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霸权的逻辑及其普遍性的困境

——简析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普遍性与本质主义之争

孔明安

    偶然性与普遍性不仅构成了近代哲学的基本范畴，也成为现代政治哲学难以越过的门槛。那么，偶然性与普遍性这一古典的哲学范畴究竟是如何与现代政治哲学关联起来呢? 后马克思主义是 20 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的西方左翼思潮，其著名代表人物有拉克劳、墨菲、齐泽克和巴特勒等。总的来说，他们的观点相近，立场相同。如果深入研究，则会发觉在他们各自的立场和观点中存在着某种细微的差异。2000 年，《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一书出版，巴特勒、齐泽克与拉克劳三位西方左翼学者围绕着“霸权逻辑与现代康德主义”的问题展开对话与争论，把普遍性与特殊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等传统的哲学问题推到了现代哲学的前沿，并成为现代政治哲学难以规避的棘手问题。

    一、霸权逻辑与现代康德主义的变种:巴特勒的批判

    在《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一书中，拉克劳、齐泽克和巴特勒围绕着现代政治建构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进行了论证。具体而言，巴特勒和齐泽克认为，拉克劳的政治哲学，即其霸权策略，无非是康德主义在现代的变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康德主义者、一个现代政治的二元论者。巴特勒和齐泽克之所以对拉克劳进行如此定位，其主要目的还是要将拉克劳所谓的社会主义定位在“修正主义”路线上，而非拉克劳自己所标榜的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更不是拉克劳标榜的后马克思主义。

    巴特勒是当代西方一位后现代主义者，以研究女权主义和伸张同性恋的权力而闻名。她的理论又被称 为“酷儿”( queer) 理论，“酷儿”意即“异常的、行为古怪的”，是一个被用来贬损男女同性恋的贬义词。在对传统的异性婚姻体制批判分析，以及伸张同性恋婚姻权力的过程中，她运用福柯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社会规范的压制与主体的反抗密切地关联起来，由此引申出其性别问题上的“述行”概念和“文化翻译”等概念，从而与拉克劳和齐泽克的政治哲学发生了对接并交锋。所以，共同的问题域和相似的哲学背景将巴特勒、拉克劳和齐泽克三人聚集到政治哲学有关偶然性、霸权与普遍性问题的大旗之下，并引发了他们之间有关霸权( 领导权)问题的激烈争论。巴特勒在《竞争的普遍性》谈到，在她与齐泽克和拉克劳三人商定撰写《偶然性、霸权与普遍性》一书之前，每个人并不知道另外两人所写文章的主题及其核心观点，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向动笔写作。然而，等到文章出来后，她吃惊地发现自己与齐泽克的第一篇文章《是阶级斗争还是后现代主义? 是的，请! 》中的观点极其相似，两人都是从形式主义的视角，从先天形式与具体内容的混合的视角来分析和批判拉克劳霸权理论的二元论特征。她说: “我和齐泽克在下述这点上是一致的; 我们都用不同的方法关注某些内容是如何从特定的普遍性观点中被排除出去的，这一排除自身如何回应虚空和形式风格上的普遍性的生产的。我认为，我们都是从黑格尔那里引出这一点的，而且需要理解，这一特定的排除机制是如何在普遍性层次上，好像导致了形式主义的效果。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一出无意的形式主义喜剧，其中我和齐泽克相互指责，而拉克劳则对这个术语进行了精神性的捍卫”。

    按照巴特勒的上述观点，她与齐泽克对拉克劳的批判也如出一辙，即拉克劳的霸权逻辑是一种康德的先天形式与经验内容的混合物，而非辩证的有机关联。巴特勒批判的立足点来自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重新筹划普遍: 霸权以及形式主义的界限》一文中表露无遗。她指出，拉克劳的霸权逻辑预设了某种先天的先验形式，即霸权逻辑的“空能指”，由此导致政治霸权的非历史性，以及霸权的先验形式优先于政治建构的具体内容，使拉克劳自己的霸权逻辑分裂为空洞的能指和偶然性政治内容相结合的二元论。巴特勒说: “如果我们把普遍性视为一个‘空’的位置，一个由特定内容‘填充’的位置，并且我们进一步把政治意义理解为填充那个空位的内容，那么我们便假定了政治相对于语言的外在性，而语言似乎消解了拉克劳支持的政治述行性( performativity) 概念。为什么我们应当把普遍性理解为一个空‘位’，它等待着先前和随后事件中出现的内容? 仅仅因为它否认或压制了它借以出现的内容，它才是空的吗? 而且在它出现的形式结构中，否认的痕迹又在哪里呢?”

