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东
摘要：突厥官职中，设因领兵而独树一帜，致使唐朝于贞观四年为突厥设置羁縻州时，就依据颉利可汗、突利可汗、沙钵罗设苏尼失等三大突厥势力的范围而划定行政区划。传世碑文、史料均明确记载顺州、祐州、化州、长州、北开州、北抚州、北宁州、北安州等都督府是同时并置的。颉利可汗曾于大利城置牙，后来的定襄都督府的治所就治于大利城。云中都督府治于云中故城。贞观十三年，定襄、云中二府并废。十七年，两府复置于灵、夏地界。
关键词：突厥；苏尼失；阿史那思摩；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
隋末唐初，突厥据漠南，南鄙与胜（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夏（今陕西靖边北）、朔（今山西朔州）等州相邻，颉利可汗主漠南，突利小可汗主东偏，苏尼失主西偏。突厥既降，颉利之众分为四，一南迁鄂尔多斯高原，一附漠北薛延陀，一投西域，一留漠南。唐朝即以颉利、突利、苏尼失故地分置定襄、云中及顺、祐、化、长、北开、北宁、北抚、北安州等都督府。由于传世史料互相出入很大，给后世留下很多疑惑，如羁縻州的数量、初置时间、治所、变迁、隶属关系等，都成为史界争论的焦点，讫无定论。以下试就个别论点提出质疑，以就正方家。
一、北开州、化州、北宁州、长州都督府
唐贞观四年（630），突厥部落内附，被安置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到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的广大地域，设为羁縻州，《旧唐书·突厥传》载：“太宗遂用其计，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1］（P5163）《通鉴》卷193贞观四年四月戊戍到六月丁酉等条载：“上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2］（P6077）“五月，辛未，以突利为顺州都督，使帅其部落之官。……（壬申）拜（阿史那思摩）右武候大将军，寻以为北开州都督，使统颉利旧众。丁丑，以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为丰州都督，……”［2］（P6077~6078）“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苏尼失为北宁州都督，以中郎将史善应为北抚州都督。壬寅，以右骁卫将军康苏密为北安州都督。”［2］（P6079）《新唐书·地理志》河北道载：“顺州顺义郡：贞观四年平突厥，以其部落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于幽、灵之境；又置北开、北宁、北抚、北安等四州都督府。”［3］(P1125)新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所设羁縻州中还见定襄、云中两都督府。《通典》、《册府元龟》大致与《旧唐书》同，《太平寰宇记》唯记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唐会要》仅记置六个羁縻州，由定襄、云中二都督府统领。史界围绕这些史料提出各自观点，争论不休。其中一条观点，源自上世纪90年代，由樊文礼、艾冲两位学者提出了北开、北宁、北抚、北安州都督府是化、长、祐、顺州都督府前身的新说，我觉得这个观点还可以讨论，先论北开、化、北宁、长州都督府等。
第一，突厥是游牧部落，迁徙而不定居，其内附之初，虽设羁縻州，有的部落仍无固定治所。特别是鄂尔多斯高原，自魏晋南北朝到唐初一直为畜牧地带，史念海先生云：“鄂尔多斯高原位于明长城之北，河套平原则在阴山山脉之南，黄河如带，贯穿其间。大致说来，这两个地区农牧兼宜。在历史上就曾经有过几次农牧交递的变迁。”［4］（P82）“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游牧民族的重新迁来，这两个地区的农田就又一变而为牧场，也就是说恢复到原来的草原。”［4］（P92）虽自北魏末期起，鄂尔多斯高原部分地区出现了由牧转农的端倪，但其大面积的恢复农业是从唐代前期开始的，而隋末唐初，这里仍是便利游牧部落从事畜牧业的区域，如《隋书·突厥传》载突厥内附部落“迁于河南，在夏、胜二州之间，发徒掘堑数百里，东西拒河，尽为启民畜牧之地。”