与人无涉情境下所呈现出的意义与功能，进一步预示了自然价值可在无人参与的情况下生成。它主要体现在对生命支撑或承载上，因此，罗氏称大自然为生命的福地，即所有生命都可以从中受益而获得自身的规定。工具性价值是从大自然与人的关系意义上来评价大自然所形成的价值。罗氏把其划分为以人化自然的方式、以自然化人的方式、以体验和感受自然的方式而产生的自然工具价值三种形式。显然，罗氏关于自然价值分类之主旨在于得出关于自然价值本质是客观的、内在的而非主观的、外加的规定。
（2）伦理意蕴与实践方案。罗氏倡导与确立客观自然价值的主旨，并非将人类从大自然中驱逐出去，而是要改变人类对大自然的非道德意识，即由控制自然转变为遵循自然。故而以自然价值论为切入点的环境伦理学两个理论支撑点便浮出水面：自然价值的内在性与客观性和人的主动参与性，即在自然指导下了解、体验、分享、领悟自然价值。从其两个理论支撑点亦可推出罗氏环境伦理学的评价尺度，即人以道德代理人方式来表达自然内在性。其具体表现为：一要尽可能避免文化发展对大自然造成的伤害与痛苦；二要尊重自然界中所发生的生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即承认自然界自身的痛苦和伤害在道德上是善的；三是承认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具有至高的道德意义。值得一提的是，罗氏不仅注重从理论上厘清环境伦理学之基本价值倾向与评价根据，还努力寻求其价值理念的应用与实践途径：首先，罗氏认为环境伦理得以应用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能否把“道德转化为法律”，以此来强有力地影响政府的环境决策，并绘制了环境伦理渗透到政府政治决策中的相应价值论模型；其次，他力挺环境伦理学必须渗透到企业决策中，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企业心理；最后，他笃信环境伦理学必须与一个人的生存相结合，转化为个人的信念与品格，个人通过自然接受环境伦理，引起对生命活动的自觉反省，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人既生活于文化世界又生活于地球生态环境中，是具有“两栖”生存习性的存在物。人类在地球生态系统中承担着道德监督者角色，并以诗意地栖居于地球为终极信念。
（3）意义评价与理论缺陷。罗氏的自然价值论环境伦理学把价值域扩展到了极限，其理论结构完整，内容丰富完备。它既为人们重新阐释价值开启了新途径，又为人类从更高道德角度关怀自然提供了新的哲学基础。其对自然价值的分析与阐释反映了当今哲学与伦理学界在价值问题上的最新思维成果。罗氏还主张把环境伦理理论应用于公共政策、商业活动和个人生活，并探讨了环境伦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具体途径，十分具有启发价值。当然，罗氏的自然价值论也存在着诸如如何证明价值与义务间必然的逻辑联系、等级观念、自然主义谬误等问题，但正如罗氏本人所宣称其理论是开放的，它只是一个完整环境伦理学的开始，是需不断发展与完善的。
总之，以荒野自然观为本体论、以生态整体主义为认识论与思维方法、以自然内在价值为价值论的环境伦理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罗氏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积极地把理论推向实践，使其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三、盖娅假说之意蕴
（1）问世背景与内涵类型。盖娅假说首先由英国大气化学家杰姆斯·拉夫洛克（其著作为《盖娅：对地还应上的生命的新理解》）于1968 年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举行的关于地球生命起源的科学大会上提出，后经过其与美国微生物学家林恩·马格利斯共同推进，盖娅假说逐渐从科研边缘步入主流，并日益受到了西方科学界的重视，而且对人们地球观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从而成为西方环保运动与绿党行动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拉夫洛克是继达尔文后首位对地球生态系统提出全新观点的科学家，也因此被誉为“绿色科学家”、“世界环境科学宗师”，并被权威机构评选为全球100 大思想家之一。拉氏通过对地球的大气层组成与大气中各种气体的存在及相互的化学作用考察后认为，地球是有生命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所知的最大生物体，并将其命名为盖娅（原指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传说她是混沌之女，生出了苍天、陆地、海洋以及整个世界），盖娅假说遂应运而生。盖娅假说把“盖娅”构想成为一个覆盖于地球表面的，主动调控着大气中活性气体的成分、地表湿度及地表沉积物的氧化还原作用和PH，为地球上生命寻求最佳物理与化学环境的具有反馈控制系统的包括地球生物圈、大气层、海洋和土壤等复杂整体的生命系统。盖娅从其范围而言不仅包括生物圈，还包括沙洲、湿地、海洋大气层等非生物物质环境；它也超越了人类常言上的生物区，生物区不过是指所有活的有机体的集合，而盖娅则是一个整体的存在。盖娅假说科学内涵：地球是一个有物质流动、能量循环与新陈代谢的，能维持其某些特性处于恒定状态稳定机制的，包括生物和非生物成分的整体生物反馈的自动调解控制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物整体适应环境的同时，也改造环境，使环境条件稳定和最优化，有利于自身生存。盖娅假说至少包含 5 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认为地球上的各种生物有效地调节着大气的温度和化学构成；二是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体影响生物环境，而环境又反过来影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过程，两者共同进化；三是各种生物与自然界之间主要是由负反馈联结，从而保持地球生态的稳定状态；四是认为大气能保持在稳定状态不仅取决于生物，也在一定意义上为了生物圈；五是认为各种生物调节其物质环境，以便创造各类生物优化的生存条件。