    显然，在巴特勒看来，拉克劳的霸权理论中所蕴含的普遍性并无具体性的内容，而仅仅是一个“虚空”的形式，一个由特定的具体内容来填充的“空位”。如巴特勒所言，她的这一理解不仅局限于她自己，而是齐泽克也持同样的立场和观点。为了深化对这一争论的理解，我们且看齐泽克是如何批判拉克劳霸权概念的普遍性的。齐泽克说: “我再一次强调，拉克劳理论大厦最关键的部分是典型式的康德的相互依存，即霸权逻辑‘永恒’存在的先天( a priori) ，与从‘本质主义的’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向全面主张争取霸权斗争的偶然性的逐渐转向这一历史叙事之间的相互依存——就如康德的某种先验先天与他的人类学—政治的进化叙事相互依存一样，那种叙事认为人类学向启蒙成熟逐渐进步。这种进化叙事的作用正好解决了上述( 霸权逻辑的)形式普遍性框架的含糊性——并含蓄地回答了下述问题: 这种框架究竟是一种( 政治的) 非历史的普遍性的( 形式) 结构，抑或只是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特定的意识形态—政治丛结的形式结构? 这个进化叙事基于这两个选择之间，它说明了普遍构架是如何‘被本身假定’的; 它如何才成为意识形态—政治的生活的明确的构造原则。”

    齐泽克这段话虽然比较晦涩，但他与巴特勒的意思基本相同。他指出，拉克劳后马克思主义偶然性逻辑的本质无非是康德的先天形式与后天经验内容的混合物在现代政治中的翻版，是康德的先验逻辑与其人类学—政治的进化思想的翻版; 一句话，拉克劳提出的建基于偶然性逻辑之上的霸权逻辑无非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先天综合判断”命题的政治学的复制品，也即永恒存在的霸权逻辑的先天形式与偶然性逻辑基础上的争取霸权斗争的内容的结合。具体表现为霸权的形式普遍性与拉克劳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激进政治”的经验内容的结合。在此，拉克劳把传统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替换为“多元激进”的民主争霸，一种后现代的政治斗争逻辑。因此，霸权逻辑表现为某种非历史性的普遍形式，而霸权斗争则表现为经验内容，具体体现为争取生态、女权和边缘人群的权利的斗争。

    基于上述的定位，巴特勒和齐泽克都认为，拉克劳的理论无非是一种自我设定的普遍的形式结构，即在现有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框架内进行的对抗游戏，而游戏的内容则是意识形态-政治的生活。齐泽克说道: “难道这种解决方案不包括如下这种作为‘范导理念’( regulative Idea) 的康德逻辑，它致力于不可能的完满性的无限方法? 难道它不包括这样的顺从 /犬儒主义的姿态，即‘虽然我们知道自己将失败，但我们还应该坚持探求’——也即某个代理者( agent) 知道，其所追求的全部目标是不可能的，其最终的努力必然失败，但他仍然把对这个全部幽灵的需求作为一个必然诱惑接受下来，给它提供能量以解决部分难题”。

    在此，齐泽克的批判目的一目了然，即无论如何进行对抗和争取霸权的斗争，无论霸权的偶然性逻辑如何运作，拉克劳以霸权的偶然性逻辑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斗争终究难以逃脱资本主义社会的先天形式结构。它既是无力的反抗，也是犬儒主义的徒劳游戏，明知道争取霸权斗争的结果会失败，但他仍会做无谓的自欺欺人、喋喋不休式的反复论证，给人们提供一个“画饼充饥”式的诱惑图景。具体而言，它就是拉克劳建立在“偶然性逻辑”基础上的“空能指”概念的运作。这种“空能指”表现为霸权的“普遍性”的形式，并使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普遍主义与经验主义相混合的色彩。正是在“空能指”的先天形式的框架下，政治主体展开了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争取霸权的斗争和链接。当然，偶然性只能是针对着具体的内容和目标而言的。换句话说，究竟是哪一个群体或党派能取得政治领导权或政治霸权斗争的胜利，其结果是不确定的，它并不遵守传统的历史决定论，也不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称的“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这种乐观的预言和自信。毫无疑问，现代西方左翼争取霸权的目标和内容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是为了夺去领导权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然而，它却受制于置身于其中的先天的形式结构原则，也即由“空能指”的形式决定。如此，一种非历史的、普遍性的先天的形式结构就与历史的、偶然性的霸权斗争的内容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二、具体的抽象: 拉克劳的回应

