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文化｜张伟：中华文化符号的文学书写

编者按：

为认真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打造“北疆文化”品牌的指示精神，推动“北疆文化”建设见行见效，内蒙古文联举办了“北疆文艺论坛”，组织区内外文艺理论家、评论家围绕“北疆文化”与内蒙古文艺开展学理性研究和阐释，力求为各艺术门类创作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本期推送《中华文化符号的文学书写——以长城、黄河为例》

张  伟

包头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北方，如果举出两种中华文化符号，我想，长城、黄河都是备选项。这两种意象的文学书写，汗牛充栋，梳理、阐发、弘扬之，也就有了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

长城的多种面相，在文学中能够得到更充分的表现。一方面，长城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为著名的中国象征之一，八达岭长城上各国游客游人如织，便是明证。另一方面，对于国人来说，长城还与一个悲惨的传奇故事密不可分，这就是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影响广泛而深远。我们今天讲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这个故事，就是人民立场，控诉劳役、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我愿意把长城这个军事防御工程与汉人的民居建筑四合院联系起来看，它们的共同点是封闭、闭锁，进而可以与民族心理联系起来。美国人散布“中国威胁论”，我们可以用历史来回答它，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华民族确实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是防御型的，而不是攻击型的。这样的解释，是顺理成章的，一点都不牵强。

历史讲究考据，文学是虚构的产物，因此，治历史者会轻视文学。其实，文学的真实通常称艺术真实，它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很复杂，并不能简单地分高下。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探讨过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文学与历史的区别在于，“一个描写已发生的事，另一个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因此，文学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性，意义更重大。”文学“所描写的事情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以长城为背景，且战且和，有时打打杀杀（战争），有时吹吹打打（和亲），后人以文学的观照方式，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笔墨。大家熟悉的，比如，《霍元甲》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比如毛泽东的诗句，“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胜枚举。

长城之为意象，意涵丰富。有时作为横亘北方的壮美景观，表现自然之美。杜甫有一首《登高》写到，“崔嵬极天垒，登远望京华。”长城像一道巨大的屏障，它的巍峨令人望而却步，又让人无限景仰。有时作为绵延万里的屏障，表现出强大的军事防御功能。对长城的描写，常常与战争的描写相结合。如岑参有一首也叫《登高》，“长城屹然湮古事，英魂归去汉襟咽。”有时作为边关文化符号，更多文化意蕴，融入了人民的生活和情感，民族的力量和成就，反映国家和民族自信的精神风貌。

长城不仅作为意象出现在抒情诗里，也出现在叙事类的作品里。胡刃的长篇小说《长城谣》，对长城做出了深刻的思考。这部小说是写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的，为什么取名《长城谣》呢？主人公活动的宏大背景，是汉武帝时期云谲波诡的汉匈关系，刀光剑影，明争暗斗，和亲与厮杀两条线索穿梭、交叉，演绎出一幕幕煞是好看的剧目。小说描绘出复杂多变的北方民族关系，有战有和，有分有合，交融与冲突并存。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同台表演，天衣无缝，浑然一体。

胡刃忠于史实，能够以现代意识透视历史，作品体现出正确的历史观。这尤其表现在他对长城的客观评价上。书名为《长城谣》，“长城”的修筑、修缮，无疑是重头戏。话分两头说，如果是抒情诗，把“长城”当作意象、当做文化符号来抒写，赋予它一些象征意义，本也无可厚非。长篇历史小说，作为叙事类文体的典型代表，认定长城就是战争的产物，就是民族冲突的产物，就是一个军事防御工事，还其本来面目，这样的去魅，是非常有价值的。作品借人物金日磾之口，宣达一个理念——长城能挡住匈奴地上的铁骑，和亲可挡住匈奴心中的铁骑，对长城的作用，做出了合乎实际的评价，同时也申扬了民族团结的主题，难能可贵。这对于今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镜鉴意义。休屠王阏氏虽是匈奴人，却深谙中原文化。说话时引用《诗经》里的句子，教弄儿背诵《中庸》，还告诫金日磾以《孙子兵法》进谏。受母亲影响，金日磾也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知行合一，身体力行，他简直就是儒家推崇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化身。

