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刘晨光

　　回首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界，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无疑是习近平总书记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确立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着重论述了四个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实际上，总书记对其他几个问题的论述，也都与第三个问题密切相关。自这个问题提出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界展开了深入讨论和研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围绕这一主题，从背景、现状与方向三个方面再谈些自己的看法。

　　背景：中国学术的现代嬗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这个大历史大背景，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扩张所带来的古今之变，对中国传统学问造成的冲击和挑战，由此引致中国学术的现代嬗变及其主体性的重建。

　　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在西方向现代社会演进的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尤其是社会科学，更是与资产阶级革命所造成的新的社会政治形态密切相关。其最初意图，也就是希望能像自然科学一样，更为客观精确地探索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推进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不过，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的最终形成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全球性急剧扩张的阶段，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先进”的现代文明的象征，传入“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

　　清末科举制的废除，“新学”的引入和传播，新式学堂以至现代大学的建立，使现代哲学社会科学进入中国，经史子集的传统学问分类被各种“主义”和各种“学”所取代。其中就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最终，也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说新的统一主权国家的建立意味着中国政治主体性的重建，那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则意味着中国学问与思想文化主体性的重建。这种主体性最根本的体现就在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志趣与使命，最终乃是为了克服与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构建一种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的新型社会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加上苏东剧变后新一轮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使中国经济社会在三十多年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面对这样崭新的世情、国情、党情、民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必须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否则就可能失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同样需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否则就可能失去对变化中的中国与世界的认识力、解释力和引导力。

从这种宏大背景出发，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的重大意义。他以此勉励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现状：主体自觉达到更高层次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又有一个“向西方学习”的阶段，西方的种种主义和学说，特别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时髦理论，不断被引介进来，社会科学领域不少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也都源于西方。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与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现代性”以如此广度、密度、深度在中国入场，必然引起包括学术思想在内的整个社会意识的重构。

根本问题在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是要以西方思想理论所基于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为目标，把所谓“发达”、“先进”的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社会与制度视为自己的终极理想，还是应该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为探索一种更好的现代性方案而努力？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问题的答案开始变得明朗起来，即中国不仅应该而且能够走出一条越来越宽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这一方面源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中国的经验、道路乃至模式；另一方面也源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不断涌现的主体自觉。

自觉来自反思，特别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当人们认识到，既有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只是现代性话语的一部分，是植根于西方社会且是为了解释西方社会的时候，那就是觉醒的开始。何况，即便“西方”也不是一个整体，内部也充斥着多样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严重。这就使中国学术思想界提出，要在一种更宏大的视野中“重新阅读西方”，即把西方开启的现代性小传统放在整个西方的大传统中进行理解，以便真正能够“通古今之变”。在此基础上，也就可以更好地辨析西方现代性的症结，勘透中国问题的实质。

自觉来自自信，根本上是对“中国道路”的自信。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盛行的时候，中国学界就有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声音，只是那时还比较微弱。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在西方大范围蔓延的经济危机，彻底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的迷梦，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臻于破产，这无疑从反面加强了中国学界对“中国道路”的主体自觉。由此，关于“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讨论出现了一个小高潮。而在近年来欧美社会内部诸多问题愈益显露、世界整体结构和既有秩序出现深刻变动的情况下，对“中国道路”的反思也不断深入，达到更高层次的自觉。

方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有待构建的比较成熟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即：既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也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还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基于此，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或许可以在以下几个方向努力。

首先，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发展，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合。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教条，而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和有力武器，要想使其焕发出巨大的伟力，必须在坚持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充分相结合，实现进一步的理论创新。至今为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已经取得了两次伟大飞跃，一是毛泽东思想，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接下来进行理论创新的契机，或许是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深入地把马克思主义放置在数千年中华文明的传统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合。这一方面需要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更加全面深入、更加契合时代需要的整理和重构，另一方面也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更具创造性、更能指引未来发展的会通与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是成为更具文明论意义同时也更具普遍历史意义的中国社会主义。

其次，从制度层面完善和阐发“中国方案”，为中国问题以及人类问题提供更加有效也更加美好的答卷。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从其始因来看，是因为遭遇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冲击，面临一种全新的现代制度形态和生活方式的挑战；从其结果来看，必将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形成一整套更加契合人性需要、更加合理有效、更加美好完善的制度形态和生活方式。在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注重从中国道路的实际经验出发，从中国制度的有效运行着手，适时地进行理论上的归纳概括和创新发展，进而才能更加有力地解释现实、指导实践、引领未来。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进行的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是前所未有的事业。这需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葆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和视野，包容和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及哲学社会科学资源，同时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研究。比如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无疑应该立足于当下中国政治的实际运作，放眼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未来，但同样也需要我们从历史的和比较的视野出发，对中华治理史、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权建设的历史、西方政治制度乃至世界各大文明治理经验进行研究。

最后，从宏观、中观、微观各个层面，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所涉及的各领域具体实践进行研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也就是要求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

需要强调的是，对现实问题的研究需要宏观、中观、微观各个层面的分析综合，也需要各学科、各专业的分工配合。大转型、大变革的时代呼唤大思想、大理论的产生，而大思想、大理论必然是对一些宏大的、基础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关键问题的创造性解答，因此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绝不能失去宏观的视野和思维。同时，也应注重对中观和微观问题保持敏感，既能够见微知著、举一反三，又能够看到不同层面问题之间的有机关联，这样才能获得一种真正具有总体性，既可“致广大”又能“尽精微”的研究视野。进而，各个学科和专业的不同研究者，也才可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取得具有更高价值的知识增进和理论突破。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2月08日头版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