    针对齐泽克和巴特勒的批判，拉克劳给予了坚决的回击。首先，拉克劳根本不承认其霸权理论是某种类似于康德的先天形式与后天政治经验材料的混合。拉克劳直接将巴特勒的论证称之为“巴特勒的论证诡计”。具体而言，拉克劳指出，巴特勒的无端批评包括三方面。

    第一，巴特勒对霸权概念内含的歪曲。拉克劳发问道: “巴特勒在什么地方发现我曾经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倡非历史的先验的结构规定理论? 在这点上，找不到任何答案。霸权理论是一个关于在社会和文化特定语境中出现的普遍性结果的理论……就此，我不得不补充如下，人们发现很难不把巴特勒的武器调转枪口朝向她自己并且问这样一个狡猾的问题: 述行行为是不是一个空的位置，将要在不同的语境中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填充?”

    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对霸权形成中的“空能指”概念的理解，也即拉克劳“空能指”概念的特征。对此，拉克劳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与《偶然性、霸权与普遍性》中一再强调，所谓霸权中的“对抗”既是先验的也是经验的。正因为如此，作为霸权构成的核心概念“空能指”也并非纯粹的先天形式，而是来自于“具体的抽象”。之所以把它称为“空能指”，是因为“没有任何必然的东西附着内容，它们仅仅命名一种历史有限性经验的肯定对立面: 作为一种广泛的不公正感觉的对立面的‘正义’; 当人们面对普遍的社会混乱时，就是‘秩序’; 在反社会的利己主义盛行的环境中，就是‘团结’，等等。当这些概念引起既存系统的不可能的完满性时，在不同的时候，它们能认同于各种不同以及对立集团的社会或政治目标。因此，我们表明:( a) 限制是纯否定的，它指向社会自我构造的最终不可能性; ( b) 当社会力图达到一个最终将被否定的完满性时，它生成虚空的能指，该能指在话语上担当着这个缺席的完满性的名称; ( c) 正因为它们是虚空的，这些名称本身依附于任何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目标，此时霸权斗争发生了，并最终证明是偶然的或短暂的依附之物的出现”。这段话清晰地表明了拉克劳“空能指”概念的特征，即空能指并非如巴特勒和齐泽克所谓的“先天的范畴”，而是“生成性的”或建构性的。这一点应该是确定无疑的。换句话说，“空能指”概念是在对特殊差异性否定的基础上生成的“虚空”能指。如此，就引入了“空能指”的第二个特征，即一旦“空能指”摆脱了与具体的特殊物的关联，那它就与完满性相关，甚至与完满性是一致的。因此，空能指必然是完美性的。而且，正因为“虚空”的特征，所以它就为各种不同的特殊内容进入“空能指”提供了机遇，为霸权的运作提供了空间。这就是拉克劳力图重申的，也是他据此反驳齐泽克和巴特勒的根据。从这个角度看，齐泽克把拉克劳的“空能指”归之于“典型式的康德的相互依存，即霸权逻辑‘永恒’存在的先天”，或如巴特勒将之归于“一个有待特定内容填充的‘空位”。这样的说法的确是不准确的，或者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拉克劳“空能指”概念的歪曲。不仅如此，拉克劳还反唇相讥。他指出，如果巴特勒将他的具体的抽象基础上的“空能指”指认为康德式的二元论，那么巴特勒自己的“述行行为”也难逃康德的二元论的嫌疑。

