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诠释与创新并重

陈 波

　　哲学研究有众多路径，由此建构出不同学术共同体所遵循的不同范式。我把哲学研究的路径主要概括为两条：一是面向原典和传统，二是面向问题和现实。前者着眼于诠释和继承，后者着眼于开拓和创新。从地域上说，欧洲大陆、中国和东亚文化圈的哲学界偏向于第一条路径，英美澳加哲学界等偏向于第二条路径。

　　为什么历代中国学者大都选择面向原典和传统？这种局面是由多重社会和个人因素共同造成的，其中一部分是外部环境迫使他们不得不然，另一部分则归结于他们的自觉选择。

　　1.政治和学术制度。秦始皇并吞六国，一统天下，创立“书同文、车同轨”的中国，随即“焚书坑儒”。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官方意识形态。隋朝开始科举制，打破血缘世袭和世族垄断的用人制度，为民间士人（知识分子）开辟了阶层上升之道，但同时也把他们纳入官方学术的轨道。从此之后，中国士人走上了皓首穷经以谋一官半职的道路，学术视野和思想自由受到极大限制，很多学术作品都以“经典注疏”的形式出现，“我注六经”成为最强大的学术传统。即使有些学人真想说点自己的思想，也常常让其隐藏在“注疏”的形式之下，有时候甚至放弃署名权，伪托古人，企图混入“经典”，以传后世。甚至像王莽、康有为等也不得不“托古改制”，从古代和圣人那里获得思想支持和论据。

　　2.师承和传统。一代代的学者在上述氛围内受到训练，很多东西在反复操作中成为习惯，甚至潜移默化为自己的内心选择。这样的老师教出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又成为老师，按照大致固定的模板不断复制，从而演变为“学术传统”。“熟知”慢慢变成了“真知”，“司空见惯”慢慢变成了“理所当然”，只有个别特立独行之士能够且敢于逸出常规，却常不被理解。

　　3.见识和能力。一个年轻人只在一种学术传统中受训，只接受一位或几位老师的教导，只读特定老师指定的特定类型的书，中国传统“尊师重道”，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逐出师门”，而“师门”相当于某种利益集团。很难指望这样的学生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他的知识视野太窄，思维模式被固化，没有比较和鉴别，很难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相反，像严复、梁启超、陈寅恪、胡适、冯友兰、金岳霖等学者，从小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底子，然后出国留洋，接受西方学术训练，受到中西文化的冲撞激荡，其见识和学术眼光自然不同凡响，其治学也别具气象，甚至能够成一家之言。

　　4.功利性考虑。学者也是普通人，他需要生存资源，还要有社会地位，必须获得社会的认可。他通常会遵循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寻求晋升之阶。年轻学者面临很多生存困境，还要面对年度考核、课题结项、职称评定以及各种头衔的评选。他们很难做到心如止水，安坐十年冷板凳。

　　中国哲学家所要研究的不只是原典和思想传统，所要做的工作也不仅仅是校勘、翻译、阅读、理解、诠释和传播。至少一部分中国哲学家必须从书房里走出来，走进当代的社会现实，对其中的紧迫问题从哲学层面加以研究，提出新的哲学观点、理论，甚至是可供实际操作的政策建议。

　　做原创性的哲学研究，关键是要面向哲学问题，提出理论去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哲学家要继续研究那些传统上仍未解决的重要学理性问题，也要直面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的需要，从中提炼出相关的哲学问题，或者赋予旧问题以新形式，或者在新背景中探讨老问题，发展新的哲学理论。歌德说得好：“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我认为，有必要特别强调以下三点。

　　第一，新探索必须从学术传统中寻求强大支撑。即使是一位原创的思想者，也需要从学术传统和学术同行那里获得激励，从而加强自己思想的论证力量。常常有这样的现象，即使是那些自称原创的学者，在阐述他们的思想时，也会把许多伟大的先贤和著名的同辈引为同道。例如，当代美国哲学家布兰顿 （Robert Brandom）是“分析实用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创造了 “推理主义语义学”，但他按自己的理解，大量征引解说康德、黑格尔、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塞拉斯、罗蒂、达米特以及他的同事麦克道维尔，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先驱和同道。

　　第二，新探索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参与。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位独立的研究者要从他的学术同行那里获得反馈，不管这种反馈是赞扬、改进、批评，还是彻底的否定，由此产生相互切磋甚至是论战，从而促进相互理解，共同进步。但中国哲学界目前的状况是：各位学者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对同行所发表的著述基本上不读不看，当然更不评论，实际上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可以仿效国外学术出版机构的做法：在匿名审稿过程中，凡是不征引、不讨论当代学术同行工作的相关论著，都不接受发表或出版。循此办法，逐渐硬性地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

　　第三，我要提倡的是：少一点排斥，多一些包容；少做空泛无谓的争论，多做翔实可靠的研究；关键不在于研究什么，而在于怎么研究，以至最后拿出什么样的学术成果供国内国际学术共同体去评价。一位学者不会因为所研究的论题“前沿”而变得前沿，不会因为其所研究的论题“重要”而变得重要，而只能因为其研究成果的“重要”而变得重要。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学术共同体或许在某个局部、某个时段不够公正，但有理由相信，它在总体上会是公正的，至少最后会是公正的。大浪淘沙，历史无情，泡沫和浮尘终会消散或被抹去，最后留下来的可能是金子。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5月9日头版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