盖娅假说分为弱盖娅与强盖娅两个层次。前者指生物对环境有显著影响，生物进化与环境进化交织在一起并互相影响。此观点在其他地球科学中早已有，并无争议，故称之为弱盖娅学说。后者认为生物圈可视为一个地球巨型生理有机体，生命使地球的物理和化学环境条件最优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的需要。对此观点学界有较大的争议，称之为强盖娅学说。
（2）显著特征与科学论证。拉夫洛克从人类生态学角度出发，认为如果盖娅的确存在，那么就相应地存在着物种间相互联系，且其作用在于使物种间相互协作以实现盖娅的基本调节功能。盖娅具有三个方面显著特征：其倾向于使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生存条件保持恒定；盖娅的结构布局为，主要器官位于中心位置，可牺牲的或多余的器官位于边缘地带；盖娅为应对恶劣境况所作出的反应必须遵循控制论规则，其中时间常量和环路增益是重要的因素。目前盖娅假说的主要证据有六，具体而言分别为：其一，生物就其功效而论可改变大气组成成分并维持其相对平衡。其二，若非分解者（主要指细菌）将动植物排泄物与死亡残体分解并释放回环境中，大气中的一些气体成分如CH4和H2在几十年内将会消耗殆尽。其三，目前大气层内的 CO2含量远低于化学上所允许的程度，若生物圈消失，被固定于生物有机体内的CO2被大量释放，其含量将会变为当下的30多倍。其四，38亿年来太阳辐射能量约增加了25%，而历史气候数据却显示地气系统平均温度仅以
（3）哲学价值与环保启示。作为一种新的地球系统观，盖娅假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与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关注；作为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其不仅用来指包括生命与非生命的地球整体，也用来指其他生物结构层次上的和谐统一体。它的形而上学意蕴为：
在怎样认识自然和生命的问题上，盖娅假说以整体有机论的世界观把地球视作一个巨大的生命有机体；在生物之间、生物和非生命之间的关系上，盖娅假说发展了共生进化论；在如何对生态环境的伦理观上，盖娅假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生态学理论基础。它将改变人们对待生态环境的伦理观念，并使一种新的环境哲学成为可能。其生态伦理意义主要表现在：第一，盖娅假说把生态环境视为“盖娅”的一部分，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环境危机；第二，盖娅假说从生态科学的角度挑战“人类中心论”；第三，盖娅假说还激发人们从新的角度来思考人类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和人类对大自然的责任。
在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今天，学界除了从哲学的角度还需要从科学的角度、文学的角度、环境保护实践的角度去全面解读盖娅假说。其主要启示为：盖娅假说推翻了200 多年来有关地球的科学思想——把地球简化为一个无活力的物质和能量的机制，展现了一种新的有机整体性的地球自然观。其主要内涵是生物对环境有着显著的影响，生物进化与环境进化交织在一起并相互影响，这为相关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点；盖娅假说也丰富发展了相关科学思想，它所引起的不同研究领域的争论与发展，对于揭示假说本身的深刻涵义，对于我们开展相关科学研究以及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界这个整体之间的关系，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盖娅假说还提供了一种认识地球事物的新方式，即从整体的角度自上而下地看待地球，这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科学认识方法论原则的反叛，对于更好地认识地球与我们周围的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盖娅假说对于人们理解生命的目的问题以及所
盖娅假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整体上观察自然界、生物、非生物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回答当今人类面临的世界观问题和生态问题，因而它是一种新的地球系统观。
四、深生态学之追问