    第二，拉克劳认为巴特勒遗漏了其霸权概念的部分核心内容，即霸权的“具体的抽象”。他将自己所谓的“空能指”的生成过程称为具体的抽象。拉克劳说: “我们称之为虚空能指逻辑的东西属于这种类型的具体的抽象或世界。真正的问题并非如巴特勒所想的那样，是否在一个非时间的、前社会的地方存在着所有社会将填补的‘虚空’这个抽象的范畴，而是否具体的社会脱离了内在于它具体性的运动，往往会产生在倾向上是虚空的能指。”拉克劳在此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空能指”从特殊的具体到一般的抽象过程，其一是商品社会中的商品从具体使用价值到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的抽象，其中，商品的这一抽象并不是如齐泽克或巴特勒所谓的“先天形式”，而是在具体的使用价值基础上产生的一般抽象，此即“空能指”的产生过程。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人权”概念的产生过程。众所周知，“人权”是一个典型的“空能指”概念，它的产生也是建立在各种不同的人的权利如种族、性别、地位等不同类型的人的特殊权利基础上的，是在其之上抽象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空能指”概念。当然，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拉克劳还列举了索雷尔意义上的神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带领意大利人民反对纳粹占领的“加里波第主义”和“马志尼主义”，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抽象的“空能指”概念，它既是完满性的，也是匮乏性的，即集完满性和匮乏于一身。诸如我们经常提及的“自由、正义和民主”等概念，更是“空能指”概念的体现。拉克劳将这样的“空能指”称为“具体的抽象”或“具体的普遍”，它与齐泽克和巴特勒提及的“抽象”并不完全等同。他指出，在其所谓的“具体的普遍”中，“抽象与具体是相互污染的，因为( a) 能指将依赖于各自的社会和历史语境来实现空的普遍的代表这个功能; ( b) 这种虚空过程发生的程度同样具有语境依赖。( c) 虚空能指的逻辑具有自身的谱系——尽管它的形式可能性能够被抽象地规定，但历史的实现却依赖于不能从那种可能性推导出来的条件。”

    至此，拉克劳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他认为，巴特勒和齐泽克根本就没有注意他所谓的“空能指”概念是某种“具体的抽象”或“具体的普遍”，而武断地将之归于康德式的先天范畴与后天偶然性的政治内容的结合，他们完全忽略了“空能指”概念的历史生成过程，从而陷入了黑格尔式的抽象静止的“具体与抽象”辩证关系论中，即抽象即具体，或普遍即特殊。殊不知，从具体到抽象，或从特殊到普遍，是一个历史生成的过程，霸权逻辑正是由此而衍生出来的链接实践。在从特殊的差异到抽象的普遍的生成过程中，必然产生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或鸿沟，而非如黑格尔所谓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虽然就具体与抽象、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而言，巴特勒与齐泽克也承认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是相互污染的，但他们对普遍性的理解并非是某种虚空的普遍性的具体生成过程，而是只承认特殊性或具体性的存在，根本否认普遍性的存在。他们甚至不承认某种“虚空的”普遍性概念的存在，这是他与巴特勒与齐泽克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当然，在这一点上，齐泽克对普遍性的否定更为激烈，甚至直接秉承黑格尔的辩证法，提出了“普遍即特殊”、“实体即主体”观点。而就巴特勒而论，她也否定“普遍性”的存在，只不过没有齐泽克那么激进罢了。

    第三，拉克劳认为，他最不能容忍的是，巴特勒还部分地误解了自己政治霸权理论的有关概念。他说: “巴特勒对我的方法的概述最令人困惑的方面之一便是，她没有提到非常接近于她的‘翻译’概念的我的一个术语‘等价’。她甚至把我的 ‘差异’概念与‘排他性’或‘对抗性’相等同，这明显是不正确的，因为在我的理解中，当对政治空间的全部对抗性重组与等价范畴相关联时，‘差异’意味着积极的同一性。我已经试图在社会建构的逻辑中区分如下两种运作: 差异逻辑和等价逻辑，前者在社会谱系中规定了特殊的位置; 后者在对其他无限多的特殊性替代的基础上使某种特殊性‘普遍化’。”拉克劳在此想表达的是，巴特勒忽略了他的一个重要的“等价”或“等同”概念，甚至将他的“差异”概念与排他性 ( exclusion ) 、对抗( antagonism) 相混淆。这些概念都是理解拉克劳霸权逻辑的重要概念，一旦误解它们，则必然导致对其作为普遍性代表的“空能指”概念的误解。的确，拉克劳的“空能指”完全是建立在“等价”逻辑基础上的抽象; 而其“政治霸权”则是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上，且是建立在同一逻辑和差异逻辑的基础上。这一点，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已经做了详细的论述。按照拉克劳上述所言，差异概念不能被等同于差异逻辑，更不能将“差异”概念与“排他性”或“对抗性”等同。同样，“等价”逻辑也不能被视为“同一”逻辑。综观巴特勒对拉克劳的批判，她的确有此方面的“误解”嫌疑。如果这样，那我们不得不说，巴特勒在某些重要方面的确曲解了拉克劳。

