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中的“谱系”与“源流”

胡伟

近年来，高校社会学专业培养日益重视实践教学环节。2023年7月，笔者和众多师生一起深入山东省曲阜市开展田野调查，积累了不少关于调查研究和实践教学的方法感悟，与学界同仁交流共享。

饮水思源 身临其境

当听农民讲吃水困难的问题时，有的同学不会追问其细节，因为他们很难想象夏天最热的三伏时节，每天用不上自来水是什么感受。而当地人看到研究者似乎无动于衷，便失去了讲述的热情。其实用水困难问题涉及很多复杂的因素，如村庄的地势和水管的失修导致水压不足。但水管为何失修，后来为何又修好了？老百姓为何对修好水管的新任村支书赞不绝口？这些故事若不追问便难以呈现。笔者老家的村子曾每年夏天断水一个月，此时听到访谈对象的讲述，笔者同情心起，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对方见状便讲下去了。

这个例子折射出行动者对研究者理解能力的反向考察。物理空间中研究者的身体在场，并不能自动开启行动者生活世界的大门。行动者会将研究者的身体特征作为“符号”进行一番解读，据此推断研究者与自己在何种程度、哪些方面是“类似的人”，进而根据这种相似性选择其讲述的内容。正如费孝通先生说的“我看人看我”，行动者试图在研究者身上寻找另一个“自我”。

研究者必须调用与行动者类似的身体感受，证明自己真正理解行动者并让其知晓，才能真正开启双向的“共情”，进而将调研现场从单纯的物理空间升格为社会—心理性的“情境”，才算最终跨入了生活世界的门槛。从现象学社会学的角度看，以共同在场的身体为媒介，主体之间实现了经验以及意义的交互，可以打破每个主体内部“自我指涉”的封闭循环，实现真正的相互理解。

源流一体 谱系交融

“文化空间”是这次调研的重点，传统的社会学分析思路是直接从现实的物理空间、事物、活动等“空间现象”中提炼出社会连带、社会结构、权力—利益格局等“空间本质”。然而，当地人生活的空间处在流变当中，导致“暂留”当地的研究者无法感知过去的空间现象。现象学社会学强调“空间现象”和“空间本质”之间还隔着“空间象征”，首先由长期在此生活的当地人对空间现象进行诠释，然后由研究者对诠释中使用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行意向性分析，最终找到其“指向”的学理上的空间本质。比如，在一位阿姨对婚丧嫁娶仪式这种空间现象作的诠释中，当地人固定邀请某些人担任主持的原因是他们“靠谱”。“靠谱”者以基层干部和村中长辈居多，而正式组织和非正式人脉便是其背后所倚靠的“谱”，指向了“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借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老师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使用的“趵突泉”的比喻，从“本源”所流出来的一个“整体”便是“谱”或谱系。“流”是繁衍、衍生之意，比如以祖先为本源可繁衍出血缘谱系，以位高者为本源可衍生出科层谱系。长辈和基层干部正好分属这两种谱系，故而“谱系”是一种空间本质。

若要理解行动者眼中的“谱”，研究者不妨反思学术思想本身，它与行动者的生活世界呈现类似的“谱”状结构。正如美国文化社会学家亚历山大（Jeffery C. Alexander）对“经典文本的中心地位”的强调，社会学需要不断“认祖归宗”，回溯自己的“根本源头”即经典大师们的理论。对中国社会学来说，费孝通先生等人居于“源头”。当笔者和学生从曲阜的基层干部口中听到“无讼村庄”的提法时，便感到《乡土中国》中的内容跃然于眼前；当笔者和学生在南京周边两次听到被访谈者主动跟我们谈起费孝通时，便感到过去的田野与当前的田野相遇。这几次经历都给我们带来学术谱系与生活谱系不期而遇的惊喜。