［5］（P1873）至贞观七年（633年），灵、夏一带羁縻州始落实州治，《旧唐书·地理志》载“七年，于德静县置长州都督府。八年，改北开州为化州。十三年，废化州及长州，以德静、长泽二县来属。……德静，隋县。贞观七年，属北开州。八年，改北开州为化州。十三年，废化州，以县属夏州。……长泽，隋县。贞观七年，置长州都督府。十三年，废长州，县还夏州。”［1］（P1413~1414）七年，于长泽县（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北）、德静县（今内蒙古乌审旗乌审召镇以南）置长州、北开州都督府（旧志将长州都督府设置地点记为德静县、长泽县两地，误，当以长泽县为是。艾冲先生将德静县属北开州之“属”推定为“置”字，甚确），并非为二府始设之年，而是有固定治所之始。
第二，《通鉴》卷193贞观四年五月壬申条载思摩归唐被封为北开州都督，《旧唐书·突厥传》载贞观四年（630年）到十三年（639年）间思摩一直为化州都督府都督，自北宋以来，史界就怀疑北开州、化州的关系，樊、艾更以为二者是前后相袭的关系。我以为二州是并置的，旧志所谓改北开州为化州，是二州同置于贞观四年，七年，北开州始有治所，化州仍无。八年，改北开州为化州，即以德静县为化州治所，合并二州为一州。其所以如此，与阿史那思摩在突厥中的特殊地位有关，《旧唐书·突厥传》：“思摩者，颉利族人也。始毕、处罗以其貌似胡人，不类突厥，疑非阿史那族类，故历处罗、颉利世，常为夹毕特勤，终不得典兵为设。……及其国乱，诸部多归中国，唯思摩随逐颉利，竟与同擒。太宗嘉其忠，除右武候大将军、化州都督，令统颉利旧部落于河南之地，寻改封怀化郡王。”［1］(P5163)四年，似分思摩所领颉利部落置化州、北开州都督府，以思摩兼任二州都督。《唐会要·安北都护府》：“封阿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处其部落于河南朔方之地。”［6］（P1314）颉利入朝，先后封虢州刺史、右卫大将军，卒后赠归义王，始终不领部落。突利来降，授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突利、苏尼失、思摩三人不仅封为郡王，而且都领有部落、实地，因此设置羁縻州所依据的是以三人所领部落、土地为划分的标准。八年，颉利可汗死，突厥部落首领以故俗而殉死者有北宁州都督苏尼失等，北陲局面因而受重大影响。三大郡王中突利、苏尼失皆死，唯余思摩一人，成为当日突厥惟一有重望之首领，为突厥降部众所瞩目，势不得不殉死。太宗为解脱其窘境，并保障唐北陲安全大局的稳定，于是合并北开州、化州为一州，仍由思摩统领管理。这一形减而实不变的措施，既保留了思摩所领部落，又减轻了其舆论压力。于是，史册上就出现了两种关于思摩任职的记载。以上为一假说，似以解释史籍记载之矛盾。
第三，处于夏州的长州都督府可从突厥官职、封地中推理其部落由来，《新唐书·突厥传》载：“于是处罗子郁射设以所部万帐处河南，以灵州为塞。”［3］（P6029）《新唐书·突厥传上》：“（贞观三年）灵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道宗战灵州，俘人畜万计，突利及郁射设、荫奈特勒帅所部来奔。”［3］（P6035）郁射设部从灵州以北东迁夏州，以设领部落而独处一地，考虑到其地位、影响，似以此部落置为长州都督府。
第四,北宁州都督苏尼失曾任始毕、颉利可汗时的沙钵罗设，主管灵州西北一带部落。《旧唐书·突厥传上》：“可汗者，犹古之单干；……其子弟谓之特勤，别部领兵者皆谓之设。”［1］(P5153)始毕可汗时，俟利弗设、莫贺咄设（五原北，今内蒙古巴盟乌拉特前旗境内）及沙钵罗设（灵州西北）各当一面。处罗可汗时，有泥步设（幽州以北）、步利设、奥射设、莫贺咄设及沙钵罗设。颉利任可汗时，阴山以北有多个欲谷设统治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等部落，幽州以北有郁射设（后迁徙灵州），灵州西北有沙钵罗设，另有延陀设、步利设等。《旧唐书·阿史那忠附苏尼失传》：“贞观初，阿史那苏尼失者，启民可汗之母弟，社尔之叔祖也。其父始毕可汗以为沙钵罗设，督部落五万家，牙直灵州西北，……及颉利政乱，而苏尼失所部独不携离。突利之来奔也，颉利乃立苏尼失为小可汗。及颉利为李靖所破，独骑而投之，苏尼失遂举其众归国，因令子忠擒颉利以献。太宗赏赐优厚，拜北宁州都督、右骁卫大将军，封怀德郡王。贞观八年卒。”［1］（P3209）北宁州设置于颉利败亡、沙钵罗设内附之际，即贞观四年（630），苏尼失在任四年，死于北宁州都督任上。