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

现代化为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创造了部分条件，但也对乡村文化进行了冲击。在现代化进程中，理性、效率等为代表的工业文明成为支配现代社会的主要理念，同时也使得人类文明陷入韦伯所说的“理性化的牢笼”之内。各国的历史和实践证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一国是完全照搬传统文化，也没有一国会完全抛弃传统文化，现代化过程往往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与再造。

（一）乡村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主要理论观点

对于现代社会中乡村命运的争论，激进的观点认为以乡村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明难以与科学、技术、理性等融合，无法保证民族国家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胜出；另一些相对温和与反思的观点则认为如果完全抛弃传统的乡村文化，无论一国经济、科技、军事力量发展到何种程度，最后都难以真正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

一些学者认为：人类文明进入工业化、城镇化的新阶段后，传统的乡村文化不再具有显著的价值，应该被摈弃。在近代中国，“五四”一代的思想家对传统文化主要持批评和摈弃的立场，例如胡适、陈独秀等人开展的“新文化运动”从语言上推广白话，摒弃文言文。在现实中，乡村文化与现代化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在实际操作中，决策制定者往往会遇到矛盾，甚至产生冲突，解决途径一是对已经没落的传统乡村文化进行脱离实际的“重现”，又或是乡村文化彻底被现代化城市文明取代。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乡村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其显著价值。乡村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融合基于地方文化的认同。“地方造就文化”，文化出自本地的各类资源；与此同时，“文化也造就地方”，文化授予地方发展的新的活力和方向。近代以来的一些思想家不认同完全摒弃以乡村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要反思和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重视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再造与传承。例如，洪仁玝重视改造乡村农民文化观念；严复在翻译约翰•密尔《群己权界论》《论自由》时，力求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找到能够与近代自由对接的要素，“挽近欧西平等自由之旨，庄生往往发之，详玩其说，皆可见也”。在严复看来，近代思想家所说的令西方国家富强的自由平等，是中国思想传统中本来就有的。梁漱溟在理论和实践上鼓励开创乡村建设新局面：“希冀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认为人类最终会走上中国“向内求索”的精神道路。他们似乎都看到了问题但没有找到解决的钥匙。值得一提的是，钱穆在为抗日救亡而撰写的《国史大纲》中，以鲜明的民族文化立场表明了自己学问的宗旨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即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肩负起民族文化托命的责任。钱穆已开始把民族、文化、历史三者联系起来考察，他认为民族的复兴即是本民族文化自身的复兴，而民族文化的复兴则有赖于对过去的历史作清醒之认识。钱穆的观点代表了近代中国思想家中重视和珍视传统乡村文化的一派，他们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寄希望于通过传统文化的再造来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富强与振兴。

（二）乡村文化与现代化的融合：乡村文化产业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

传统村庄村落是社会历史的重要见证者和文化的传承者，我们可以从中感受乡村文化的深远价值，是古人的智慧结晶，对当代乡村人民乃至整个社会起到激励作用。对传统民俗文化、传统民族艺术的继承和弘扬，都会极大地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建设中的整体性发展。

文化产业起源并发迹于城市，进入到21世纪，文化产业的发展延伸到了乡村。越来越多的都市人正在转变着他们的消费理念，一成不变的文化商品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人们更加追求优美的自然风光、淳朴的风土民情、独特的名胜古迹和珍贵的乡村生活体验，这些文化恰好符合了现代大众的需求。文化不应该只专属于城市居民，乡村居民也应当参与文化活动和使用文化设施。

乡村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可以为农村和农民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进而带动乡村经济的繁荣发展。在现代化语境下，发展乡村经济不能仅仅依靠农业，乡村经济的产业和产品架构里也不应该只有农业和农产品。诸如文化旅游、休闲娱乐、康养医疗、互联网＋、文化展演、研学体验、民间手工艺等多样化的产业形态都可以融入到其中。