    三、二元论与本质主义的嫌疑:拉克劳的批驳

    拉克劳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来批驳巴特勒，他不但不承认自己的“空能指”概念是康德式的“二元论”，反而认为巴特勒的观点中存在着自相矛盾，甚至二元论的倾向。具体而言，他认为，巴特勒在其所提出的结构限制与她未加定义的“文化”和“社会”范畴或语境依赖之间存在着一组二元的对立。一方面，巴特勒对文化和社会及其所依赖的语境从不加以规定; 另一方面，她又强调先天的社会规范或结构对主体的制约和束缚。拉克劳反问道: “巴特勒从未清楚地问自己，她的整篇文章为之疾呼的那个问题 ( 语境依赖性的条件和历史性本身) 是什么? ……要么它不得不断言历史性本身是一个偶然的历史建构——因此存在着不是历史的从而完全被超验地规定的社会( 因此，巴特勒的整个计划都将自相矛盾) ，要么她不得不提供各种历史性本身的本体论。为此，她不得不把超验结构的维度再度引入她的分析中。实际上，她忍不住选择了后者”。

    要理解拉克劳的上述反驳观点，我们还必须对巴特勒早期有关性别的建构及其“述行”概念有所理解。众所周知，巴特勒是以性别研究而闻名。秉承福柯激进的批判性思维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方法，以及拉康的精神分析的理论，特别是拉康所谓的“不存在性关系”等论调，巴特勒在20 世纪末形成了性别研究的独特观点，并与女权主义的性别观逐渐区分开来，集中体现在《性别麻烦: 女性主义与认同的颠覆》一书中。巴特勒提出了性别的“述行”概念，认为性别不是自然的、本质性的，而是建构性的。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的女权主义是以反对男子沙文主义，伸张和维护女性的平等权利或权力而独成一派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权主义对女权的维护是建立在男女性别的二分法，特别是建立在男女异性婚姻权利的基础上。如此，女权主义势必忽略或漠视那些未进入婚姻殿堂或不愿进入异性恋婚姻门槛的那部分人的权利。就此而言，巴特勒有关性别的研究自然是与男女性别二分基础上的女权主义观相对立的。既然如此，拉克劳为什么还指责巴特勒的思想中存在着二元论的倾向呢?

    为此，我们必须对拉克劳所指涉巴特勒的“结构限制”与“语境依赖”加以分析。拉克劳这里所谓的“结构限制”主要指的是巴特勒有关男女性别趋向上所遭受到的社会规范的“结构制约”或社会束缚，它既是男女性别认同的基础，也构成了男女性别区分的必要前提。在《性别麻烦》中，巴特勒质疑男女性别和性欲的自然性、稳定的不变性。巴特勒追问道: “性究竟是什么? 它是自然的、解剖的、染色体的，还是荷尔蒙的? 女性主义批评家该怎样评估那些打算为我们提供事实的科学话语? 性是否拥有某种历史? 是否每种性都拥有不同的历史，或各种不同的历史?是否存在一种能讲述性的二元性是如何形成的历史叙事? 是否存在着这样的谱系，它揭示了性的二元选择就是各种不同的建构? 那些看上去自然的性事实难道不是由各种各样的科学话语为了服务其他政治和社会利益而推论出来的吗?”巴特勒在此所质疑的是传统社会的男女二元划分的性别结构。她认为，性别主要是一种文化和社会建构，传统的性别二元划分其实是一种社会规范对主体“强加的”现实，囿于传统社会的男女二元结构，主体不得不受制于传统的社会规范或制度的束缚。

    巴特勒的这一观点显然是受到了福柯《规范与惩戒》和《性史》中有关规范论的影响。如果说性别及其形成来自社会建构，而非自然的属性，那么，巴特勒由此引申出“述行”概念，进而引申出述行概念的“语境依赖”，就是很自然的了。因为既然性别是建构的，那么，男女二分的性别划分就不是必然的，所以反对传统的男女二分的性别社会，倡导某种新的性别文化，如“同性恋”的社会或文化环境，也就具备一定程度的可能性。这就为巴特勒提出的“文化转换”或“文化翻译”提供了某种基础。从对男女二分的传统性别文化的批判转换到另类的“新文化”的“语境依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必须通过“文化翻译”“转换”( translation) 才能实现。或者说，必 须经过社 会或文化的某种“培育”才具备可能性。在此“述行”和“文化转换”就成为新的社会或文化“语境依赖”必不可少的步骤和条件。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从倡导某种新文化氛围的形成环境看，巴特勒的理论离不开“语境依赖”这一概念。