反对战争，呼唤和平，像音乐作品的主旋律，撞响黄钟大吕，贯穿作品始终。作者旗帜鲜明地颂扬和亲政策，及其所带来的边境稳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昭示，和平则国富民安，战争则生灵涂炭。在汉匈关系上，有三种选择，即打仗、招降、和亲，和亲的为上策。主父偃以平民的身份上书皇帝，表达反战思想，申明和亲才是江山永固的良策。《长城谣》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以文学的方式重估长城，引人思索。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的文学镜像，成为北方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重要原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两句诗，十个字，苍茫、寥廓、壮丽，“大漠”与“长河”对举，出现在同一取景框里，撞击出一种磅礴的气势。

中国古典文学以抒情文学为正宗，抒情短诗、精美短文，占据了中国文学的绝大部分版图。“黄河”多以意象出现在诗文中。“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字眼儿浅白而境界廓大，黄口小儿皆得朗朗上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这是我们内蒙古人读来倍感亲切的诗句，边塞雄风呼啸而来。在古代汉语语境中，单提一个“河”字，那就是黄河，“舍我其谁？”非它莫属。由此可见，“黄河”之为文化符号，影响之大，渗透之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如果编一部歌咏黄河的诗文集，那一定得是多卷本的，积存宏富，包罗甚广。

尽管如此，文化普及的工作，还有缺位。有一个段子，说有个歌舞团，到达拉特旗演出，《黄河大合唱》是主打节目。演员朗诵：“朋友，你见过黄河吗？”达旗老乡在台下齐声回答：“见过，额们家就住在黄河边上。”虽说是开玩笑，也表明，老乡还分不清地理意义上的“黄河”与文化意义上的“黄河”。让作为文学镜像的“黄河”走向民间，走向大众，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

五四白话文运动，把文学从“之乎者也”中解放出来，从佶屈聱牙的古奥中解放出来，文学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大释放，反映生活的深广度、复杂度都大幅度地提升了。这时，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文学，取代抒情文学跃居主导地位。黄河，也从诗意象，变成了叙述事象。

这里，我仅举几部代表性的作品，略作阐释。李准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就是一部具有史诗性的作品。1938年日本侵略军进入我中原腹地，溃退南逃的国民党军队贪生怕死，采取了灭绝人性的“以水代军”的办法，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淹没了河南、江苏、安徽三省四十四县，给中原大地带来了一场灭顶之灾。小说以此灾难事件为背景，描写了黄河两岸人民在这场大灾难、大迁徙中的悲欢离合和顽强斗争。历史场面惊心动魄，民族性格坚韧不拔，民族精神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后来刘震云又写了《温故1942》（冯小刚搬上银幕，去掉“温故”二字，电影就叫《1942》），写1942年黄泛区的旱灾，三千万灾民的饥饿记忆。也属于苦难叙事、灾难叙事，讴歌中华民族苦难兴邦的斗志。

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是一首雄浑的大河之歌。黄河母亲，是约定俗成的公共象征，张承志却直呼黄河为父亲，这固然有文学陌生化的审美考量，更属意于凸显雄性的阳刚和力度。在这里，黄河已不再是一条挟带黄沙的河流，其意义已超越本身的自然属性，显然，作家是把黄河作为一个抽象化的父亲来崇拜的。

现在，内蒙古自治区提出建设“北疆文化”，作为内蒙古地域文化标识的大概念，统摄幅员辽阔、丰富多彩的诸多文化元素，是具有巨大的包容性的。文化的命名，有的抓住自然地理特征，如草原、大漠，有的从方位上命名，如朔方、漠南、北疆，带个方位词。我们这里，通常表述为“游牧农耕交错地带”、“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都可以纳入到“北疆文化”里来。交往交流交融，且战且和，异质文化的相互渗透，形成文化的新质，推陈出新，推动着中华文明的进步。这些都将成为我们今天进行文化建设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

黄河流经内蒙古这一段，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文学表现，我们呼唤，尽早有史诗性的大作品问世。研究与创作齐头并进，我们也要更加自觉地加强对黄河文学镜像的研究。特别是在文化旅游产业开发中，或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表现贫弱，或者干脆付之阙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黄河的文学镜像，不能像蛋糕上的酥皮一样，只作为景点的点缀，而应该视之为文化灵魂，全方位、多渠道、立体式地植入文旅系统中。不仅有文字的，还要有影像的；不仅有静态的，还要有动态的；不仅有平面的（如绘画），还要有立体的（如雕塑），等等。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规划，多学科协同，大手笔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