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期间，我国文化事业与产业蓬勃发展，从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海外巡演引发热烈反响，到电视剧《山海情》在多国播出收获广泛共鸣，再到各类数字文化产品吸引全球数以亿计的用户，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在世界舞台上璀璨绽放，“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大，为世界文明百花园增添了绚丽的东方色彩。
面向未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旗帜鲜明地提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对文化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如何从理论高度深刻把握其核心要义，从实践层面系统总结成功经验，精准谋划未来发力方向，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到“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一词之变，蕴含深意。“进入‘十五五’时期，党中央将文化建设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中统筹谋划，尤为注重文化在社会发展中所能激发的强大效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提出，这一表述的变化，深刻反映了传播中华文明亟须提质增效的时代呼唤。其中，关于“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是统领文化建设各项工作的总纲。“‘四力’的提出，首次清晰界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发挥的社会效用，使其思想内涵和精神价值的国际传播导向更为明确，也为未来五年的文化传播工作确立了更高、更全面的标准体系。”胡正荣说。
中华文明崇尚和合共生的智慧，恪守仁义礼智信的准则，历经现代转型与创新性发展，对于应对当今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志洲谈到：“在长期由西方文明主导的国际文化格局中，中华文明要重现其应有的辉煌与影响力，需要主动的战略谋划与有效的传播实践。其本身所具备的独特文明特质，正是我们进行有效传播的根基所在。”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钰进一步阐释，探究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不仅在于确认其自身的卓越价值，更在于向世界阐明其为丰富人类文明谱系、推动人类进步事业所能贡献的智慧与方案，旨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助力世界文明百花园更加繁荣兴盛。
对自身文明特质的深入探寻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相辅相成，二者共同构筑了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坚实理论支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分析认为，之所以突出中华文明在国际传播中的主体地位，正是因为文明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最独特的文化基因。唯有当这些特质被国际社会深入理解时，才能有效突破西方话语体系中固有的刻板印象，构筑起真正坚实、富有韧性的国家文化软实力。
《建议》针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具体部署，为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提供了清晰的路径指引。多位受访学者提出，“加强重点基地建设”“加强区域国别研究”“鼓励更多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等若干新部署尤需关注。中国传媒大学教育部国际传播联合研究院副院长姬德强认为，明确提出加强重点基地建设，既立足当前需求，又着眼长远发展，将成为增强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战略支点和长期支撑平台；将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创新性地纳入国际传播中，为实施精准化、差异化国际传播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鼓励更多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则体现了国家层面对于企业作为传播主体地位以及市场传播逻辑的高度重视与战略规划，通过政府引导、市场驱动与民间参与的协同发力，国际传播工作的系统性和效能将得到显著提升。
回望“十四五”，我国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方面成果丰硕，实现多点突破。一批承载中华文化精髓、展现当代中国气象的文化精品走向世界，同时在学术研究、传播载体、交流机制等领域亦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十五五”时期的国际传播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在生动实践中愈发坚定。
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捷报频传，国际考古合作走向深入，中国在守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方面的努力与成就获得国际社会认可；优秀国产影视剧、文创产品等原创文化精品屡创“爆款”，“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蓬勃的时代活力；各类国际人文交流活动频繁活跃，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世界面前……胡钰表示，这些都是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显著提升的生动注脚，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三大特点——传播内涵更加聚焦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与外向表达，传播手段更加依托科技与多元媒介，传播主体从官方主导扩展到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群众共同参与、协同发力。
聚焦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持续深耕，围绕古籍整理与传统知识体系梳理、跨文明对话与比较研究等领域，产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深化了国民的文化认同与自豪感，更为当前‘去霸权化’背景下思考不同文明如何和平共存、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让国际社会看到一种超越西方功利主义、基于东方智慧的文明理性与解决方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栋如是评价。
在人文学术交流层面，我国已建立起相当规模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与高层次学术对话平台。世界古典学大会、世界中国学大会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学术盛会相继举办，极大拓宽了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渠道，使其得以更加多元、立体、权威的形式参与全球文明对话。胡正荣表示，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交流凭借深厚的学理深度和理论穿透力，致力于向世界揭示中国发展奇迹背后的文明逻辑与价值支撑。
数字文化产业的异军突起，也成为一大亮点。多位学者表示，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新三样”凭借数字化、易传播、强互动等特点和持续的内容创新，日益成为触达海外受众、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姬德强分析，“新三样”的快速崛起和成功出海，充分发挥了数字化载体具有的轻量化、低成本、高渗透性以及基于数据算法的精准推送等优势。
“十五五”时期，进一步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需要社会各界，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界发挥独特优势，深化理论研究，为构建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体系提供学理支撑。
“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不仅是一个技术性或叙事的问题，更深层次上是知识体系构建与竞争的体现。”在王栋看来，破解当前国际舆论场中某些固有的结构性困境，必须着力加强对中华思想文化宝藏进行“哲学化的转译”与“学术化的构建”，形成一套既能准确表达中华文明精髓，又能与西方社会科学体系进行有效对话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使中国思想真正成为全球知识界可理解、可借鉴、可发展的思想，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塑造人类文明未来贡献东方智慧。
具体而言，需要更精准地提炼和展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契合点。胡正荣提出，应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其深厚的文明底蕴之间的内在联系，推动国际认知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再到“知其所必然”的深化与飞跃，从而实现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深层情感连接与价值共鸣。
在实践操作层面，进一步扩大和深化民间交往，是打破西方舆论壁垒和偏见滤镜的有效途径。程曼丽举例说，一些外国视频博主通过实地直播、亲身探访，向本国观众展示中国的发展实况。“眼见为实”的直观感受，往往比程式化的宣传更具说服力。
如何更好地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相结合？张志洲认为，要在坚定秉持文明平等、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原则下，善于寻找和运用共同认知、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共同平台等纽带，不断扩大国际社会对中华文明的了解、理解、尊重乃至认同。在这一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界肩负着不可替代的时代使命。
从“十四五”的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十五五”的系统深化、质效并重，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建设已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承继既往宝贵经验，聚焦关键环节补齐短板，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界与文化产业、对外交往等各领域协同并进，必将推动中华文明以更加自信从容、开放包容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为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