七年（633）于夏州长泽县置长州都督府，则长州与北宁州至少在七年、八年是并存于世的。突厥部落酋长虽有世袭之制（兄终弟及、父死子袭），但不足以为苏尼失、阿史那忠世袭同一职位之证据。据《唐故右骁卫大将军检校羽林军赠镇军大将军荆州大都督上柱国薛国公阿史那贞公墓志铭并序》：“父苏，左骁卫大将军、宁州都督、怀德元王，……公诱执颉利可汗而以归国，蒙加宠命，授左屯卫将军。年逾志学，遂参禁卫，……十一年内检校长州都督。”［7］（P602）是阿史那忠任检校长州都督一职的始任时间为十一年，上距其父苏尼失之死已三载。则八年到十年之间，继任苏尼失之北宁州都督者绝非阿史那忠无疑，彼时，忠尚在长安守卫宫禁，据《旧唐书·阿史那忠附苏尼失传》：“忠以擒颉利功，拜左屯卫将军，……贞观九年，迁右卫大将军。”［1（P3209）八年（634），苏尼失死，忠仍在长安任左屯卫将军，第二年，迁右卫大将军。十一年以前，阿史那忠一直在长安拱卫天子，并未如一些突厥首领虽虚领卫却实兼羁縻州都督而守于边州。如是，北宁州与长州都督府并无沿袭关系。苏尼失在灵州西北的突厥部落中有重要影响，以其子忠领曾寓灵州的郁射设部，而检校长州都督府也在情理之中。
二、顺州、北安州、北抚州都督府
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以北，领契丹、靺鞨、奚等。《旧唐书·突厥传》：“（贞观四年）以其（指突利可汗）下兵众置顺祐等州，帅部落还蕃。”［1］(P5161)此处“祐”字赘。《旧唐书·地理志》：“顺州下。贞观六年置，寄治营州南五柳城。旧领县一。”［1］(P1520)顺州都督府设置于贞观四年（630），无治所。五年（631），突利朝长安，路经并州病逝，以其弟继任都督。六年，废除都督府，置顺州。此前，营州都督府已置由奚、契丹、靺鞨等部落设置的羁縻州。突利既死，顺州都督府改为顺州，一同其它羁縻州。不能因六年顺州始有治所而将其推定为初置时间、地点。
北抚州、北安州与六胡州有一定的关联，已为史界所发现马长寿在《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中指出史善应、康苏密所领胡部在北抚州、北安州与六胡州的过渡中是一脉相承的。史善应为北抚州都督，康苏密为北安州都督，以史、康为都督的部落必为粟特部落无疑。《通鉴》卷193贞观四年六月丁酉条载“以阿史那苏尼失为北宁州都督，以中郎将史善应为北抚州都督。壬寅，以右骁卫将军康苏密为北安州都督。”［2］（P6079）胡注：“此三州与祐、化、长、北开四州后皆省，史善应亦阿史那种，史单书其姓耳。”［2］（P6079）岑仲勉先生赞同胡注的说法见岑仲勉《突厥集史》卷5，第201页。我以为前文冠苏尼失以阿史那姓，何以紧接着冠善应以史姓，而不冠阿史那姓呢？胡注误。安氏祖辈应落籍于北抚州或北安州，史氏、康氏在粟特部落中人数最多，安姓较少，所以没有独立设州，而依附于史、康氏羁縻州，二北州是后来六胡州的雏形，所以也在灵、夏一带。北安州都督府是以康姓为主的粟特部落设置的，而顺州都督府是以突利部落设置的，并无前后相袭的关系。
祐州都督府资料甚寡，不论。除顺州都督府外，化、长、北开、北宁、北抚、北安州等都督府都分布在鄂尔多斯高原。《旧唐书?地理志》：“丰州下，隋文帝置，后废。贞观四年，以突厥降附，置丰州都督府，不领县，唯领蕃户。十一年废，地入灵州。”［1］（P1417）四年到十一年间，丰州都督府置为依郭的羁縻州。
三、定襄、云中都督府的治所
颉利既败，部落除分流到漠北、鄂尔多斯高原、西域之外，留在漠南的尚不少，唐将这些部落分置为六州，左隶定襄都督府，右隶云中都督府。关于二府所辖羁縻州，学界已有考证岑仲勉《编年》、《安北单于两都护府领州考》、《突厥杂纂·地里》等对定襄、云中两都督府所领羁縻州有详考，见其《突厥集史》。另，樊文礼、艾冲于此亦有考证，可资参考，此文暂不赘述。下仅论四年到十三年二府的治所。关于故定襄、云中城的位置，由于史料记载语焉不详，给后世留下很大争议。岑仲勉先生推测云中都督府治于颉利定襄故地：“此府本由颉利部分置，颉利本居定襄，则云中都督似在其地，……”［8］（P644）很明显，作者倾向于二府都在定襄故地一带，此说甚允。薛宗正先生则认为定襄都督府侨置于宁朔，云中都督府最初称云州都督府，置于盛乐。刘统先生推断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分置北定襄城、云中故城。艾冲先生认为突厥因游牧的缘故，二府在漠南无固定治所。而更普遍的观点则沿袭新志，认为二府伊始就侨置于宁朔、朔方关于北定襄城位置有内蒙古托克托、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的分歧，参见李崇俊《隋唐时期北部疆域的开拓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6期，第72页。