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丽丽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经历了与国民党的战争博弈、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的三次重大转型，每一次转型都是一次适应性的实践，每一次实践都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为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提供了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实践则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政治文化的思想内容。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适应性；传统政治文化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7月成立至今，经历了三次重大挑战：第一次是与国民党的战争博弈，第二次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第三次则是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的转型。本文以政党的适应性理论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共产党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以及这种适应性实践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
一、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实践
（一）适应性理论
适应性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概念，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表述。到目前为止，较为系统地阐述过政党适应性理论的主要有三位学者，即塞缪尔·亨廷顿、布鲁斯·迪克森、彼得·梅尔。三位学者对政党适应性理论的论述各有侧重，亨廷顿将适应性界定为政党后天获得的组织性，即政党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在他看来，环境提出的挑战越多，年代越久，适应力也就越强。迪克森认为适应性是以执政党为分析单位的，它被定义为一种政治体系的创设，即对社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利益更具反应性的政治体系的创建。它意味着从集权到民主的转变过程，是集权型政党在不牺牲既有政权体制的前提下，继续生存的一种改革途径。与亨廷顿、迪克森相比，梅尔的适应性理论将适应与控制紧密结合，他认为维系政党及其体系的真正动力机制在于其限制选民选择、构建公民政治视野的持久能力和独立变革的能力。具体而言，即适应与控制，一旦这两方面能力丧失或衰退，政党将遭遇风险。本文拟选取亨廷顿的政党适应性理论来分析中国共产党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
（二）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实践
从1921年7月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组织，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几经磨炼，终有所成就。
1、1921—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实践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此之前，中国国民党已经成立。虽然都是政党组织，但指导思想不同且实力悬殊。如此实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想要生存不得不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其中，如何扩大自己的力量并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如何与实力强于自己的国民党共存，这两个问题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至关重要。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将领导实际的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作为工作重心，借此中国共产党初步扩充了自己的力量。一大时全国只有50几名党员，1923年三大召开时全国已有420名党员，1925年四大召开前，党员发展到近千人，比三大时增加了一倍多，1927年五大时全国党员总数达到57967人。[1]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1924年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创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但众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最终导致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失败告终。为了在与国民党的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最能体现这一转变的是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重新选择，放弃之前的以城市为中心，转而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不仅如此，跳出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局限，将其扩展至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充分发动全民族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成功的实践充分证明了从城市转向农村这一举动带给中国共产党的不仅是与国民党博弈的胜利，更是以后继续发展的重要铺垫。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还表现在思想理论层面。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根据他的论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运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联系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2]当然，只以抽象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势必重蹈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三次“左”倾错误的覆辙。
2、1949—1976年：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适应性实践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如何真正适应这一转变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问题。
经济方面，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对个体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致力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扎根中国。1956年底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2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虽历经挫折，但还是为之后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到197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分别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了几倍、十几倍的增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原有工业部门大大加强，许多新的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几乎所有工业产品都比旧中国最高年产量有了成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长。”[3]
政治方面，清除内乱外患，净化政治与社会环境。颁布法律法规，制定条文章程，党的执政渐入正轨。令人遗憾的是，50年代中后期开始，过于频繁的政治运动不时打乱正常的前进步伐。
思想方面，一方面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借此清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余孽，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指导地位；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然而，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理论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导致严重地混淆敌我和是非。
党的建设方面，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4]的要求，吹响执政党建设的号角。1951年秋至1952年的“三反”运动，专门针对党的干部身上出现的贪污腐化行为。1956年党的八大明确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等等。然而，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党的建设开始偏离正常的发展轨道，“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党的建设更是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3、1978年至今：从社会主义建设向改革开放的适应性实践