（三）各国乡村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融合与发展

1.亚洲地区

亚洲地区以日韩乡村治理和传统文化传承模式最为典型。日本的“因地制宜型”和韩国的“自主协同型”具有可借鉴意义。二者较为显著的特点是致力于发展经济，缩小城乡差距，强化乡村传统文化地位。1995年，日本提出了“新农村发展”的概念，这个活动就是所谓的“造村运动”。日本政府积极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造村运动”，并注重发挥农民的自主性，采取了各种方式提高民众的综合素质。日本“一村一品”模式实践下的乡村充分挖掘利用地方资源，尊重地方特色，立足自身发展，鼓励居民自力更生，通过对传统工艺品、农产品等当地特色产品进行一系列深加工创新性发展，培育了独具特色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塑造品牌面向全国进行宣传推广，并在农村地区开展一系列文化活动，积极探寻农村文化的价值。

韩国在“新村运动”（“新农村建设运动”）中非常重视挖掘韩国农村自身的文化资源，积极推行以农民自主和政府支持相结合的模式，其核心目标是实现所有公民的长期有意识的行为，激发村民有奉献、勤奋和自助的精神，改变农村经济落后的现状和改善乡村人民生活环境。一方面，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与农业知识文化素养，重视挖掘韩国农村自身的文化资源，开展乡村教育设施建设，激发村民对乡村建设的自主奉献精神。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积极推进乡民生活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有效促进了乡村的现代化。

日韩模式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不断对农村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行思考，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教育活动，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推动乡村文化进一步得到发展，从而促进乡村人民文化素养的不断进步。

2.北美地区

北美地区乡村治理和传统文化传承模式主要包含美国的“城乡共生型”和加拿大的“伙伴协作型”，力求通过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来提高乡村整体发展水平，推进城乡文化的融合性发展。其中，“城乡共生型”模式强调推动乡村经济，促进“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20世纪初美国就己经开始着手建设乡村文化，美国当时乡村文化建设更关注乡村基础设施的改善，通过基础设施的改善来提高农民的素养。美国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非常重视文化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而且还非常关注文化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关系。到20世纪中期，美国开始制定一些法律法规以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让环境保护和文化建设有规可循。美国政府强调富有个性化的乡村建设，实质是通过分流大城市的人口来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注重提高城镇生活环境，结合区位优势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加拿大为了提高乡村社会的活力，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在乡村推行“协作伙伴计划”。该模式中，政府充分协调各部门的关系，与乡民形成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建立跨部门农村小组支持和解决乡村问题，定期在多地开展农村学习交流会议，借鉴其它地区有效的治理经验，共同致力于乡村振兴的目标。

3.西欧地区

西欧地区乡村治理和传统文化传承模式以德国的村庄“循序渐进型”、瑞士的“生态环境型”、荷兰的“精简集约型”以及法国的“综合发展型”为主要典范。这些模式的主要共同特征是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以维护乡村原有的生态环境、自然景观为前提，把乡村的传统文化价值、整体生态环境、风土人情等要素提升到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对乡村实行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划和管理。例如，德国在二战期间重视乡村文化建设，开始推行“巴伐利亚试验”，用“对等”的理念去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教育农民从内心深处主动为家乡建设服务。从1990年开始，法国文化部和农业部部长共同提出：“文化不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并在1995年颁布的《领土规划与发展指导法》以法律的形式指明了乡村复兴区的文化战略，明确了文化发展对乡村复兴的促进作用。西欧各国在大力保护本土文化、建设乡村公共文化的同时，积极呼吁社会各界协同保护本土文化，继承和发展乡村传统文化，实现乡村综合效益的提高，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

总的来说，从20世纪后期到现在，由于经济的发展，农村和城市在物质生活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区别，国外的乡村文化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开始将提高居民的整体素质作为核心内容。各国在乡村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视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价值的追求，都强调了传统乡村文化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推动作用，在保护与传承乡村传统文化所承载的深厚底蕴的同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赋予传统乡村文化新的内涵和展示形式。分析有关国家在乡村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融合与发展的案例、模式，我们可以发现乡村的发展从“补短”变为“扬长”，乡村和城市之间不再采用无差异竞争，而是注重提高乡村对于人们的吸引力，发挥独有的特性，并从中获得启示。

作者：李飏（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