关于云中故城的位置亦有内蒙古托克托、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的争论，参见樊文礼《唐代单于都护府考论》，《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第35页－40页，转第55页。岑仲勉观点见其《突厥集史》的《突厥杂纂·地里》章节，第642页－648页。薛宗正观点见其《突厥史》的《大河内外诸羁縻州府的建立》相关论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83页。另，薛宗正提出定襄、云中二府是汉人都督府，并非羁縻州，而我们能搜集到的史料都证明二府是突厥首领任都督的（定襄都督府都督阿史德枢宾、云中都督府都督舍利元英），明显是羁縻州无疑。刘统将北定襄城位置比定为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美岱古城，将云中故城比定为今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见《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页－14页）。据《1959年呼和浩特郊区美岱古城发掘简报》、《和林格尔县土城子试掘纪要》，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即汉定襄城、隋大利城，且美岱古城距呼和浩特东南45公里，土城子在呼和浩特南40公里（见《文物》，1961年第9期，第20页－25页、第26页－29页），二城相距甚近。据《水经注》古云中、盛乐相距80里之遥，则刘氏之比定有误。艾冲观点见其《唐前期东突厥羁縻都督府的置废与因革》一文。我是倾向于岑、刘观点的，认为定襄、云中两都督府早在贞观四年就有了固定治所，分治于土默川平原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城东北）。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尽废突厥羁縻州，恢复可汗制度，将部落徙黄河之北，以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建牙于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唐遂将建在此的云州、定襄县南迁，云中县也为新恢复的突厥可汗牙帐的腹地腾地方而南迁。十五年（641年），薛延陀渡白道川袭击突厥，俟利苾避朔州。突厥部落不服俟利苾，十七年（643年），尽南徙胜、夏。唐朝为之恢复羁縻州体系，复设定襄都督府侨治于宁朔（今陕西靖边东北），隶夏州都督府；设云中都督府侨治于朔方（今陕西横山西北之白城子），隶灵州都督府。二府之重设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非如新志所载定襄、云中二府于四年既侨置于宁朔、朔方。
二府及俟利苾可汗牙帐先后置于土默川平原是时势演变所致。自隋代始，突厥牙帐逐渐远离郁督军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北山），沙钵罗可汗将牙南移白道川（今内蒙古土默特平原），《隋书·突厥传》载“时沙钵略既为达头所困，又东畏契丹，遣使告急，请将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内，有诏许之。”［5］（P1869）隋末唐初，处罗可汗命莫贺咄设置牙五原（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境内）之北，莫贺咄设后为颉利可汗，仍牙旧地。贞观元年，颉利移牙朔州。后又移于白道川，居定襄，此可从李靖破袭颉利之事推知，据《旧唐书·突厥传上》：“四年正月，李靖进屯恶阳岭，夜袭定襄，颉利惊扰，因徙牙于碛口，胡酋康苏密等遂以隋萧后及杨政道来降。”［1］（P5159）《通鉴》卷193贞观四年正月条胡注：“恶阳岭，在定襄古城南。善阳岭，在白道川南。”［2］（P6070）李靖从恶阳岭北向定襄，即颉利牙所在。隋末唐初，富饶的土默特平原先后为沙钵略、颉利两代可汗建牙所在。定襄、云中二城自汉以来既为北疆重镇，向北控制着白道、阴山道、青坡道等要路，所以，唐初结合当时突厥内徙的情况与置牙的历史趋势，将颉利旧部安置到定襄、云中，而没有像黄河南岸的北开等州经历了一个由半定居、半游牧到定居的过程。