从更宏观、抽象的意义上说，“谱”便是处在流变之中的“存在巨流”，但流变不易察觉。只有以不同的“谱”或“流”的交互点作为参照展开反思，变化才能得到凸显。虽然生活与学术之“流”的碰撞被局限在调研现场这个短暂的“空间”或“情境”中，其引发的反思却可以超越此时此境。这种碰撞所产生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可以激发研究者对世道人心层层深入的理解，诉诸田野之外更深的文本功夫（textwork）。比如，学生们一开始很难理解曲阜当地人对婆媳关系的重视，尤其是基层司法工作者和调解员直接将婆媳和睦视为“溯源治理”的源头。后来我们留意到，当地人以“和为贵”来诠释这种看法，却不以“孝道”来诠释。“和”与“孝”同属儒家传统，为何人们选择了前者？我们诉诸文本寻找启迪。记得费孝通先生曾说，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私人关系的累加，那么何种私人关系更易累加呢？基于“孝道”的父子关系受家庭局限，相比之下，婆、媳各有其娘家人，而娘家人又有娘家人，可以在家庭之外不断累加，甚至涵盖整个社会范围。换言之，婆媳关系堪称社会关系的“源头”。但儒家传统还在更深层面施加影响，笔者的好友老沈反问：“难道媳妇不一起外出打工吗？”这提醒笔者注意到，几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仍在延续，而妻子接替在外打工的丈夫守护着这个大家庭。进一步反思发现，家里的“顶梁柱”以在外打工的方式缺席大家庭，这关联着社会变迁，即宏观的社会环境的流变。

知行合一 施报相成

田野调查不可急功近利。研究者若居高临下地寻求“标准答案”，往往难有实质性进展。社会学知识来自行动者向研究者“施惠”，而作为人之常情，研究者也要给予行动者回报。前述用水问题的例子已经告诉我们，哪怕只是听行动者“诉诉苦”，对方心里也会“舒坦多了”。

对生活在充满人情味的文化中的中国人来说，相互认识便是互惠的开始。从陌生到相识常用的技巧是，先给予陌生人一个家庭成员的称呼，这意味着研究者在当地人的“谱”中找到一个自我定位，为进一步的互惠创造条件。

相识之后，相互增长见识是进一步的互惠。这次调研期间，某机构人员拿出一段古文让我们念，里面有缺字，可能是从古碑上拓下来的。随后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刻之山河，存之千古。”在儒家文化传承千年的曲阜，各种碑刻随处可见，但直到此刻才引起我们的反思，文化研究不可忽略文字这一文化载体。而文字又有多种呈现形式，如刻在碑上、印在书上、刷在墙上、贴在墙上、晒在网上，其更新成本和传承时间也会有差异。显然，更新慢、传承久的文字，记录的必定是当地人认为重要的事情。后来我们看到“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刻在了某村口的大牌坊上，推断当地村民重视这句话，由此访谈得出很多精彩的故事。前述我们对“空间本质”的把握，也可视为行动者对我们在知识上的“施”。

相互知心则是更进一步的互惠。如某基层干部讲到了“农民上楼集中居住后，为了种菜铲掉绿化带”的问题，这马上引起笔者的共鸣：“收入有限，土地又流转了，种点菜吃也情有可原。”干部的眼睛里当即流露出“我们农民被理解了”的目光，在访谈结束后主动邀请我们去他家，这是关系更加亲密的标志。

农村社会学的研究者对中国人“内外有别”的行动逻辑已经作了相对深入的分析，这同样适用于田野研究，进入谱系内获得的知识与作为陌生的旁观者获得的知识不可同日而语。推动田野研究由“外”而“内”深入的动力在于互惠，由相识到相互“涨知识”再到相互知心，行动者与研究者的交换所附带之“情”越来越浓，而“共情”的层次也越来越深。总体而言，研究者所“报”总是小于行动者所“施”，唯有将此“施”升华为学理、记录为文本，惠泽将来的学者和民众，才算尽了“天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现象学社会学视角下的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与乡村振兴研究”（19BSH10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