1978年5月，全国范围内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作出的决策把中国从社会主义建设引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改革与开放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主题。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体制改革是改革的核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其重要成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确立体现了党在所有制、分配方式上的与时俱进。对外开放从沿海地区试办经济特区，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开始，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实现了中国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
1980年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党政机构、干部制度的干部先后进行；人民代表大会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进入新阶段；民主党派恢复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得到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平稳发展。与此同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努力方向。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得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先后提出充分证明这一点。此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势在必行，一方面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另一方面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进入新世纪，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就党的建设而言，坚持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首先需要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改革、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仅如此，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大力推进反腐倡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都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党的适应性还体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与实践，“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实现，走和平发展道路等方面。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分析
（一）政治文化概念界定
作为政治学的一个概念，“政治文化”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提出。根据他的界定，政治文化是指某一民族和社会对于某一政治体系以及各种政治问题的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之后，阿尔蒙德进一步将政治文化解释为内化于民众的政治制度，即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包括政治认知、情感和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观与技能。
20世纪90年代，国内政治学者对政治文化进行了研究，产生了众多理论成果。总起来看，主要有三类观点：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政治文化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第二，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理论和政治心理、价值是其主要内容。第三，将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目前大多数研究者较为接受第二种观点，这一观点的代表为徐大同、高建。在他们看来，“所谓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政治思想，理论、价值观等的总积淀”[5]。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表现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孕育了丰富的传统政治文化，其最主要的内容可从如下几方面认识。
1、专制主义
专制主义是指与民主政体相对立的个人或极少数人独裁的政权结构形式。它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以家长制为内核，以官僚制为框架，以礼治为血肉，构建了一整套封建专制统治的运行机制。一家之中，父权是绝对权威，不可撼动；一国之中，君主拥有无边的权力，不受任何制约。与此相适应，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机构最大程度上保障着专制的发展与维持。传统中国礼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尊尊”和“亲亲”，尊尊为忠，亲亲为孝，其实质是确立贵贱尊卑的等级秩序和制度，君臣有位，尊卑有等，贵贱有别，长幼有序；礼治的基本原则是“三纲五常”，是一整套法律化、制度化了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这是礼治的思想基础。[6]家长制、官僚制、礼治构成了一个专制主义制度整体，建构了中国封建社会稳固的根基，并在其数千年的运行当中，将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深入人心。
2、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主张无条件和无差别地在社会成员之间绝对平均地分配财物、机会和政治权力。天下为公、大同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皆为平均主义的重要表现。平均主义强调分配的绝对无差别，因此，它与平等、公平存在根本性的区别。无论平等、公平均以允许合理差距的存在为前提，既有差距，就不能妄谈平均。以此理解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之下的分配，差距悬殊，所谓的平均主义只是徒有其表，无有其实罢了。
3、道德与政治密切结合
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密切结合，道德服务于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中心内容和突出特点。一方面强调泛道德，将伦理道德泛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认为道德是支配社会、人生的普遍性规律，政治、经济、文化都是道德的附庸。另一方面强调人是天生的道德动物，道德的完善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个人因道德目标而存在。再一方面强调道德是宇宙的根本，是其他事物发生的原因，道德问题一解决，其他问题包括政治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因此，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就是实现道德，实现的途径是按照三纲五常的规范修身养性。三纲五常是一整套法律化、制度化了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政治与伦理相统一的理论。自然，依照三纲五常来提高自己的修为鲜明地体现了道德政治化和政治道德化的政治文化特征。
4、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的源头可追溯至氏族社会时期，尧舜“允执其中”，《周易》一书出现了明显的“尚中”倾向。春秋末期，孔子进一步丰富了“尚中”观点并以此建构了“中庸”的思想体系，使中庸之道成为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和灵魂。
中庸即尚中，反对“过”与“不及”；中庸即时中，能审时度势，因时变通；中庸即中和，要求“中”与“和”的和谐统一；中庸即不易，“天不变，道亦不变”。具体而言，传统的中庸之道认为为了保持事物的稳定，就必须节制，否则必然向两极发展，并走向自身的反面。
三、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
（一）传统政治文化为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提供了思想资源
中国共产党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是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逐步提高的，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扬长避短，吸收和借鉴了传统政治文化中积极性的因素，克服与避免了一些消极性的因素。