颉利置牙的定襄唐代称北定襄城，《通鉴》卷193贞观四年正月条胡注：“《旧志》：朔州马邑郡治善阳县，汉定襄县地，有秦时马邑城、武周塞，后魏置桑乾郡，隋置善阳县。又《隋志》，云州定襄郡治大利城，即文帝所筑以处突厥启民可汗者也。李靖所袭破者，当是此城。唐谓之北定襄城。……宋祁曰：古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广衍，龙荒之最壤。宋白曰：朔州北三百余里，定襄故城，后魏初之云中也。”［2］（P6070~6071）胡三省断定的是，自汉以来，此城屡经翻修，至隋代即筑大利城，置启民可汗。《隋书·突厥传》：十九年六月“拜染干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上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5］（P1873~1874）《隋书·地理志》定襄郡条：“大利，大业初置，带郡。有长城。有阴山。有紫河。”［5］（P853）后处罗可汗置杨政道于此城，“先是，隋炀帝萧后及齐王暕之子政道陷于窦建德，三年二月，处罗迎之，至于牙所，立政道为隋王。隋末中国人在虏庭者，悉隶于政道，行隋正朔，置百官，居于定襄城，有徒一万。”［1］（P5154）《通鉴》卷188唐高祖武德三年二月甲寅条胡注：“此盖隋之定襄郡也，治大利城。”［2］（P5878）胡三省判断的是。贞观十三年（639年），阿史那思摩率突厥部落北过黄河仍建牙于此城：“乙亥，突厥俟利苾可汗始帅部落济河，建牙于故定襄城，……”［2］（P6165）《通鉴》卷201麟德元年正月甲子条载：“初，李靖破突厥，迁三百帐于云中城，阿史德氏为之长。至是，部落渐众，……”［2］（P6339）此文误，云中当为定襄，《通鉴》卷193贞观四年正月条：“春，正月，李靖师骑三千自马邑进屯恶阳岭，夜袭定襄，破之。”［2］（P6070）同条胡注：“云州定襄郡治大利城，即文帝所筑以处突厥启民可汗者也。李靖所袭破乾，当是此城。唐谓之北定襄城。”《通鉴》卷193贞观四年正月乙亥条云：“李世勣出云中，与突厥战于白道，大破之。”［2］（P6071）李靖、李勣兵各行定襄、云中，李靖既破突厥，何以将部落迁到李勣经行的云中，而不迁到自己经行的定襄呢？故此云中城当记为北定襄城。另据新志，阿史德部落所置阿德州属定襄都督府。《唐会要·诸蕃马印》亦载“阿史德马，与苏农执失马同类，在阴山北，库延谷北，……以上，定襄府所管。”［6］（P1307）阿史德部落的牧群也归定襄都督府所管。俱证《通鉴》之误。李崇俊考证大利城位置云：“紫河，即流经今和林格尔、清水河县境的浑河，蒙古语称乌兰木伦（红河）。金河，今呼和浩特南部的大黑河古称金河。正说明大利城即在白道南、金河与紫河之间的地区。”［9］（P72）甚是。浑河、大黑河贯穿土默特平原，这座平原上的另一座名城，即古云中城即在大黑河口附近。《水经注·河水》载“白渠水西北，迳成乐城北。《郡国志》曰：成乐，故属定襄也。《魏土地记》曰：云中城东八十里有成乐城。……白渠水又西迳魏云中宫南。《魏土地记》曰：云中宫在云中县故城东四十里。白渠水又西南，迳云中故城南，……”［10］（P83）《水经注》还记载了古芒干水与云中故城的位置关系，胡三省极赞成其观点，严耕望先生也据之推论：“由单于府西南西行约四十余里至北魏云中故宫，又西四十里至秦汉云中故城（今托克托城东北约二三十里），皆在金河即古芒干水（今黑河）之南，白渠水（今岸水河）之北。”［11］（P1357）严先生将云中故城比定为今托克托。《通典·州郡·古雍州》胜州条：“有故云中城、拂云堆、金河。”［12］（P4532）胜州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故云中城即在此州境内，比于地望，为托克托无疑。岑仲勉先生有《云中故城考》也倾向故云中城在今托克托附近，见其《突厥集史》卷4《附：云中故城考》，第146页－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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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岳东（1969－），男，陕西咸阳人，硕士，华清池管理处文史室文博馆员，主要从事隋唐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