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根柢与实践遵循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永续传承的战略高度，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问题，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阐述，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上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号令。学术界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指针，守正创新、砥砺前行，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各方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出更多史学智慧和力量。

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中华文明历史经脉的精确把握。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塑造了中华文明特有的精神气质、历史传统、文化特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精辟论述，精准把握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中华文明历史经脉，科学揭示了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深刻阐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所在、精神命脉所系、价值追求所向，是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指路明灯。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中华文化根植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各民族都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前提在于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是牢固建立在史前时期各文明的交往、夏商周时期各族群之间的交流和东周秦汉以降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之上的。中华文明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像滚雪球般发展壮大。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辽河流域等多地区的早期文明之间并不是互相隔绝的。辽河流域与黄河、长江流域诸文化之间的交往情况共同构成了一个早期中华文化圈。商周东北地区、巴蜀地区，青铜文化的形成是多元的，发展是交错的。辽西地区位于欧亚草原东端，长期以来各种文化在此交汇碰撞，融合产生新的考古学文化，始终引领着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青铜礼器，揭示出蜀地青铜文化在东西向与长江流域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可得见蜀地与陕南汉水流域的文化交流情况。西周春秋时期，“华夏”高度的文明与文化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许多邦国部族的逐渐融入，给“华夏”注入新的活力。秦统一六国后，多元的族群被纳入郡县，诸族群民众的身份渐趋统一。秦汉以降，文化上的融合是各族民众不约而同地找到一致认可的共同点。如基本篇章成书于战国的儒家重要典籍《论语》，秦汉以降作为儒学教育的基础教材，影响遍及“东亚简牍文化圈”。西北地区出土的《论语》文献反映出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进行的有效治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而在整个“东亚简牍文化圈”，以儒家《论语》类文献为代表的文化理念的普及，则是各族民众文化交融的鲜明例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我们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古老的民族历史，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是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中华民族”的称谓，在今天更加深入人心。先秦秦汉以降的中华民族，是在以中原为主要活动地域的“诸夏”“诸华”的基础上，融合其他非华夏族群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为塑造“中华”观念进行的政治与文化实践，基本为后世所继承。西周春秋时期“华夏”族群的融合与发展，为战国晚期“中华”观念的出现奠定坚实基础。自产生之时，“中华”观念的基本内涵即包括以“华夏”文化为共同文化标准，以“禹迹”“九州”为共同活动地域，以黄帝子孙为共同世系认同。秦汉时期是中华文明至关重要的开创与变革时期。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开启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的恢宏序幕。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修筑直道、驰道以及分支道路将王朝全境联系起来。汉武帝时，为巩固“大一统”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诸方面的创新与变革，通过颁布“推恩令”“左官律”和“附益法”巩固中央集权；完善文官制度和官僚体系；建立稳定的货币制度；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法等新财经政策，实现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采纳董仲舒建议，确立儒家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主导地位；北征匈奴，通使西域，人类文明交通进入新纪元。秦汉在制度、思想、文化、对外交流等领域不断改革，其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为后世取法借鉴，经过四个世纪的创新积淀，新的“中国人”共同身份认同逐渐产生。“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成为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为前提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2024年4月，《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章强调，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是凝练文明基因、厚植文化自信、助力民族复兴的有效途径。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效途径。以殷墟甲骨文、商周青铜器铭文和战国秦汉竹木简牍文字为代表的中国汉字系统，承载着中华文化，对促进中华文明发展、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着重要作用。笔者亲身参与创作的《简牍探中华》，选取里耶秦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天回医简、银雀山汉简、武威汉简、居延汉简等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简牍发现，运用AI大模型、AIGC技术赋能制作等新媒体传播技术，创造性地展现、诠释出土简牍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物质与文化遗存，成为阐释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的有益尝试。节目的播出取得良好传播效果，多次获主流媒体肯定，深受专家学者和观众网友的好评。这一电视节目的创作，不仅体现着新时代青年研究者、青年媒体人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的文化担当，也是构建文化传承发展、研究学术范式的实际举措。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者个人项目“出土文物与文献视野下的六博传统游戏研究”（22VJXG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杨博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