作为一种富于辩证法精神的思维方法，中庸之道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要求人们为人立身要正，处事要坚守正道。人们应把感情、欲望、思想及行为控制在政治及道德的范围内，力避过与不及的偏激行为。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突出反映了中庸之道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7]这一观点强调了中庸的思维方式，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走极左的教条主义道路，也不走极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道路，准确界定了社会主义的内涵。此外，在处理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国家、人与社会的关系时，中庸之道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和谐处世，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将这一主张运用到了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实践当中。通过努力，力图实现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蓝图。
中国人的思想被专制主义浸染两千余年，巨大的历史惯性一时间难以完全清除。家长制作风、权力本位的观念依旧发挥作用，建党初期，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便是一例。中国共产党以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这一原则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结合，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受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殊的战争环境下，侧重集中有余，强调民主不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八大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发展党内民主等正确思想。然而，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党内民主生活日益削弱，个人崇拜逐步发展。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民主集中制更是遭遇严重破坏，个人崇拜渐入狂热状态。一直到1977年党的十一大，才恢复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提法。之后的探索，一方面强调要以党内民主逐步推动人民民主。充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另一方面则强调必须坚持和健全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专断，克服专制主义消极影响。
对于平均主义带给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绝对平均主义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8]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建立，与此相适应，按劳分配开始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分配方式。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按劳分配带有很大程度上的平均主义色彩，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付出与回报比例失调，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多次就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作出指示，强调多劳多得，“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9]，是不行的。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尝试恢复被搁置数年的奖金制度和计件工资制度为起点，拉开了分配制度改革的起点。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规定对于克服分配中平均主义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政治文化的思想内容
从根本上说，一定的政治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适应一定方式的政治活动而产生、形成的，它随着历史条件和政治活动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每一次转型的背后都蕴含着新的政治文化，新的政治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政治文化的思想内容。
具体而言，中国古代的士人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其特有的，主体性和依附性兼而有之的“从属参与型”政治心态。在这种心态模式的制约之下，士人们以掌握知识为手段，以干帝王业为目的，以忠君、治民、安天下为己任。绝大多数士人热衷仕途和谋利禄，真正志向宏伟，富于责任伦理精神者寥若晨星。[10]与这种从属参与型政治文化面向少数人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参与文化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一切依靠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足以证明这一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发动各个阶层的群众，最终赢得了人民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系列诸如国民经济的恢复、抗美援朝、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等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群众的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没有群众的参与不可能实现，虽然其间有正确有失误，但一次又一次的实践推动了参与型政治文化的逐渐形成。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淡出政治舞台，但市场经济造就了多元化的社会利益格局，出于对自身权益的关注，利益主体的政治诉求日渐强烈，再加上“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越来越多的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被释放出来，从而大大提高了人们参与政治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在此前提下，政治参与文化正式形成。新世纪以来，人们借助于各种媒介主动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个案已不在少数，这些个案的出现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参与文化不再是传统的从属参与，而是主动的、积极的参与。
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体制催生了民主政治文化的改变。商品交换的自由、平等，交换双方独立的权利主体地位，用契约来调整规范交换双方行为的做法，无一不影响着政治文化的改变。自由、平等、独立、法制的观念一方面对于清除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身依附、等级意识、人治观念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增加了新的时代内容。
当然，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其主流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这一政治文化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存在很大差异，不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使得其多少吸收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因素，从而也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
【参考文献】
[1]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85、134、233、266页。
[2] 中央档案馆编：“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58页。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1063页。
[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1439页。
[5] 徐大同、高建：“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与特征”，《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6] 参见张明军、吴新叶、李俊等著：《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分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54-155页。
[7]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
[8]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1页。
[9]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
[10] 参见葛荃著：《中国政治文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8-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