“深生态学”一词由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系主任阿伦·奈斯教授于1972年9月召开的世界未来研究大会上首先提出，并在次年发表于《探索》杂志的论文《浅层与深层，长序的生态运动》中正式阐述。后经奈斯、德韦尔、塞申斯、福克斯等人不懈努力，深生态学不仅成为西方众多环境伦理思潮中令人瞩目的新思想，还成为当代西方环境运动中起先导作用的环境价值理念。深生态思想家们在建构深生态学理论时，以兼容并包的开放心态广泛吸收各种自然科学最新成果与人文主义思想成就。从其思想渊源审视，不论是在本体论层面，还是在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方面，都与古今、中西许多哲学理念、社会思潮和文化传统紧密相关。
（1）深层内涵与最高原则。深生态学的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指对环境伦理学以及环境问题根源的深层追问，它不只是调整现行政策或修补传统价值观，而是对潜藏在一些特定行为与态度下的根本世界观进行批判性反思，从这一层面上讲深生态学是一种对环境哲学与政策的方法论上的探索；二是指环境保护主义者所共享的基本价值观的共同平台，这些价值观包括确认自然的固有价值，承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呼吁减少人对自然的冲撞，关注生命的质量而非物质的拥有量，致力于改变现行的经济政策和自然观；三是指不同派别的基于上述的深层追问与价值平台而产生的自然哲学与生态哲学。其“深层的”意义在于，对浅生态学不愿过问的根本性问题提出质疑，并不断深层追问；其含义乃指追问之深度。深生态学讨论一切问题都是以深层追问的方式为其出发点，通过深层追问而达到问题的深层本质。这也成为深生态学与浅生态学相区别的重要标志。虽然深生态学和浅生态学都关注环境问题，但两者在自然观、价值观、社会观、政治观、经济观和技术观方面都存在着分歧，其出发点与最终目标亦有本质差别。奈斯的深生态学思想包含哲学观和实践观两方面内容，前者面向学术，后者面向大众，因而内容相当庞大而复杂。其思想体系的方法论特征是直觉、深层追问和演绎方法的综合运用，但直觉方法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在这一体系中，“自我实现”既是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又是终极目标，因而居于最高层。奈斯深生态学理论的核心是“自我实现论”。奈斯把自己的哲学概括为“生态智慧T”。这里的“T”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纳斯登山时用石头搭成的小屋；二是表达了其谦逊和宽容的学术态度。用“生态智慧T”意在表明深生态学将要把主要精力诉诸寻找独立于各民族、文化传统的生态智慧，而非不加区分与鉴别全盘吸收其他的人或民族的生态哲学思想。“生态智慧T”实际上是建立在生态大我基础上的一个动态过程。以创始人奈斯“生态智慧T”为基础，深生态学的理论家们建构了作为深生态学理论基础的哲学体系，“概括起来，它由四个层次构成：第一层次由两条根本性的原则即最高准则构成；第二层次由八条行动纲领构成；第三层次是从第一、第二层次演绎得到的规范性结论和‘事实’假说；第四层次是依据第三层次而得到的具体的行动规则”。深生态学的理论内核或立论基础是两条最高准则：自我实现原则与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准则。它们位于深层生态学理论体系的中心。深生态学的“自我实现”是人的潜能的充分展现，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境界。“自我实现”中的“自我”是形而上的“自我”，它是用大写的字母“S”构成的（Self），通常称为“大我”，它与小写的“自我”（self）俗称小我，有本质的区别。奈斯认为，自我成熟要经历三个阶段：从本我（ego）到社会的自我（self）；从社会的自我到形而上的自我（Self），即生态的自我（Ecological self）。自我实现进程是人不断扩大自我认同对象范围的过程，也是人不断异化的过程。奈斯指出：“人不在任何狭隘的、个体意义上使用‘自我实现’的表述 ，而要给它一个扩展了的含义。这是一种建立在内容更为广泛的大写‘自我’（Self）与狭义的本我主义的自我相区别的基础上的……这种‘大写’包含了地球上的连同它们个体自身的所有生命形式……我将用‘最大化的（长远的、普遍的）’自我实现！……”“活着，让他人也活着（指地球上所有生命形式和自然过程）……我会用‘普遍的共生’来替代。”与自我实现密切相关的是生态中心平等，其含义指生物圈中的一切存在物都有生存、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自身以及在大写的“自我实现”中实现自我的权利，即生态中心意义上的平等是整个生物圈的平等，一种彻底的平等主义；生物圈中的所有事物都拥有自下而上和繁荣的权利、都拥有在较宽广的大我的范围内使自己的个体存在得到展现和自我实现的权利。但深层生态学所说的平等不是绝对的平等，而是生态系统赋予人和自然存在物的权利和利益的平等。生态中心主义平等与大写的“自我实现”是内在相关的，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扩大与自然认同的过程，其前提就是生命的平等和对生命的尊重。1984年4月，奈斯和塞欣斯在加利福尼亚洲的死谷对10多年来深生态学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总结，共同起草了深层生态运动应遵循的原则性纲领。这些纲领由8 条基本原则组成，后来成为深生态学的理论核心和深层生态运动的行动纲领。