    与性别的社会建构相类似，性别的述行也是悖论性的。性别的认同过程既包含了对社会规范和规则的妥协、退让和服从，也包含了对社会规范的抵制，甚至对抗。显然，在巴特勒看来，性别形成的过程，既是规范的具体化过程，是一种具有强制的、胁迫性的述行实践，同时这一述行过程并非是全部规定好的、完美无缺的。在社会规范与主体之间，既存在着社会规范对主体的质询，也存在着主体对社会规范的拒绝和反抗。从巴特勒的分析方法看，在性别的述行及其规范和语境依赖诸关系之间，他娴熟地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将性别的社会建构与“文化翻译”或“文化转换”等概念密切地关联起来。这既是巴特勒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运用，也是其性别建构论招致批判的主要缘由。因为在性别问题上，他最终将性别的社会规范约束与性别的自主解放通过辩证的方法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难怪巴特勒在批判拉克劳的“霸权”带有康德式的嫌疑后，拉克劳反唇相讥，批判巴特勒的理论自身就有二元论的嫌疑，认为她的理论处于结构限制与她未加定义的“文化”和“社会”范畴或语境依赖之间的二元对立中。

    正由于此，拉克劳认为巴特勒漠视了他有关霸权的“具体的抽象”的普遍性，反而陷于结构决定与文化和社会的“语境依赖”之间的二元论上。他说: “介于抽象形式主义与‘社会’之间的巴特勒的排他性二元论使她忽视了某种事情，无论如何，这些事情对于理解社会自身构造和运行具有基本的重要性: 具体运动自身藉以构造抽象的过程( 即一种‘抽象’不仅仅是一种先于具体或从中分离出来的形式维度，而且是具体自身所趋向的某种事物。如果你喜欢，可以叫它具体的抽象) 。正是在这种具体的抽象中，而不是在任何先验的形式主义领域中，我发现普遍的所在地。”

    其次，拉克劳认为，巴特勒有关普遍性的观点存在着黑格尔本质主义的嫌疑。如上所述，巴特勒并不承认拉克劳所谓的“空能指”的存在及其虚空的特性，这是导致巴特勒与拉克劳在普遍性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因为只要承认“空能指”的虚空特性，就从逻辑上引发对“空能指”的具体经验的填补问题，引发拉克劳所谓的“霸权”逻辑及其实践，这一点无论如何是巴特勒无法认可的。巴特勒说: “当普遍性正好被表示其污染的那部分人所掌握时，没有什么方法能够预言在这样的情形中会发生什么，但是，把普遍净化为一种新的形式主义将只是重新启动了辩证法，生成了它的分裂的和幽灵般的条件”。

    显然，巴特勒反对形式的普遍性，即“空洞普遍性”，也就是她所谓的“形式主义的普遍性”; 当然，巴特勒更不看好作为“空能指”的普遍性被填充后的情形，所以她才说谁也难以预言填充的结果。她认为，普遍性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普遍性离不开特殊性。如果仅仅着眼于纯粹形式的普遍性，那么，必将导致普遍的“分裂的和幽灵般的环境”。如此，巴特勒和齐泽克将拉克劳在“空能指”基础上形成的霸权理论归咎于现代康德主义的变种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正由于此，巴特勒说: “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政治主张……既不是排他性的普遍性，也不是排他性的特殊性: 事实上，在那里，存在于某种普遍性的文化阐释所固有的特殊利益被揭示了，并且没有一个普遍性能够免受特殊语境的污染，它从这种语境中诞生，也在其中漫游。”

    就此而言，在对“空能指”的普遍性的否定上，巴特勒与齐泽克是完全一致的。对拉克劳的空洞的普遍性的否定，必然导致对“特殊性”的肯定。但必须清楚的是，这样的“特殊性”并非一般的特殊性，而是一种“普遍的”特殊性，是一种“固有的特色利益”，这其实就是齐泽克那种“具体的普遍性”。它与拉克劳所谓的“具体的抽象”或外在建构的普遍性是完全相反的，是建立在黑格尔“否定性”概念的基础上的普遍性。拉克劳将此种这种普遍性称之为黑格尔的本质主义在现代政治中的变种。

    拉克劳认为，巴特勒的普遍性虽然是建立在黑格尔的“否定性”概念的基础上，但它并不如齐泽克那样的坚定。相反，巴特勒经常游走于“外在建构”的普遍性与“内在的否定”之间，这就导致了他在某些观点上与巴特勒并无明显的巨大分歧，相反还非常接近或极为相似。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拉克劳的“等价”概念与巴特勒的“文化翻译”概念上。换言之，他们二人之间的差异，只是巴特勒误读了其霸权逻辑，并忽视了其霸权理论的核心内容，即“具体的抽象”的历史生成过程。拉克劳说: “我认为，如果巴特勒没有注意到我称之为具体抽象或具体普遍的那种东西，那是因为她的论证所依赖的黑格尔方法在思考结合具体和抽象这个问题所造成的。它不是污染而是和解……然而，说巴特勒没有重视‘具体的抽象’这个问题，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出现在她话语里她称之为‘文化翻译’的东西之中……无论我们的理论基础具有何种差异，实际上在最后，我们的政治立场相差并非如此之大。”

    也就是说，拉克劳认为，巴特勒所谓的“文化翻译”或“文化转换”与她的“具体的抽象”概念的普遍性特点非常类似。因为巴特勒的“文化翻译”是一个具有地域性和普遍性的概念，就“翻译”概念而言，它既不是一对一的直译，也不是脱离原文的任意解释或阐释，而是基于原文基础上的重新理解。另一方面，翻译的目的旨在通过翻译者的个人增补和阐释，从而使原文获得某种普遍性，以达到共同理解的目的。从这个角度讲，翻译同样是一个从具体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性的过程。这一过程与拉克劳从差异走向等价基础上的“空能指”的生产过程极其相似。正因为如此，拉克劳说: “我认为巴特勒称之为的‘翻译’与我称之为‘等价”的东西的内在结构事实上非常接近。对她来说，翻译意味着通过增补一些东西而使某种内容非本土化，这些增补的东西外在于阐明的原始语境，它通过增加透明的位置使自身普遍化，从这种增补行动中内容引出他自己的意义……等价并不意味着同一性……但这也需要等价运动无论以哪种方式总是在那里产生自己的结果，即普遍性。我准备赋予普遍性的唯一地位是，它是等价操作的沉淀物，这意味着‘普遍’绝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只是对应于一个总是有限的并且可以改变的特殊之间关系的‘名称’系列。如果我更喜欢‘等价’而非‘翻译’，那是因为后者保留了术语之间相互的总体替代之可能性的目的论的微妙性……无论翻译还是等价，我认为我和巴特勒都指向在知识和政治上都相似的某种东西。”如此，拉克劳不但回击了巴特勒的批判，而且化解了他与巴特勒之间的争论，而将矛头指向与之有着巨大理论分歧的激进左翼学者齐泽克。

    结束语

    偶然性与必然性、普通性与特殊性是近代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所关注的核心问题。黑格尔将这一问题置于其“绝对精神”的唯心主义羽翼之下，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思辨的唯心主义，并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凸显了偶然性与必然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综观巴特勒与拉克劳围绕着偶然性、霸权与普遍性的争论，从他们眼花缭乱、唇枪舌剑的争论中，我们既可以窥察他们在西方左翼旗帜下的有关普遍性概念理解上的细微差异及其不同，甚至包括对争论双方观点的部分误解，同时也可以体悟他们二人在方法上的共通和相似之处。

    无论拉克劳的“霸权”逻辑有无“二元论”的嫌疑，抑或巴特勒的述行理论是否得以逃脱结构决定与语境依赖的困境，他们围绕着霸权的普遍性而展开的争论，无疑大大深化了传统西方哲学有关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问题的研究，甚至也启发了我们对马克思所论及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重新思考，并使我们看到了后现代政治生活中所存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那种难以弥合的裂缝及其张力，由此折射出普遍性和特殊性在后现代政治哲学中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后马克思主义围绕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争论将成为现代政治哲学不可规避的哲学问题，这是我们在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研究中必须重视的一个理论问题。（注释略）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作者单位：《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