（2）环保策略与实践运动。深生态学的归宿与目标是把深生态学理论转变成深层生态实践形式，以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满足人们最深层的愿望。深生态学者们常引用公众熟知的格言并赋予其新的含义来作为口号，但每一口号背后皆含有深生态学丰富的思想内容与反人类中心主义的鲜明立场。深生态学理论家们认为若要把其基本策略顺利运用于生态实践，首先要培养人们的深层生态意识。他们认为生态意识是潜藏于人的内心而非从外部植入的，只需自己不断地向深层发问思考和寻求答案即可。“生态意识是一种狭隘的自我观念在心理上扩展的结果，这种狭隘的自我观念被埋藏在分离的本我中，通过与全人类的认同，最终成为一种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认同和相互渗透的自我意识。”深生态学崇尚“用简朴的手段达到（生活）丰富的目的”的个人生活方式。在自然保护和管理方面，深生态学的资源保护策略的基本原则：（1）鼓励政府机构、立法者、财产所在者和管理者认识到应该顺应自然过程而不是控制自然过程；（2）大生态实践中，提倡地方性社区范式，特别是生物区域范式中工作，并推行“顺应自然”的资源管理思想，主张“无为而治”。用体验荒野的方式来形成对谦恭美德的培养。深生态学之所以倡导保护荒野，其背后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我们应该为什么生活。此外，深生态学在当代生态实践中采取非暴力原则，主张把科学精辟技术的发展方向与自然资源的保护、生态利益的实现联系起来。“恰当的技术，非主宰的科学。”鉴于地球资源供给和承载力程度与范围有限，提出了“物质上的足够使用和再利用”、“控制人口增长”等口号。
（3）启示价值与现实困境。深生态学是追求和谐发展的环境价值理念，核心价值在于关注人的精神生活、强调人的价值的生态智慧和以生态和谐平衡为己任。其提供的是绿色未来文化意义的总范本，蕴含可以深度阐释与和谐发展的话语空间，由此产生无数具体的精神活动者的具体生态智慧。深生态学不仅是环境价值理念，还是实践哲学，通过深层生态运动向公众表达其思想内涵，尤其是紧密关注并依据现实调整策略，与时俱进。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范式，一种后现代世界观，即生态世界观。它引发了人们对人与自然进行重新审视并加以思考，引起了人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其一些思想富有合理性和启迪意义，更重要的是，它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但其基础毕竟是“自我直觉与经验”，因而在理论的认知层面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抛开人的主体性从纯“自然主义”角度来阐述自然价值，易陷入“认识论”误区。深生态学以超越的名义掩盖现代社会尖锐意识形态的对立，试图以抽象的批判来回避意识形态中的矛盾，尤其是其过分强调保护而忽视了生存与经济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问题，抽象地研究和论述人与自然的价值与伦理关系，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进而忽略现实世界存在的人与人之间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综上所述，生态中心主义由利奥波德开创，其大地伦理学是对盛行的人类中心价值观与功利主义环境保护思想的突破与挑战；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为生态中心主义提供了新的哲学基础；“盖娅假说”就其科学内涵来说则为生态中心主义提供了可靠的生态学基础；深生态学则更进一步，突破了仅局限于从生态学视角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审视，尝试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现实调控力量，虽然研究工作还远远不够，但毕竟在现实中给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一种标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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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丁贤法、韩广：《盖亚假说和地球表层研究》，《自然杂志》，2004年第3期
11.詹姆斯·拉伍洛克：《盖娅:地球生命的新视野》，肖显静、范祥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2.丁贤法、韩广：《盖亚假说和地球表层研究》，《自然杂志》，2004年第3期
13.王正平：《深生态学：一种新的环境哲学理念》，《新华文摘》，2001年第4期
14.刘超先：《深层生态学与生态伦理学》，《伦理学研究》，2004年第6期
15.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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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Leopold A，“Some Fundamentals of Conservation in Southwest”，Environmental Ethic 1（1999）：
本文为内蒙古大学提升综合实力项目内蒙古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内蒙古高校科学研究项目。 本文发表于《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